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8岁的纪登奎在许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从此他的人生就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这一年，纪登奎是河南许昌县的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毛主席在南下视察工作的时候正好途经许昌，并在专列上召见了许昌的领导干部。
28岁的纪登奎表现出色，淡定从容，各项数据烂熟于心，如数家珍。由此，毛主席一下子就记住了纪登奎。
不久后，《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身为许昌宣传部部长的纪登奎一炮而红，很快就当上了许昌地委书记。
纪登奎是山西武乡人，全面抗战爆发那一年，他正好参加革命，在薄一波领导下的牺盟会工作，此后逐渐积累工作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调任许昌地委副书记。
许昌会面后，毛主席对这个比他小30岁的青年干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他每次到河南，都会专门听纪登奎的报告，关注他的成长。
1958年，纪登奎调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1963年升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7年，随着一月风暴的展开，省委被“夺权”，纪登奎也因此有小半年的时间不知踪影。由于有毛主席这层关系，纪登奎很快获得解放。
1967年9月，毛主席路过郑州，再次在专列上召见了纪登奎等人。一见面，就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随后，毛主席问纪登奎上半年受苦的情况如何，纪登奎没有一味诉苦，而是豁达幽默地说：受苦也能锻炼人，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主席听后大笑。
1968年1月底，河南省革委会成立，纪登奎不出意料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
紧接着就是1969年4月的九大，作为与会代表之一，他被毛主席点名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这让纪登奎受宠若惊，他多次推辞，但毛主席主意已定。在九大上，。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纪登奎则代表革命干部，他们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人。
在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又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不久后进入中央。
后来，纪登奎的儿子问他，为什么毛主席要在九大上提拔他，纪登奎认为应该是毛主席很欣赏他那段“受苦也能锻炼人”的发言。
辞职也要顾全大局来到中央后，纪登奎先后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政委等重要职务。
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北京军区政委。当时是1970年12月，纪登奎和李德生奉命参加“批陈整风”，毛主席把军委办事组叫来，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象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纪登奎也算老八路了，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行政干部，最多指挥过一个团的地方兵力，而且作战对象还是土匪。如今他却一下子成为北京军区政委，领导七八十万部队，纪登奎怎么能不感到惶恐？但奉命“掺沙子”之后，纪登奎不负所望，守住了北京军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纪登奎就找到了小平同志，要求辞去北京军区的职务。当时小平同志表示挽留，但纪登奎态度坚决。
他对儿子纪坡民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纪坡民后来反复思考的父亲这句话，最终想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坚持辞去军职：对于一个手握军权的人来说，如果他处于逆境，想要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表示忠诚，唯一的方法就是辞去军职。这是为了大局，也是为人为友为自己。
辞去北京军区政委后，纪登奎还担任着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党政职务，到了1979年夏天，纪登奎就想主动把这两个职务也辞掉。他找到吴德同志商量，吴德同志是个“稳健派”，他认为，辞职的事情，不应该自己提，应该由组织来提；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在这个问题上要听安排，顾大局。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派宋任穷、王鹤寿找纪登奎谈话。两人代表组织向纪登奎进行了表扬：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
但是，为了完成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调整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任务，改善党的领导，他们也和纪登奎谈到了辞职的问题，纪登奎听后立即表示：我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批准了汪东兴、 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了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纪登奎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
据纪坡民回忆，父亲退休之后，曾想过要写两本回忆录，一本是他个人的历史，一本是他来到北京后的经历，但是由于他年纪还不算太老，就没有尽早动笔。结果谁知道，在1988年7月13日晚上，纪登奎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那两本回忆录就再也未能完成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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