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下半年涉足古诗文考证并撰写发表第一篇论文始，我在直接引用古籍版本时就标注了引文所在的页码，比如：

（唐）孟启撰：《本事诗》，明刻本（吴琯校），卷上第18页。

（宋）姚铉辑：《唐文粹》，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卷8第19页。

这是前所未有的！

前人在参考文献中，都只是标注到第几卷，比如：

（唐）孟启撰：《本事诗》，明刻本，卷上。

（宋）姚铉辑：《唐文粹》，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卷八。

至少我没有见到有人标注页码。

说明一下：我说的是直接引用古籍版本，而不是间接引用现当代的古籍影印本。现当代的古籍影印本会重新编排页码，今人在引用时也会注明新编的页码，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大多数古籍版本没有现当代的影印本，所以今人在引用时都只是注明第几卷。

举例说明——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发表袁茹的论文《李白<静夜思>版本嬗变及其诗学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古籍版本，都只标出了第几卷，而没有标出第几页（正文中也没有标出页码）。如上图。

而我的文章引用古籍版本都标出了页码，就像引用现当代文献一样。如上图（截自拙著《唐诗正本：大数据视域下的唐诗新考》崇文书局2021年版）。

有一位细心的编辑曾来函询问：“古籍版本不是没有页码吗？你怎么标注了页码呢？”因为前人直接引用古籍版本都没有标明页码，所以让人误以为古籍版本没有页码。相信还有很多编辑或同仁产生过这样的疑问。

《才调集》南宋临安书棚本卷1第4页（页码清晰可辨）

其实，除极少数抄写本外，绝大多数古籍版本也都是有页码的，只不过大多漫漶不清、比较难以辨认而已。古代的印刷技术非常落后，字迹及页码本来就不太清晰，加之页码处在每页对折的位置而数字化的PDF文件通常又是被一分为二的，这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但只要每卷之中有部分页码清晰可辨，也就知道了其他的页码。比如第8页很清晰，那么上一页自然是第7页，下一页自然是第9页，下下页自然是第10页。如果整卷的页码都无法分辨，那我就采取笨办法，即一页一页地数！好在古籍版本都是以卷为单位且每卷的页数都不太多（我还没有见过超过百页的）。

《草堂诗余》元至正辛卯年（1351）刻本卷上（页码无法辨认）

既然前人都不标注古籍版本的页码，现在通行的学术规范也没有要求（对现当代文献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为什么要标注页码呢？因为我认为引用文献的出处就应该尽量准确，既然有页码就应该标注出来。标明页码，既可以证明我确实找到了原始的出处，又可以为读者或同仁查核提供方便。

引用古籍版本，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目验，不引用”——找不到具体的版本及出处，宁可不引用！偶有重要古籍文献需要引用而又实在找不到原始版本的，我会在引用时作出说明，这种情况很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发现别人引用古籍版本的文本及标注的出处常常有错误——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人引用古籍版本为什么都不标注页码呢？这应该与“传统”有关。古人引章摘句都是只云“卷几”，不仅不说页码，甚至连版本都不说明。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多数人不知道古籍版本也有页码，而很多研究者只是转引、并没有“目验”。一转再转，往往越转越离谱！

古人写诗撰文，都是尽管减省用字，而且古代同一文献同时刊行于世的版本很少，引用时不注明页码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化的古籍为我们反复查核古籍版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自以为我的这个“创举”是有价值的，应该推广。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