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经回忆说,1955年她与胡适在美国初次相会,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忆胡适之》)。
胡适在当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则有一段详细的记录:
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秧歌》的作者。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大(号愙斋),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幼樵遗集中竟收入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曾为胡适父亲胡传写过介绍信,将胡传引荐给当时以“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帮办一切事宜”的吴大澂。1868年,27岁的胡传从安徽老家到上海龙门书院,跟随当时著名学者刘熙载(字融斋)学习。龙门书院于同治四年(1865年)由丁日昌在担任苏松太道任内倡建,历经变迁,现名上海中学。
上中历来是上海最好的中学。我父亲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友。父亲1941 年考入该校时,校名叫做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我很小的时候,便常常听到他哼唱抗战年代上中的校歌:“龙门发轫进无疆,一柱中流海上,翘首太平洋。国族艰难,舍我谁救亡?”唱到这里,父亲就会说:“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所以校歌讲‘龙门发轫进无疆’”。他还常说:“你看,‘一柱中流海上,翘首太平洋’,当年一个中学就有这样的气派!”这些谈话,使我对龙门书院一直肃然起敬。
60多年后,我儿子也考进上中,我因参加家长会,得以踏入这所令我神往的学校。迎面的主教学楼,叫做“龙门楼”,门厅两侧,装饰着用楷体篆体等各种书法撰写的大大小小的龙字。我当即联想,校方是否在暗示,莘莘学子通过在校的埋头苦读,能够顺利地跳过“龙门”呢?今天龙门的传人,与时俱进,向往的,恐怕就是“龙的门”了。
1871年,胡传离开龙门书院,刘熙载给他的赠言是:“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
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上海中学时下一本录取率,历年保持在99.5%以上,而胡传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按现在校长的标准来衡量,一定痛心疾首,肯定算不得好学生。
他回乡后,主持重修上庄胡氏宗祠。40岁以后,他决定放弃科考,另辟蹊径,到当时官员学者很少前往的东北谋发展。《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胡传向一位经商致富的族伯借了一百银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转往北京,再旅行42天,到达吴大澂的驻地宁古塔。“吴氏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家和政治家。
父亲告诉吴公他不是来求职的,他只盼吴氏能给予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地理。吴氏对父亲大为赏识,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父亲同行。”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对此作注:“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余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澂的幕僚!这种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胡传当然自信是个人才,但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大概也是他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去的最大动机,最终能慢慢地脱颖而出。虽然他死的时候位不过知州,然而在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也可说是青史垂名了。
