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有哪些缺点？（一）不能治乱世乱世出英雄，乱世出强人。儒家是维稳的神器，却无平定乱世之长。儒家读书人说，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都可以，平天下却不是儒家的特长。治乱要靠法家、道家和兵家。（二）维护封建等级制，窒息自由思维儒家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必然要神化帝王，实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不论皇帝聪明还是愚蠢，是英主还是庸才，只要是皇帝，那便是天子，便是圣上。孔子相信性本善，“仁义”是人的本性，老子认为这种说法夸张不实，而更相信万事万物的“恒道”，也即规律。老子更指出，孔子违背道而去鼓吹夸张的“仁义”，反而把人们对人性的真实的认识给弄乱了，而且在未来有可能会给后人带来极权专制的大麻烦。老子说了啥？老子是说，你孔子满口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只不过是控制人的自由思维、奴化人的“心灵鸡汤”而已，根本就没有哪个客观自然规律（道）做你的理论基础。遵循着本性以做人处事才能叫做道。老子认为仁礼义是虚伪的，愚民的，不符合道的。儒家只有说教，没有理论依据。孔子也讲道，就是德，就是君子之德，就是仁义。孔子就是网红大博主。孔子与后世的儒家也有区别。儒家提倡“仁政”。司马迁写《史记》为宣扬禅让制，创造了事实上不存在的尧舜禹禅让神话。禅让的宗旨是“让贤”。儒家有伪善的一面。鲁迅《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是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愤怒揭露。鲁迅的说法虽然有一点偏激，不够辩证和全面，但够得上一针见血。事实上，愚民不是儒家的专利，道家、法家、佛家以及中外各种宗教，都带有浓厚的愚民色彩。清戴震评程朱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打着道德的旗号吃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是儒家的最大问题。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大清国人人有病。什么病？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是病态的。主子的性格五花八门，奴才的形态千篇一律。林语堂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笼子里出生的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孔子时代正是奴隶制没落，封建社会开始兴起的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 年），正式进入封建社会。少正卯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代表，孔子是奴隶制代言人。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孔子当了鲁摄相，为政七天就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一旦权力在手就大搞一言堂，不许有不同思想存在。孔子宣称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荀子·宥坐》篇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知识越多越反动），二曰行辟而坚（不走老路走新路）；三曰言伪而辩（常发表不当言论）；四曰记丑而博（揭丑抹黑挖墙脚）；五曰顺非而泽（不认错不思悔改）。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儒家学说占据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之后，常常篡改别人的著作和历史，《道德经》也没能逃过其魔掌，被儒家篡改得一塌糊涂。只要看到《道德经》第一章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而不是“道可道，非恒道”，就可以断定是儒家的篡改版。春秋笔法是孔子在编写《春秋》时首创的写作手法，目的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其特点是不直接阐述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褒贬态度，而是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方法、词汇选择和材料筛选，委婉而含蓄地表达作者的真实立场。春秋笔法，按儒家自己的说法，就是微言大义；按我的说法，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是官样文章。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春秋笔法体现了孔子以史育德的良苦用心，却违背了撰写史书应当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的春秋笔法相反，董狐直笔则是秉笔直书，尊重史实，不阿权贵。“道可道，非恒道”的意思是，在宇宙中，万事万物都遵循一个共同的规律即道，因而道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说的，但是，对于某个特定的具体的事物来说，又都有其自身特定的道，而且事物不是恒久不变的，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个别事物的道太多了，因此是没法说清楚的，也是说不完的。老子要创立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因此在《道德经》里，从来不说总的道就是《易经》的阴阳之道，即道是不可说的，但道家和道教人士都把阴阳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精髓。“非常道”的意思是非寻常之道，“非恒道”的意思是非恒久之道，两者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晋朝王弼把“大器免成”改成了“大器晚成”。“大器免成”的意思是，真正的大器是浑然天成的，是自然的，是不需要人为合成的，而人为合成的器，就是再大也是小器。“大器晚成”是指大的材料需要长时间后才能做成器具，用来比喻能担当大事或作出大事业的人成就比较晚。又譬如《道德经》中的“法古”，考古发现原版是“法今”，篡改了一个字，意思完全相反了。法今是法家的思想，法古是儒家克己复礼的理论依据。尧舜禹的禅让制是不存在的，也是儒家捏造出来的，正史《史记》做了最完整的记载。尧舜禹是真的禅让吗？尧舜禹继承王位不是禅让，而是逼宫。所谓的禅让，其实是血淋淋的政变。谁会傻到真的把禅让当真，放弃好端端的王位，将历代积攒的权力和财富送给外人？《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汲冢书》：舜放尧于平阳。《荀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是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尧是帝喾之子。