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生炳/文
我和陈诚，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期同学，他是炮兵科，我是步兵科，在校时并无往来。毕业后，他回浙江，我返东北沈阳，没有接触的机会。1938年7月，也就是抗战第二年，我原是刘芳波的部下，被推荐到陈诚的总参议刘绍先那里，安排在陈诚新组织的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副官处当科长，一直干到1941 年9月。虽系昔日同学，但以后地位悬殊，无从参与机要。仅就个人在生活细节方面的见闻，写在下面。
一、器宇
陈诚为人胸襟狭隘，墨守成规，性情偏激，喜怒立见。有人说：“他当一个步兵师长，那是最标准的了。”1938年马当要塞失守前，他指挥薛岳、张发奎两个兵团作战，每星期开一次科长以上军官和苏联顾问的联席会议，研究战况。他曾说：“战区指挥64个步兵师（特种兵和配属的其它部队除外）光是师长姓名和所在位置，就很够记一气的，而最重要的还是应付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况。有人说我本领不佳，我不反对，若说我不努力，我还不承认呢。”他似乎感觉这个担子的沉重。
每次战役开始，陈诚都在自己办公室里面对地图聚精会神地研究攻守方略，以期打一个像样的胜仗。他的少校侍从副官钱汉佐曾说过：“一打了败仗，长官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那张面孔实在难看。这时如果向他请示什么事情，就得碰钉子。如果战事进展顺利，长官坐在靠背椅上，跷着二郎腿，足尖踏地，喜形于色，向他请示什么，他就心平气和地答复你。”
二、思想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旧制师范毕业后考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学习军事。当时军校提倡造就道德军人，给每个学生发一本《军官学校学生遵守规则》的小册子，上面前三条的内容概书：“本校以造就道德军人为宗旨……养成对我作战有同仇敌忾之心”等语，这三条要求背诵，如不能背诵者责以戒尺30。这个道德自然是旧道德——不为非作歹、纵兵殃民；不给军阀当帮凶——不给他们充当争夺地盘的工具，而是要养成为国家尽忠的、对外作战打倒日本人的将校。第八期的学生都受到这种教育的薰染，陈诚也不例外。历史证明这样造就“道德军人”的效果并不大，因为办这个学校的政治背景便是北洋军阀。
他和蒋介石以前并不认识，在办黄埔军校三、四期时，任该校区队长①，蒋是校长。他们同是浙江人，比较容易接近。从此他推崇蒋介石，把蒋当作效法的偶像来崇拜。在孙中山先生号召的三大政策之下，蒋介石参与北伐，陈诚亦随同参加，地位并不高。蒋介石中途叛变，屠杀进步人士，他也随之叛变，把一生的富贵尊荣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的主导思想，是以蒋介石为转移的。
他对古人推崇的人物是曾国藩，像《曾文正公家书》这类书他读过。1939年9月18日，在六战区长官部和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举办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上，我代表长官部出席了会议。陈诚讲话时有这样一段：“……我们对日抗战，一定坚持到底，不达到收复东北失地和收复台湾、澎湖、硫球群岛，誓不收兵……从前曾国藩平洪杨，自己筹兵筹炮筹械弹，终于获得胜利。我们现在一切不用操心，光管打仗，国际形势大力支持我们（指美国），收复失地又有何难，真个的我们连个曾国藩还赶不上吗!”
四川黔江县城所在地，是通重庆、湖南、湖北的公路上的总枢纽。1940年9月，他叫我在黔江组织个招待所，接转消息和物资，并招待来往要人食宿，地址设在文庙。该处年久失修，荒草满目。我略加整理后，将正殿三楹内牌位神龛用纸搭架糊帛隔起，辟室四间招待贵宾；东西两庑则将神位供桌一律撤去，增设床位。1941 年春，陈诚由重庆开会归来，过此问我：“文庙神位在哪?”“就在这正殿，为修饰雅观，业经纸糊遮起。”我回答后并举以相示。陈告谓：“这纸糊掩盖须撤除，并将神牌神龛洗刷油饰一新，并整顿周围环境以壮观瞻。”我感到惊异，陈往来过此并非一次，为何出此?经询知，在重庆国民党开会时，孔祥熙曾建议修复文庙，陈诚过此，付诸施行。
1943年，我任第六战区湘桂转运处龙潭分处长，湖北省府彭敬轩科长由广西押运一卡车书籍，过龙潭住于处内。据云：“这批重要刊物原系武汉陷落以前抢运到硅林的，陈主席面谕：‘从速起运恩施’。唯恐别人押运有所疏失，所以派我亲运。”我因借一书，名《剿匪文献》。因为我未参加过所谓的“围剿”，看着费劲，为时又仓促，草草翻过便了。内容概为所谓：“从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战史”，内有照相插图，都是些给蒋介石歌功颂德的东西。而陈诚却奉为“历史文献”，这样郑重其事地运往恩施安全地方保存，便可见其居心了。
三、作风
陈诚行止严肃，面孔冷酷，部属犯法从重治罪，不稍宽免，人多畏之。长官部内和直属单位官兵稍有贪污掠索行为和奸淫抢劫者，他都不允许。从高级幕僚、参谋长到士兵都以不接触或少接触他为佳，因为他心情不顺时，时常严厉呵叱下属，谁要给他留个不好的印象，他永远也忘不掉。有一次，后勤总部副总司令陈劲节到恩施同他商洽机密，归来过黔江时曾说：“陈长官拒人于千里之外，亲朋故旧无敢进言者，而自己又少读书，不访问，同步自封，自以为是，这与专制时代的皇帝何异?好皇帝尚有广开言路时，他比皇帝还厉害，危险!”