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我们也可看出帝王时代中国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读书人’生活的一鳞半爪。”唐先生的话说得有点矫情。三品官员在中央政府已属卿贰大臣,在地方上可任顺天府尹(北京市长)和各省按察使,吴大澂的“三品卿衔”,与实缺官员尚有差距,但同年八月十七日已经实授太仆寺卿,显然不是“小官”,而是风头健旺的红员,谁也不敢小瞧他。去他身边谋差,尽管是在风雪弥漫、人烟稀少的东北,其实却是条做官的捷径。
凭着张佩纶的介绍,当然也靠自己的本事,胡传不久成为吴大澂的幕僚。一年后,吴大澂保举他为知县,从此进入官场,最后官至台湾省台东知州。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胡传1895年8月18日离台内渡,22日病逝于厦门。此时,小胡适年仅三岁零八个月。
张佩纶为胡传所写荐函,迄今未见各类专著引用,其原文如下:
在津曾布一笺,当已入鉴。近维雅歌投壶,餐卫安适为颂。胡铁华明经,安徽绩溪人,其从兄宝铎观政郎曹,与公戊辰同年。铁华尝从融斋先生于龙门书院究心当世之务,闻东三省为国家根本,而吉林尤边塞要冲,平日讲求舆地之学,欲一往观其形势。节缩衣食得百余金,顾薄笨车以行。其友章琴生编修洪钧,乃佩纶辛未同年,谓边地荒凉,军防严密,不上谒军门,恐珲春、三姓各扼塞力,且不能自致。故属佩纶一言为介,昔苏子由登终南、嵩、华,渡黄河,尽觇天下之奇,而终欲一见韩太尉。今铁华孤行二三千里,眺白山沥混同,而公固今之一韩。所谓天下恃以无忧,外夷惮之不发者,殆庶几焉?望以为可教而进教之,幸甚。章编修为合肥相公奏调至津,人甚笃实专壹,交游良寡,铁华与章同县,殆至契也。(《致吴清卿京卿》)
此信无写作日期,其在张佩纶的文集《涧于集·书牍》中的排列位置,居于光绪七年三月初三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函和四月十一日致奎斌函之间,亦即1881年四五月间,在东北地区,恰好进入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春天,是适宜旅行的季节。从信的内容看,胡传在北京的人脉关系为族兄胡宝铎,和另一位绩溪同乡章洪钧。
胡宝铎此时身份是兵部候补主事,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故张佩纶称其为“观政郎曹”。观政者,候补或见习官员也。章洪钧,李鸿章的幕僚,与张佩纶为进士同年,两人过从甚密。张佩纶虽与胡传素昧平生,但推荐信写得风生水起、灿烂可读。
其中“昔苏子由登终南、嵩、华”之句,用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典故,把吴比作宋代枢密使韩琦。张佩纶还将章洪钧与“合肥相公”李鸿章的关系略作铺叙,使得积极奔走于李鸿章门下的吴大澂,能够重视和关照这位远道投奔的落魄秀才。需要说明的是,吴大澂27岁中进士,点翰林,历任陕甘学政(1873)、太仆寺卿(1881)、通政使司通政使(1883)、左副都御史(1884)、广东巡抚(1886)、河道总督(1888)、湖南巡抚(1892),官运一路亨通。吴的学术成就主要在金石学,又擅长篆书,在当时有很高的名望,但不能被称作“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胡适对吴大澂的背景介绍,也是不准确的。
胡适感戴张佩纶对其父亲的大力推荐,认为张佩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的”,其实不然。从我读过的张氏信函来看,这位清流健将历来以“扶持善类”为己任,常常不遗余力地向朝廷和朋友推荐人才,而且对于这种举手之劳,并不记挂。甚至在自己身处逆境之时,仍然积极推荐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举例来说,在新近出版的《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中,就刊布了张佩纶1885年初从福建流放张家口的途中,写给张之洞的一封举荐信:
香涛前辈大人阁下:
寄闽之电,提调不即电致,到杭始奉到也。⋯⋯佩纶以马江之役,遣戍漠南,恪靖转遭严饬,此接鄙人累之。深为歉疚。荣丞俊业曾在先兄华亭幕中,后在船政当差,侍到闽驻厂,以旧交属管案牍电音。初三之役,该丞实在军中,至初四始至彭田。仓卒之中,极为精细。及摄船官,通局布满闽人,不得不引一二人为助,而怨毒随之。荣丞颇能任怨,且言明与侍俱雄绝,不作驽马栈豆想。鄙虽诟谤丛集,而学堂工程稍稍能整茸者,丞之力也。前已电恳左右,许为位置,兹令趋谒左右,该丞亦慨然有既见欧阳,复愿一谒韩公之想,惜永叔为后生描画殆尽,不足为丞重耳,然近状可进丞而问之。敬颂台安,统祈亮察!