挚在位时，因不善，尧联合部落长老逼宫，不得不让位于尧。舜受到父亲和后妈的虐待，很善于隐忍。尧在统治末年，年老体衰，舜声望很高。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尧要流放舜，舜逃回来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和儿子丹朱，后来杀了尧和支持尧的鲧。舜任命鲧儿子禹治水。禹通过治水掌控了各项大权，软禁太子商均，舜逊位后被流放到苍梧之野，死于蛮荒之地。禅让成为政变合法的幌子。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得手之后说：我现在终于知道尧舜禹时候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宋太祖赵康胤夺取后周帝位、王莽篡汉、司马昭篡魏都打着儒家倡导的“禅让”旗号。战国时期，燕王哙受谋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将军市被和太子平攻打子之，双双阵亡。齐宣王乘火打劫，子之和燕王哙都被杀死，禅让制彻底破产。禅让制还有另外一种更靠谱的解释。综合考古成果和史籍记载，可知禅让制确实是存在过的，但不是儒家所宣扬的让贤，而是迫不得已的轮流坐庄。距今四千多年以前，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有四大集团，即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集团（黄帝部落联盟）、山东半岛的东夷集团（炎帝部落联盟）、长江中游的三苗集团（蚩尤部落联盟）和东南沿海的百越集团。华夏集团为了联合东夷集团共同打败三苗集团，就商定了双方首领轮流担任天下共主的政治制度，与被禅让的人是否贤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华夏的尧传位给东夷的舜，舜又传位给华夏的禹，禹应传位给东夷的伯益，但禹死后，禹的儿子启杀了伯益，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就此终结。禹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集团的首领，并接舜的班，并不是靠治水的功劳。禹治水成功之后，舜给他的奖赏只是赐姓姒，氏有夏，列土封侯，封地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统治中心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王城岗）。舜乘三苗大乱之机，命禹带领军队打败了三苗，禹得以掌握了武装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而取代舜成为天下共主。禹表面上先后指定东夷的皋陶（先亡）、伯益为自己的继承人，却把军权交给了儿子启，禹死后，启杀掉了合法继承人伯益，建立的夏朝，从此家天下取代公天下，世袭制终结禅让制。儒生学了儒家经典之后，只是学到了一些道德教条，并不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问。被儒家洗脑之后，人们的思维被完全禁锢了，对权威和权力唯唯诺诺，思想和行动不敢越雷池半步，丧失了自主创造力和独立批判精神，变成了愚忠愚孝的迂腐之人和逆来顺受的奴才。这就是从汉朝到清末，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拍不出好看的科幻大片？写不出精彩的侦探小说？画不出美妙的漫画？道理不言自明。（三）违反人道，禁锢人性宋明清的儒家学说走向极端，知识分子变得迂腐、懦弱，社会死气沉沉。女性地位地下，推行裹小脚，摧残身心健康，迫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妇女缠足最早开始于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时期。宫中有一个叫娇娘的妃子缠足后翩翩起舞，有类似于高跟鞋的作用，丰姿绰约，舞姿优美，婀娜多姿，千娇百媚，李煜非常喜欢，深受李煜宠爱，引得其他嫔妃也纷纷效仿，裹小脚一时成为时尚。宋朝时候，民间妇女也争相效仿，缠足之风愈演愈烈，把“三寸金莲”作为女人美的标准，男子求偶也将大脚小脚作为衡量女方美丑的标准之一。古代是男权社会，男人的审美观必然影响女子的行为，于是，女子只好忍痛裹足了。女子缠足一般在四、五岁开始，要耗时三、四年，给女性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可谓“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仅仅因为李后主的一时心血来潮，这种陋习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天然脚是自然美，小脚是畸形美，实际上看起来一点也不美，很可怕，很丑陋，裹小脚真是太变态了。女人裹小脚不是儒家的发明，也有女人自愿的部分因素在里面，但“三寸金莲”是封建士大夫的病态审美观，这也是客观事实。女人裹小脚有利于维护男权，这才是本质。扈三娘又高挑又美貌，武功又高，宋江却看不上。宋江虽然连秀才也考不上，只是县里小吏出身，个子又矮，皮肤又黑，却自认为也是封建士大夫，才高八斗，扈三娘的大脚，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丢不起这个脸。这就是宋江不娶扈三娘的真正原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许自由恋爱。他们不但篡改其他学派的经典，也篡改儒家经典，把“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篡改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忠君就是爱国。存天理，灭人欲，天人合一变成只认天不认人，给人类套上精神枷锁，杀人不见血。奴性思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谚语说：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是为不孝。这是对三纲五常的精准概括和真实写照。三纲五常之说，起于董仲舒，完成于朱熹。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五常是三纲的具体化，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三纲五常的核心是无条件服从上下关系，成为封建统治者奴化人民的工具、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朱熹指出，“仁”是“爱人”、“人道”，表现为恻隐之心；“义”是承担合理的责任，表现为知羞恶；“礼”是道德约束，表现为恭敬；“智”是指知识，表现为明辨是非；“信”是信任、诚信，表现为忠信。朱熹认为，如能掌握天理，恪守三纲，拥有“五常”，人们都能有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社会将会安定、和谐。这也正是朱熹的“三纲五常”之说的目的所在。压制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天性，反对婚姻自由。儒家学说使人变得文明，社会稳定，但束缚思想，变得迂腐、懦弱，社会死气沉沉。孔子：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世上没有天生的大善人或大恶人。