万亿城市是地级市的荣耀，千亿县则是县域经济的巅峰。
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仅有62个站上了“千亿县”的高地。
它们以1.3%的国土面积，撑起全国7.8%的GDP，堪称中国经济的“隐形冠军”。2024年，山东滕州、安徽长丰、江苏新沂新晋入列，千亿县版图再次扩张。
这场县域经济的角逐中，东部强者如云，中西部黑马频出，但也有省份至今挂零。它们的命运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密码？
东部四省“垄断”八成席位，昆山江阴一骑绝尘若将千亿县比作“县城中的清北”，江苏无疑是“状元省”——坐拥22个千亿县，昆山、江阴更是突破5000亿大关，经济总量超过兰州、海口等7个省会城市。
昆山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江阴的上市企业数量堪比地级市，两地GDP若单独参选城市排名，能挤进全国前60强。
浙江、福建、山东紧随其后，义乌的小商品、晋江的运动鞋、慈溪的小家电，撑起了沿海制造业的黄金走廊。
这些县域的崛起，离不开“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基因：从乡镇企业起步，靠外贸打开市场，最终形成“一县一产业”的格局。
例如晋江，一个县级市诞生了安踏、特步、361°等50多个国货品牌，承包了中国人一半的运动鞋柜。
中西部逆袭：要么靠煤，要么靠省当东部县城在产业赛道狂飙时，中西部千亿县走出了另一条路——要么“家里有矿”，要么“背靠大树”。
陕西神木、内蒙古准格尔旗是典型的“煤海明珠”。神木年产煤炭超3亿吨，足够装满5000列火车，其所在的榆林市，GDP已超过西安之外的整个陕西省地级市。
贵州仁怀则靠一瓶茅台酒“醉倒”天下，茅台镇贡献了遵义市七成GDP，让这座西部城市有了叫板省会贵阳的底气。
省会“嫡系”县城则是另一类赢家。
长沙县坐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两大机械巨头，工业产值占长沙全市三分之一；合肥的肥西县因引入比亚迪超级工厂，一年GDP暴涨10.6%。这些县城虽未撤县设区，却早已与省会经济血脉相连。
广东四川为何“挂零”？强区与强省会的代价令人意外的是，经济大省广东与四川至今没有千亿县。
广东的答案藏在“消失的县城”里——曾经的顺德、南海、番禺等经济强县，早已变成佛山、广州的市辖区。
珠三角的“无县化”战略，虽造就了万亿级强区，却也留下粤东西北县域的断层。
四川则是“强省会”模式的缩影。
成都一城独揽全省38%的GDP，地级市尚且难以突围，县域更显弱势。
但转机正在出现：宜宾凭借宁德时代落户，GDP五年翻倍；射洪市依靠锂矿资源，成为西部“锂都”。
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或许能打破四川千亿县的僵局。
千亿县之外：1800个普通县城的生存真相当人们为千亿县喝彩时，更多县城正面临残酷现实：
全国近七成县域人口流失，青海玛多、山西娄烦等地常住人口不足5万，甚至需要合并行政机构才能维持运转。这些“收缩型县城”被迫转型——山西石楼县将12个党政部门合并为5个，甘肃舟曲县将事业单位缩减30%，一场“县域瘦身运动”悄然展开。
但危机中也孕育新机。
广东徐闻县靠一颗菠萝年入25亿元，福建古田县用银耳做成百亿产业链。
农业大县正用电商和科技重塑竞争力：砀山黄桃直播带货日销万单，五常大米用区块链技术防伪。
这些案例证明，县城未必需要追逐千亿规模，找准定位同样能破局。
分化时代：没有一种模式能通吃天下从昆山的流水线到神木的煤矿，从义乌的货柜到仁怀的酒窖，千亿县的故事各不相同。
它们的成功揭示了一个真相：县域经济没有标准答案。
东部靠产业升级守住优势，西部用资源禀赋实现逆袭，都市圈县城借势腾飞，农业县则需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未来的县域竞争，注定是一场多维战争。
当大城市吸走人口与资源，县城要么找到独特生存法则，要么在收缩中艰难转型。千亿县的光环固然耀眼，但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产业生生不息的，才是真正的好县城。
（本文部分引用图片来自国民经略，如侵联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