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德成（1888年—1943年10月25日），陕西南郑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回教学者和教育家，与王静斋、达浦生、马松亭并称为民国四大阿衡。他早年随父亲哈希龄移居上海，学习儒学经典，也随父学习阿拉伯语。16岁时到江苏、河南等地深造。1913年，哈德成赴麦加，并在埃及等地游学多年。回国后担任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长，期间自修了英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 1924年，与马刚侯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并主持翻译古兰。1928年，与达浦生等人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了一批兼通型人才，还多次资助学生到爱资哈尔大学留学。1941年，哈德成拒绝日伪政权的利诱，化名“马国成”辗转前往云南沙甸。他在沙甸与马坚翻译古兰，并任教于养正阿拉伯语专科学校高级班。哈德成每日校订马坚的译稿，并与其切磋学术，还为当地学生讲授古兰语法。哈德成在沙甸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1943年因病去世，长眠于沙甸公墓，其墓至今尤在。 哈德成是马坚在智识和精神上的重要导师之一，对马坚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坚留埃期间，哈德成就关注他的成长。1939年马坚学成回国，哈德成前往香港迎接，并与他商讨翻译古兰的计划。翻译过程中，哈德成凭借其深厚的经典知识和多语种能力，为马坚提供了学术指导。哈德成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其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也深刻影响了马坚。马坚的学术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哈德成的学术传统。马坚后来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如将古兰翻译为白话，以及对回教哲学和文化的系统研究，都是对哈德成学术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哈德成归真后，马坚继续完成古兰翻译工作，并将其视为对先师的纪念。 一、德成先生事略先生讳国祯，字德成，但外国的教友，只知道他的教名希拉伦丁（Hilal ud-Din圣教的新月）。 他父亲是陕西南郑人，幼年时，因避乱流落上海，便入浙江路清真寺念经，大家称他为“尕”哈里发”（小学生），后来，娶南京马氏女，生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德成先生为最长，他们都以“哈”为姓。 德成先生生于前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幼年时，曾入私塾，读过些《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后来，专在浙江路清真寺念经，得闲的时候，看些《三国》《列国》《七侠五义》一类的旧小说。晚上，喜欢到茶馆里听说书，觉得很有趣。那时，他父亲在清真寺里当阿洪，对于他的功课和礼拜，督促得很严厉。 他曾到镇江、清华两处求学。他父亲死后，维持家计，教育弟妹的全责，由他担负起来，阿洪的职务，也归他继任。 他认为替人诵经，接受报酬，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宁愿每日另寻其他工作，而以所得补助家用，不愿到人家去应酬。 当日在上海的游散的阿洪（不任教职，专靠诵经过活者），为数颇众，循规蹈矩的固然很多，放辟邪侈的，亦复不少。他为顾全“念经人”的名誉起见，曾联合刘彬如、刘耀卿等，发起阿洪讲习会，劝勉大家入会，以每月的会费，做经费，聘请鼎鼎大名的王四阿洪来上海讲学，使大家有一个进德修业的机会，“念经人”的地位，因此提高不少。 他觉得仅仅当阿洪，所得的薪水，不易维持家用，故努力学英语，学打字，想到外国人的写字间里谋点工作，使生活稍稍宽裕一点。 他曾到锡兰岛上的可伦坡经商，采购海参、水晶、宝石等,运到香港、上海。后来，又到埃及去谋商业的发展，在那里住过一年多。 民国十四年，他由海外归来，便受聘为浙江路清真寺的教长，因联合同志马晋卿、沙善馀，伍特公、刘彬如等，创立中国回教学会，马刚候君当选为会长，先生当选为副会长。他们曾发行月刊，宣传教义，提倡教育，联络教胞，引起全国教胞的注意。 