社会人好比是一枚硬币，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都是善恶同体的。人有向善的愿望和行为，向善既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后天的道德教育和文化熏陶的结果，同样道理，向恶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同时也是后天生存竞争的结果。孔子把人们向善的良好的愿望当作了人性本善的真理来鼓吹。孟子也主张人性本善。宋、明儒家增加了许多伪装的东西，比如“天理”。儒家学说忽悠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使得中国人缺乏对事物事理的本质的判断能力。人类心中最阴暗的东西是为了谋利而丧失良知，枉顾法律和道德，不惜同类相残。（四）阻碍科技发展儒家是一种专制主义教育或奴性教育，与民主自由思想格格不入，带来的后果就是国民养成了媚上唯上唯书的思维习惯、性格特征，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儒家教育实质上是关于人与社会的伦理学训练，无助于科技发展。儒家学说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学问，也不是科学理论，没有真正的科学思维，只是道德规范、道德说教。儒家学说经常把关联关系、并列关系当做因果关系，把结论当做依据，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说服力不足，常常强词夺理。例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是递进关系，儒家却把它们当做因果关系。儒家学说的目的无非是，一切为了现实的、社会的生活，为了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稳定。我们的文化传统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先王之道备矣，不提倡怀疑、批判、思辨和实证。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四大发明是技术，不是科学，何况与儒家学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说儒家学说直接催生了四大发明。儒家从来也没有教人如何练兵打仗保家卫国，如何种地养畜养活全家，如何做工造屋修路建桥，如何看病治病救死扶伤，如何开厂开店赚钱做生意，这些事情儒家自己也不会。儒家虽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建功立业，但其真实目的不是去开天辟地，闯荡江湖，而是为了中科举做高官吃皇粮，做官成为读书的唯一目的。儒家实际上啥也不信，就信读书做官。仗义多是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儒家把科学技术污蔑为奇技淫巧，视奇人异士为鸡鸣狗盗之辈。中国历来“重道轻艺”，士农工商，轻视工商业。儒家奴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文化、体制僵化，禁锢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能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主力。农耕文化有利于人口集聚，智商进化快。中国人历来强于应用科学。中国人创造了最精辟的语言和文字，除了四大发明以外，公元前四世纪《周髀算经》已有分数计算、方根求法、等差级数，公元前400年发明了炼铁的风箱，东周发明了铁犁，公元138年张衡制造了“地动仪”，汉朝初年就有了钻井术，公元200年就有了水密舱技术，最迟在西汉时期就发明了马镫。说出来，你可能根本不相信，西方人歧视中国到了严重无知的程度，绝大多数西方人根本就不承认四大发明属于中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虽然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却充满了西方人的优越感。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有准确纪年的时间为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即使到了清朝，中国人还把西方人看做是野蛮人。中国真正开始落后于西方，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1636——1912年）。在西方，爱琴海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字母（无元音）。腓尼基字母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它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派生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派生出英文字母、发文字母、德文字母等。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是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现在英语国家的人不认识莎士比亚的原文，是因为现代英语产生于1500年，现代法语也产生于1500年，原因是直到十四世纪，中国的造纸术才开始批量应用于欧洲。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到造纸技术的，最早接触纸和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是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和黑人混合的后裔，穆斯林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1150年，穆斯林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作坊。1276年，意大利在蒙地法罗建成第一家造纸作坊，生产麻纸。法国于1348年在特鲁瓦建立第一家造纸作坊。造纸技术传入英国更晚，直到15世纪才有了第一家造纸作坊。瑞典、丹麦、挪威分别于1573年、1635年、1690年建立了本国最早的造纸作坊。到了17世纪，造纸业才算普及到了欧洲各主要国家，但造纸技术只能达到中国宋朝的水平，直到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02月12日--公元1796年02月08日），才由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画成图寄回巴黎，窃取了中国的先进造纸术，再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公元5世纪后期到公元15世纪中期），欧洲只有莎草纸和羊皮纸。莎草纸是用莎草压制而成的，羊皮纸是用羊皮裁剪而成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一本书的价格比现在市中心的一套房子还贵，平头百姓不吃不喝，劳作一生，也买不起一本圣经。