侍生 张佩纶 二月朔日 上海舟中
荣曾见杨守,如无暇,先令杨守见之亦可。
显然,在推荐幕友荣俊业的时候,张佩纶是认真、周到、细致的。荣俊业,字履吉,号琴斋。无锡西郊荣巷人。经张佩纶推荐,他成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文案,后因帮助候补道朱仲甫获得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实缺,朱遂任荣俊业族侄荣熙泰为其总账,成为世交,荣氏亦由此逐渐发家。荣熙泰的儿子叫荣德生,荣德生的儿子叫荣毅仁,荣毅仁的儿子叫荣智健。这个后来显赫无比的家族在回溯历史的时候,每每不忘荣俊业对荣熙泰的提携,但却似未注意到,荣俊业之所以入幕张之洞,其实来自张佩纶的举荐。信中所提“恪靖转遭严饬”,是指左宗棠奉旨调查中法马尾之战情形,为张佩纶做了辩护,转而招致朝廷传旨申饬之事。以左宗棠地位之尊,也无法帮助张佩纶逃脱被弹劾流放、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的厄运。张佩纶在赴戍的途中为师爷写的推荐函,不经意间,却对荣家的振兴发生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影响。人生的机遇,有时纯粹源于偶然。欧阳、韩公云云,则是用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的典故,自比欧阳修,将张之洞比作韩愈了。
光绪七年十月,在给吴大的另一封信中,张佩纶对胡传再做介绍:
胡君传与敝业师夏寿人同在龙门,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纶未敢力荐,愿私布其下忱,傥可收录,乞即与六厩马群并供驱策耳。(《致吴清卿太仆》)
夏寿人即夏如椿,为张佩纶早年的老师,后来在龙门书院又与胡传同在刘熙载门下。这恐怕也是张佩纶竭力举荐胡传的原因之一。张佩纶推荐过的朋友,有的后来与他反目成仇。然而很少往来的胡传,却一直牢记张佩纶对他的帮助,关注着张氏的动静。四年之后,1885年5月15日,发配军台效力赎罪的张佩纶刚刚到达戍所张家口,6月25日,就收到胡传汇来的一百两银子(不是胡适所写的二百两)。张佩纶日记记载:“胡守三寄百金来,作书却之,交琴生(章洪钧)。”(《涧于日记》)
张佩纶的复信全文如下:
两辱简问,存慰良厚,惭感不已。佩纶得徙近塞省过。感恩思务学以补其兀。来教称引过当,非所敢承也。纶自筮仕以来,即恃二三亲旧佽助,在官萧然,去官亦止于萧然,尚不甚窘乏。家素俭,谪所视京朝浮费大减。近臣得罪,宜自韬晦,绝不与人往还,故用钱处尤少,见贶百金,物意两重,理不当辞。但五常边瘠,阁下初得官,宗族交游,共望河润,不免割廉节俸,以副其求,鄙人且未欲遽拜大惠。佩纶于君臣朋友之地,绝不敢稍有虚语,以虎臣将意坚挚,故托琴公代致。下怀风气,世所难得,使鄙人谨啬之节,附以不朽,不更佳耶?边徼荒寒,伏惟以时自重,不宣。(《复胡守三大令》)
张佩纶的回信写得十分得体,对于不太熟悉的胡传,他展现出宠辱不惊的大臣风范,既感谢了胡传以及胡宝铎(虎臣)的关心,又将馈赠银两通过章洪钧璧还。张佩纶崖岸清高,对于不是真正知心的密友,包括左宗棠、刘铭传等大员馈赠的金钱,也一概不取。惟有李鸿章的资助,他是接收的。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1890年3月23日),张佩纶与胡传第一次见面。此时,他已经结束流放生活,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定居天津。而胡传则是离开河南进京,等候签派新职(胡传1888年随河道总督吴大瀓去治理黄河,月前吴大瀓丁忧去职)。张佩纶在日记中记载说:
胡守三直牧传过谈。琴生(章洪钧)旧交,清卿(吴大瀓)故吏,入都引见。(《涧于日记》庚寅)
胡传在吴大瀓的屡次保举下,已经获得“直隶州候补知州”的官职,是以张佩纶称他为“直牧”,虽然还是候补,毕竟官居正五品。饮水思源,这一切均受惠于张佩纶的推荐。
这是张胡两家历史上的友情佳话。张佩纶对胡传一生关系甚大,所以胡家一直温暖地铭记着。甚至在张爱玲到达纽约后,胡适还多次去看望她,并且聊起“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张佩纶的全集,没有买”这类话题。而在张佩纶这边,胡传不是重要人物,没有必要向下一代吹嘘。加上张爱玲从不关心祖上往事,时过境迁,胡适与她叙旧,就只剩下“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的依稀鳞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