民国十七年，又以中国回教学会名义，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以培养一般能满足时代要求的宗教人才为宗旨，聘达浦生先生为校长，他自己退居教师之列。 民国二十年，二十二年，先后选送学生六人，到埃及深造。民国二十七年，抗战爆发，八一三上海大战，教中难民，无家可归，他便发起难民收容所，使他们获得一个归宿，同时将中国回教学会的大厦保全了。近数年来，他在孤岛上，领导教胞，拥护抗建国策，传达中央德意，敌伪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地位，来分化中华民族，他们虽竭尽利诱威迫之能事，但他始终是虚与委蛇，不肯就范。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战爆发，孤岛完全沦陷，他的处境，日愈困难。民国三十一年，敌寇改组北平回教联合总会，拟聘他为顾问，他听得这个风声后，改名马国成，于三月十八日暗暗地离开上海，逃入自由区，住在安徽太和，希望抗战成功后，转回上海。后来回教协会知道他已逃到太和，便以白理事长名义，电邀他到重庆来赞襄会务。 他取道西安，来到重庆，备受欢迎，他曾以广播演说，对全世界的教胞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残暴。回教协会当局拟聘他为十八梯清真寺的教长，他不肯就；拟聘他为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亦不肯就；最后，决定聘他为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不便拒绝，勉强地接受了。他在陪都住过几个月，常常感觉那个环境不适于他的个性，故毅然决然地飞到云南来。 他到昆明后，曾受教胞热烈的欢迎。小住一周后，偕白珍君乘滇越火车南下。去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八时，赶到蒙自沙甸，次日替我证婚。 他觉得十分得意。因为以前他主张我到上海去结婚，此次他自东南经西北到西南来替我证婚，真是意料所不及的。 二、德成先生在沙甸沙甸是一个著名的村庄，自明朝以来，回民便在此聚居，村中的古寺，是明朝的建筑，村后有许多明朝的古碑。现有居民500余户，都是穆士林，除农商外，制糖工业颇发达。产品有红糖、白糖、冰糖，运销昆明。 村北有凤凰、公鹅、荷叶诸峰，峰顶戴着苍翠的松林，山麓有宽敞而平坦的墓地，开广镇总兵白忠果公的坟茔，便在这里。有金鱼山，做阴地与阳地的间隔。村南有汝水，自东南流到西北，两岸上古木相望，杂树成行。河中常浮着成群的白鹅，河内河外，都是整齐的稻田和蔗地。春夏间稻蔗弥望，一片绿色。秋冬间只见浓绿的甘蔗，排成无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罗列在东南两方。 南面相距一公里的地方，有个碧石铁路的火车站，开个公路，个蒙公路，蒙建公路的汽车站。以产锡著名的菊花山（又名麒麟山，古名目则山）高耸入云地列在正南面，相距20公里，仿佛一座蔚蓝的屏风，我们每见此山，便联想到中岳华山。德成先生因爱沙甸山明水秀，气候温和，生活安静，故有久居之志。他在这自然环境中，颇有“乐不思蜀”之慨。回教协会，再三地催促他转回重庆，去主持编译的事务，他总是辞谢。 他到沙甸后，住在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内，每天早晨起来礼拜后，便朗诵《古兰经》一小时。然后用早点，稍稍休息，便读书写字。九点钟用早膳后，校订我所译的《古兰经》译本，他将自己的意见，简单地记在纸片上，十点钟与我和马元卿（占魁），共同讨论译文的词。然后由我讲授《左传》一章。十二点钟用茶点，响礼后他授养正学校的学生《古兰经》读法，每周三课。四点钟用晚膳。晡礼后到河岸上散步。昏礼后看看经。宵礼后用茶点。九点钟就寝，这是他在沙甸期间有规律的生活。他常说：“30年来，我常在奔波劳碌中过生活。自任浙江路清真寺的教长后，更没有一个读书写字的时间。我每年年底，都要买一套新的文具，立志从元旦起每日写字一小时，但写不得三日，便停顿了，年年如是。现在知感主，总算达到我的目的了。我虽有虚名，并无实学；名过其实，觉得十分惭愧。此次到内地来，到处受教胞的欢迎和尊崇，愈发觉得难过。我要从此发愤，刻苦向学，希望将来能够译述一点东西，贡献给全国的教胞，才不辜负他们对我的一片热诚。千多年来，中国已出过不少的回教学者，现在我们之所以只知道王岱舆、马文炳、刘介廉、马复初、马致本五人者，就是因为他们有成绩遗留给后人。至于其余的学者，生时虽享盛名，但无遗书，故无常之后，便算完了。” 阳历七月，是这里的雨季，常常下雨，有点像上海的黄梅天，他觉得精神不好，不能照常工作。八月初，他患疟疾，每隔一日，发作一次。继后，每日发作一次。继后，白昼发作一次，黑夜发作一次。因此，他的精神十分萎靡，才封了两天斋，便不能继续封下去了。疟疾痊愈后，浅泻了两日，便成痢疾，经中西医的诊治，毫无效果。