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邵先生较迟，但由于他为人忠厚诚挚，故对他十分敬重，以师事之。兹仅就我个人微不足道的经历，略述他待我的真情厚意。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蒋介石开罢开罗会议后返渝，认为开罗地点重要，决定设立使馆，令国民党外交部提出公使候选人名单，呈蒋亲自审批。当时政务次长傅秉常、常务次长钱泰提出三个公使候选人:以我为外交部推荐的候选人，以郭德华为宋子文推荐的候选人，以许念曾为戴笠推荐的候选人。三人竞选的结果，蒋介石却圈定了戴笠推荐的候选人许念曾，并由蒋同时下了两条手令，一条手令派我担任外交部驻甘肃特派员，另一条手令派郭德华为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令下后我不愿就任，经新任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吴国桢再三催促,我仍坚持不就。时邵先生闻之，认为驻兰州外交特派员，可做中苏关系的联络工作，不是不可为的。一天晚上他邀我在领事巷康心之住宅后花园楼上邵的私邸叙餐，他说只约一位客人即蒋经国，已获经国同意，一来可使我认识一下蒋经国，二来也可听一听蒋经国关于中苏关系的见解。

那天晚上，大雨滂沱，蒋经国忽来电话说，“原拟赴约，临时有事不能来了，请老师向凌先生致歉意”云云，因此，我始终没有见过蒋经国。

一九四四年五月我终于赴兰州上任。适新疆情势紧张，盛世才垮台，胡宗南调兵遣将，军纪败坏，加以伊宁哈族扰动。我把搜集的情报连续电告重庆，蒋介石阅后大怒，亲批如下:

“此种情报根据何来?新疆事有迪化特派员在，于凌何关?应予斥责!”

此项斥责令甫下，正是祸不单行，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与美国驻兰州领事史蒂芬逊因事发生摩擦，怪我疏解不力，又向蒋介石告了一状，因而我在兰州任外交特派员未满一年，即被撤回。

这时邵先生特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来信慰问:

“兄被总裁亲批斥责，弟在渝亦微有所闻….我国对苏亲善之国策早经决定，而政治上未能尽相配合，社会意识尤多背驰，诚为可虑，只有希望其逐渐改进。我人自问要对得起国家，亦只有尽其心之所能安与力之所能及。"

对于蒋介石蛮不讲理的斥责，邵先生却无形中为蒋开脱，说什么:“严父之责爱子，往往如是，我人惟有尽几谏之道耳!”由此可见，邵先生当时对蒋介石还处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阶段。

蒋介石一手撕毁旧政协协议，悍然召开“国大”,邵先生拒任国大秘书长(CC派洪兰友方担任此职)，态度日渐消极。我适从越离归来，在南京仍任外交部专门委员的闲职，经常和邵先生谈论时局。邵先生对蒋介石的态度逐渐从幻想转变为失望。他常常为蒋介石酗爱独裁、厌恶民主、醋于内战而叹息不止。

一九四七年五月，南京国民党外交部的司级领导班子略有变动，内定我为礼宾司司长。我惶恐极了，立刻商诸我素所敬爱的邵力子先生，央求他向外交部长王世杰陈说，以期打消此议。邵老是忠厚长者，立刻与王世杰商量。结果，王世杰要我以视察北平，收回使馆界，收回天津租界情况的名义前往平津一行，俟蒋对拟命的签呈不加反对后，才回南京就礼宾司司长新职。

我任礼宾词司长仅十个月，蒋介石即调我任驻法大使馆公使之职，而令待从室秘书沈昌焕接替我的司长职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我得以金蝉脱壳，获得弃暗投明的机会。

后来，我和国民党驻法大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同人联名通电起义后，邵老闻之大慰，特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修书向我祝贺，全文如下:

寄寒吾兄惑鉴:自兄与鞠如兄等发出正义的吼声以来，不只为外交界增光荣，直为全中国同胞在世界上提高声誉，当宣告及电文抵达北京时，因弟忝与兄及鞠如兄交久知深,弟之欣忭更逾于他人，并得为周总理详言弟所知之兄与鞠如兄。惟以素性疏慵，故未奉书左右。日前承令兄抄送函稿，兹又得十一月廿七日惠书，拜诵之余，益增钦佩!法方对兄等维持外交官之待遇，不以一九四九年底为限，弟先于周总理处知之，得以稍释系念。至承认问题，据弟推测，不至迟延过久，英国既毅然不顾美方宣告，承认新中国(或竟得有美方默许亦未可知)，法国决可随之而起，此在现时必已为兄等所洞察，而稍释忧虑矣，周总理深慨国民党旧垒之中，以外交人才为最少，兄等为外交界首义者，其关切重视，自无待言。兄等行止固可一听中央指示，果确有困难，亦可据实向中央陈述，倘须弟代陈，请即函告。此数月中兄等维持之艰，中央当自知之，兄等可深以为慰也。鞠如兄希代致意，弟本拟作一长函，表示忻佩，兼与讨论国际现势,而一念及鞠如兄之猛进,则深觉无庸辞费,兄为我代致拳拳足矣。驻欧外交人员中尚有不愿为顽固反动派之殉葬者否?回头纵迟，究胜于直堕崖底，兄等能加劝者，亦大功德，至少希望彼等能接受周总理最近之警告。我们相晤或不甚遥，当紧紧握手，用示欢迎。此颂 健康!

诸位先生均此致敬。

弟邵力子手上,一月九日

邵老这一热情洋溢的信，我和巴黎起义同仁传阅时都很感动，认为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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