在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前，欧洲几乎谈不上有正儿八经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有的只有圣经和石刻文物。1221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攻占波斯，把印刷术带到了波斯首都塔布里兹，用雕版印刷术印刷，然后转播到欧洲。14世纪末，德国纽伦堡开始印刷宗教版画，意大利威尼斯成了印刷圣像中心，15世纪，古腾堡在改良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掌握了快速排版印刷技术。正是因为普及了纸、印刷术，人人买得起圣经，知识不再是教会的专利，发现原来教会说的赎罪券、谁是异端之类的话都是骗人的，才有了文艺复兴，有了文艺复兴才有了宗教改革，产生了新教。正是有了中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的加持，欧洲才有了大航海时代，才开始殖民全球，才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后面的一切无从谈起，欧洲人说不定到今天还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里苟延残喘，还谈什么工业革命。西方人现在居然不承认四大发明是中国的，实在是忘恩负义，傲慢无知。欧洲由于气候、地理的原因，无法发展出发达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对立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阴阳调和，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三大定律，标志着现代科学的诞生。这一年是康熙五年。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此时清朝即将覆灭。之后物理学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中国才开始有了科学的概念，西方比我们至少早起步了232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缓慢的科技发展，直到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才迎来了科技的爆发期。截止到2008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截止到公元1500年，中国有30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占总数的3%，占同时期的18.4%。公元1500年以后，全世界有838项，中国一项也没有。包括蒸汽机、发电机、电灯、电话、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电动车、拖拉机、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高铁、电池、电脑、电视机、互联网、二维码、玻璃、水泥、温度计、化肥、数码相机、耳机、手机、青霉素、电饭锅、望远镜、显微镜、打火机、味精等在内，我们能够找到的科技产品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发明的。西方科技之所以长期领先于我们，之所以强于基础理论创新，原因是经济形态、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综合国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所导致的，而不是我们的智商比西方人低。资本是第一资源，只要有了资本，就会有人、财、物各种资源，就会有科技的发展。西方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殖民运动、侵略战争，率先积累了原始资本，这才是西方科技发达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我们的智商非但不比西方人低，还要高出他们一截。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资本的积累，我们的科技反过来超越西方也只是时间问题。公元1500年是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呢？这跟程朱理学的关系很大。理学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此时，中国的文化、体制僵化，禁锢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抑制企业家精神，变本加厉。平时空谈误国，临事一死了之，程朱理学实际上是亡国之学。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后来的阳明心学，都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主张以外在的天理来规范人的行为，是客观唯心主义；阳明心学则主张通过内心的自省达到知良知，是主观唯心主义。它们对中国科技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在16世纪以前，世界上重大科技成就发明创造约有298项，其中173项是中国人发明的，占58%，16世纪以后却没我们什么事了。这是否可以证明儒家思想有利于中国科技及世界科技的发展了呢？答案是恰恰相反。儒家学说是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农耕文明、熟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本质上是伦理道德，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提倡有等差的仁爱，服从封建帝王的统治，促进社会稳定，与自由、求知、创新的科学精神是极不相融的，不能为工业革命、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合适的土壤，因此，中国的科技可以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代里达到了世界顶峰，却不能发生工业革命，孕育出工业文明。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刊文说：“直到19世纪初，中国经济比欧洲经济更加开放和市场化”，但中国究竟还是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中国没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虽然不能全怪儒家思想，但可以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商业文明必然要求推崇自由、契约、个人主义，传统农业文明必然实行重农抑商、集体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天然与商业文明有关，注定与传统农业文明无缘。我们可以蔑视诺贝尔文学奖，但不能蔑视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的道理无需多言。有需求就会有创新。我们缺乏创新的文化环境，我们的学校不鼓励教师创新，教师不鼓励学生创新，家长不鼓励孩子创新，单位不鼓励员工创新。