白亮诚校长，病在昆明，不能回来，听见他有病，便打电来，教我们送他到昆明或个旧就医。他不肯去，以为慢慢地总会好的。我们再三地劝他到个旧去，他始终不愿去。劝得太多了，他便说：“自适！你们莫慌张，我自有把握。”他每日只能吃些稀饭。继后，改用牛奶，每日吃两碗牛奶，吃点藕粉。身体渐渐消乏，最后，骨瘦如柴，但他仍坚持着不去就医。直至十月十六日，才自觉危殆，愿意到云南省立个旧卫生院去。沙甸与个旧，相距五十华里，他不能乘火车和汽车，只好用滑竿（兜子）抬他去。本村的马章林哈直，和他的女婿马忠元，有要事到个旧去，他们都很愿意到医院去服事他。我因内人病重，先生不让我同去，所以请李科君代表学校送着他去。他们三位，在卫生院里和他同住一个二等房间，昼夜服事。但他因病入膏肓，且元气太亏，虽连日洗肠、注射、服药，毫无功效。至十月二十五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三时，在卫生院逝世，享年56岁。第廿一师师长马继武将军，即日派马有恩主任，带领十名军士，将他的遗体护送回沙甸，午后五点半，安葬于沙甸的公共墓地内。凤凰、公鹅、荷叶诸峰，平添了无限的光彩；中国伊斯兰，遭受了莫大的损失。 德成先生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回教学者，他精通阿文、英文、波斯文、印度文，无论操哪种语言，都流利得像本国人一样。他聪颖过人，好学不倦，故能如此博洽。他最令人钦佩的，是不耻下问的精神。他在海外经商的期间，常常利用闲暇的时间，从事自修，所以他的学问，无时不在进步中。 德成先生，谦恭和平，大公无私，不与人争，布道兴学，出乎至诚，导师溘逝，痛悼实深，唯愿安拉，厚报其灵。 三、德成先生的遗志德成先生毕生的志愿，是翻译《古兰经》，但他自觉国文根底太差，故不敢着手。民国十六年，他曾口授古兰经义，天真先生笔录之，归家后，再参照印度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而修润之。他们的译文，曾在回教学会月刊上按期发表，博得全国的赞许。继后，因为他们不敢自信，故译成三卷，便停顿了。直至民国二十九年底，我由埃及国立阿拉伯文专科大学毕业回国，德成先生听见我已离开埃及，便与马晋卿、伍特公、沙善馀、杨福洲等商议，重整旗鼓，完成译经大业，马晋卿先生，慨然捐赠房产为译经基金，于是德成先生，亲至香港欢迎我到上海参加译经工作。经过14个月之努力，我与天真、善馀两先生，以文言体共同译成《古兰经》15卷；我另以语体译成《古兰经》10卷。德成先生于事务繁冗下，参与督导，并供给意见。后因上海环境恶劣，德成先生和我先后离沪，我归回我的故乡沙甸，继续译经的工作。德成先生为督促我早日完成译经大业，故不远万里，亦来沙甸参与校订。他自觉中文不足，难达到毕生的志愿，故以五旬余的老人，终日孜孜要中文的讲求，乃校订第十六、十七、十八三卷的译稿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竟与世长辞，不得见全部《古兰经》的完成，这是他莫大的憾事。我们后死的同志，当然要继续努力，早日完成这种大的事业，以慰德成先生在天之灵。 四、德成先生的家属德成先生，渴望《古兰经》早日译成，更渴望抗战早日成功，让他平安地归回上海。因为他上有八旬老母，在故乡倚门倚闾，盼望他早日归去，下有九龄的幼子，企望他回去教养。此外还有孀居的弟妇和侄女，亦靠着他的赡养。他的责任很大，负担很重，他的三弟，自顾不下，哪里还能替他分担一点儿呢？他在病中，不言身后事，非不敢言，其实是不忍言啊！他弥留之际，马章林哈直也说：“阿洪老人家！你有什么遗嘱么？”他说：“我托靠安拉啊！我托靠安拉啊！”然后潸然泪下，至死不发一言。 德成先生，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二弟，前任浙江路清真寺的三阿洪，民国十九年弃世，妻室和女儿，都归先生赡养。他的三弟，在外国人的汽车公司服务，能独自谋生。他的妹妹，嫁印度人艾哈默德，也能勉强自立。他有三个儿子，长子钧亮已经弃世，次子明亮在海关服务，已生两个女孩，三子敬是一个极聪明活泼的孩子，如果得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必能继承先生的事业。长女淑誉嫁达浦生先生的长子聘之，已弃世多年，只留得一个女儿，今已成人。次女淑庄嫁孙文奎君，他现任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西北督察处主任，兼陕西省驿运管理处副处长。她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此次她抛下她的子女和家务，由陕西飞重庆，转飞昆明，只身来到沙甸扫墓。她立志要与她二哥共同肩起她父亲所遗下的重担，她要将她的小弟弟，教育成国家有用的人才。她的孝心和壮志，引起了全国教胞的敬佩。我们敬祝她获得伟大的成功。（来源：公众号，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