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从1948年，26岁时开始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此后履职长达18年，一直到1966年。而逄先知是从1950年调入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此后一直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工作，直到1966年离开中南海。

对逄先知来说，田家英既是他的上级、师长，又是他的朋友、知交。作为有名的党史专家，逄先知晚年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这篇文章为我们了解田家英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自幼父母双亡，靠着在药铺当学徒时的空闲时间自学成才，13岁就享誉天府，人称“神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田家英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研究。1946年，田家英因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几篇论史杂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还有一次，田家英在学校给干部讲古文，毛主席当时正好在教室外散步，被田的讲课吸引，驻足聆听。

1946年，田家英成为岸英的老师，后来岸英见到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总要鞠躬叫一声“师娘”。后来岸英牺牲，田家英不胜惋惜。1948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成为毛主席的日常秘书。

据逄先知回忆，田家英初到毛主席身边，主席曾问他：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有什么想法？田家英回答了8个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可想而知，毛主席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但又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田只有26岁，而且是在中央承担重任，他的紧张惶恐可想而知。毛主席第一次请田家英喝酒时，一向善饮的田家英只喝了一点就醉了，这也可看出他的心理压力。

在长期的相处中，毛主席和田家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个感情的基础之一是共同的爱好，毛主席喜欢历史、文学、书法，田家英在这方面也很精通，毛主席常常要田查找某首古诗词句的出处，田家英每次都很很快找出。田家英还常常到北京的旧书摊搜寻字帖，供毛主席欣赏观摩。

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好几个省委书记都向毛主席要田家英，毛主席不答应，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的。”可见毛主席对他的依赖和信任。

田家英既是下级，又是晚辈，对于他的生活，毛主席也总是设法关照。1951年，田家英患重感冒，身体虚弱，毛主席亲自登门看望了他。这让田家英受宠若惊，感到格外温暖。他对妻子说：“主席感情很重，对身边的人都很有感情。”

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18年，工作成绩是出色的，有贡献的。1949年，中央搬到北京后，毛主席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来信，毛主席对这些来信非常重视，看完后大部分都请田家英代自己回信。

后来，信件越来越多，毛主席就成了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名中办秘书室），专门负责处理信访工作，田家英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逄先知认为，田家英是党的信访工作的重要建设者和开拓者。

除了处理群众来信，田家英还经常代表毛主席，负责接待、看望人民群众、民主人士以及毛主席的亲友。比如春节的时候，毛主席会叫田家英带着一些食品，挨家挨户到宋庆龄、李济深、陈叔通、齐白石、郭沫若、何香凝等人那里去探望。

在此之外，田家英还是毛主席著作的编辑者和宣传者。他直接参与了《毛选》第一卷到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并全面负责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对《毛选》的问世付出了极大心血。今天，《毛选》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佳作，背后离不开田家英的默默奉献。

逄先知说：田家英把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和主要的精力，奉献给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田家英熟读毛主席的著作，深受毛主席思想影响。逄先知说，田家英受毛主席影响最深的两个观点就是：一，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乃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除此之外，作为文字工作者出身的他，还参加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为此他曾精研法学。在最忙碌的时候，32岁的田家英曾累到吐血。

党史上著名的“八大”开幕词，也是田家英起草的。毛主席一生作报告、做演讲，极少让别人代笔，但他却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有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进步”，这句话就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为全国人民所熟悉。

据李银桥回忆，八大开幕式结束后，很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主席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1959年，田家英奉命率领调查组到四川蹲点，善于作调查工作的田家英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问题。4月，在毛主席的主持下，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纠正和改善。不久后，毛主席又向党内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田家英看后欣喜若狂。

在4个月的调查中，田家英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在庐山会议上做了报告。逄先知对此非常倾佩，说田家英有魄力和勇气，不是那种畏首畏尾的人，这一点到有点像毛主席的脾气。

在毛主席的保护下，田家英过关了，毛主席鼓励他说：“你还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

1961年2月，田家英再次率领调查组到湖南调查，了解一下情况。在此之前，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认为不能在困难的时候，就把一些生活上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是过不去的。”

经过一年的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在认真听取农民意见，并反复思考后，田家英认识到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优越性。离开湖南后，通过和陈云同志、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的对话，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即农村应该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发展农业。他坦率地以秘书身份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1962年以后，田家英觉得自己长期带在中央机关，应当下去做些实际工作，他的夫人董边很支持他，说：“只要允许你离开，我同意你去，你做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但毛主席在工作上还需要田家英，不同意他离开。

逄先知说，1962年以后，陈伯达一直在散布对田家英的污蔑，说他“独断”、“大权在握”，田家英听到风声后，曾给陈伯达电话质问，陈支支吾吾，半天说不说话来。陈伯达表面谦虚，实则作风霸道，内心偏狭，喜欢贪功诿过，他长期嫉妒田家英，并在1966年5月公然于马列主义研究院点火，鼓动“揭发”田家英。

逄先知认为，田家英同志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才能卓著。但是他也有一些缺点，就是“在逆境之中往往表现消沉、颓丧，性格比较脆弱，经不起挫折，缺乏应有韧性。”这些缺点造成了田家英最后的结局。

但是，瑕不掩瑜，田家英的优点和贡献始终盖过了他的缺点和弱点。从根本上说，他一生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无愧为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