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超级稳定金字塔结构，讲究等级制，讲究下服从上，讲究“稳定”，追求绝对的思想统一、社会“和谐”，不鼓励创新，甚至限制创新、反对创新，缺乏思想自由和科学创新的空间和土壤。即使到了今天，我们拥有的科学技术，多数是西方人原创的，而后我们引进、模仿、破解，再创新。我们智商很高，特别擅长模仿，简直是看一眼就能怀孕，不擅长原创，颠覆性原创科技凤毛麟角，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虽然不能把账全算在儒家头上，不得不说，这与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机关和党派等，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所有的治国理政学说都有阶级性。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具有通用性，是没有阶级性的。所谓阶级，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占有和分配资源的地位不同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所谓阶级性，就是立场问题，就是站在哪个阶级阶层的立场上，为哪个阶级阶层的利益服务。儒家代表的是上层贵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平民阶层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看懂看透儒家学说。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学说是封建社会最主要最重要的思想上层建筑，其核心内容是礼制，礼制的实质是加强君权，维护封建等级制，防止民众造反，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礼制涵盖一切社会生活，上至官府，下至乡村，无所不包。儒家学说既有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又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另一面。儒家思想因契合君王统治的需要而受到官方的追捧，得到政权的加持和推送，从而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价值观，深受统治阶级和传统文人的推崇。越剧题材完美地演绎了儒家价值观：才子佳人相见欢，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主角永远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寻常百姓不过是插科打诨的笑料而已，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不被重视。村村有庙宇，庄庄有祠堂，家家有族谱。祠堂是祭拜祖先、家族议事、举办重大庆典、红白喜事的场所，是家族精神的殿堂，具有神圣的地位。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族规、家训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产物。家谱起源于先秦时期，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开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民间修谱普及于明清时期，有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保存史料、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编修族谱的根本宗旨是普及儒家思想，贯彻儒家礼制，统一人们思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祠堂和族谱记载着家族的血脉传承、辉煌历史与文化传统，处处体现着以仁爱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是作为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在乡村扎根和乡贤政治的体现。当代的村规民约是儒家思想和当代价值观在当代乡村文化中的集中体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族人逐渐走出世世代代生活的乡村，当代续修家谱、修缮祠堂的目的，不仅仅是链上家族历史的来龙去脉和继续传承故乡家族的文化传统，还寄托了浓浓的乡愁，寄托了对祖先、祖居地、故乡和家族亲情的热爱、深情与记忆。祠堂、族谱、族规、家训处处体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儒家文化在乡村扎根和乡贤政治的体现。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从孔子创立到清朝灭亡，中间有过添砖加瓦，但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一直保持超强的稳定性。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很强大，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里，只有不停地改朝换代，只有皇朝的兴衰轮回，犹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兜来兜去兜圈子，总是在原地打转转，好似撞上鬼打墙一般，可以说起点即终点，中国社会也从未发生过本质性的进化。唐朝进士与清朝进士，即使相隔一千年，写的文章还是差不多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那一套，都是封建士大夫。假如现在仍然实行科举考试，今天会是怎样的社会？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价值观，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成熟和延续，维护了封建社会的超强稳定性，同时也阻碍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创新和发展，逐渐陷入了僵化的困境。之所以会如此，与我国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我国四周仿佛有一圈天然的城墙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叫做中国、中原王朝，东面是大海，韩、日、菲的力量向来很弱，构不成威胁，南面、西面都有高山阻隔，交通极其困难，外敌很难攻进来，只有北面是广阔的荒漠、草原，只要把北方游牧民族赶跑了或挡住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安稳统一的日子。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既是幸运，也是劣势，既是保护我们安全的屏障，也是我们走出去的障碍，从而自成大一统体制，养成了惰性，国民性偏向保守，缺乏开疆拓土的侵略性和进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