陈不仅造成上下隔阂、误会，也曾发生过笑话。
1940年秋，陈诚一度到韶关看李济深先生。夜晚无事时，两人下象棋，陈想吃番薯，告其随侍副官石心志说：“弄番薯吃。”石是山东人，陈当连长时的士兵，对他从不敢畅所欲言，把“番薯”听为“饭熟”，认为是吃夜饭，遂找专办伙食的马骏副官，预备夜餐。马说：“吃饭未久，恐怕你听错了，再去问问看?”石心志畏不敢问，乃将熟饭呈上，遭陈大骂。陈遂不食也不下棋，转身人寝去了。
有人说陈诚作事鲁莽粗率，请看下边一段事实。在长沙大火次日黎明，陈诚亲要电话同张治中主席通话。女接话生问：“你是哪一个?”她说主席指示过；凡找张主席说话的必须问明来人姓名。陈不肯说出姓名，只是说：“叫你接你就接通好了，你管我是谁?”接话生说：“你是胡事搞的喽，大清早你来歪缠，见了鬼!”她用长沙方言连笑带骂地说，误以为是向电话生无理取闹的，就不再理他了。陈诚大怒，立即叫副官带枪兵四名，乘汽车把电话局长抓来，后经张主席来电话才给开释。
四、日常生活
陈诚日常生活朴素，衣饰饮食不怎么讲究，不吸烟，能豪饮，但非特别场合从不轻易为之。据闻某次去日观操，日本军人从报纸上对陈在中国的声名是知道点的，反见其人不称其气，宴会时似有藐视之意，以饮酒挑之。陈察觉，遂与之对杯豪饮，醉倒了对方。陈虽醉仍能自若回寓。后告人云：“别的事不兴吹，连个饮酒还赶不上日本人吗?”
凡给他当僚属的不许在办公桌上放香烟盒，如有违反，必遭申斥。他的参谋长，如郭忏、施北衡、朱怀冰、刘绍先之流，都不敢当面吸烟。
陈从来很少欣赏音乐、参观歌舞等，对狂嫖乱赌尤其憎恶，饮食上奉行蒋介石的新生活原则——四菜一汤制。如用六菜一汤，且把汤改用大钵，并将鸡鸭鱼肉混炖一起者，那便是对来宾的特别敬意了。文娱方面只会象棋，有时作室外散步。所以在他的长官部里工作，枯燥无味得很。至于小型的俱乐部、图书馆，以及戏剧电影等，一无所有。
陈诚幼年时代娶家乡人吴氏为妻，后离异，但女方仍在他家侍奉陈母。当他任十八军军长时，由宋美龄之介，和谭延闾的女儿谭曼怡搞恋爱。谭女是大学生，旧学有根底，情书往还吟诗寄意。陈须步韵或酬答时，便由僚属陈伯村当捉刀人。他们夫妇情感甚笃。陈如果正在吃饭时接到谭的来信，必须立即拆开读完，才能继续吃饭。1943年时，他们已有子女四五人了。
五、“三八”团体
当时人，尤其是军人们都说：“陈诚团体有三八。”哪三八呢?是第十“八”军，“八”一三参加作战时他指挥的部队和保定军校第“八”期同学。我所知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第十八军和由十八军出去当军师长的部队，统在十八军系统以内。关于人事调迁、装备补充、扩编或缩编皆由陈诚作主，蒋介石是不大过问的，在重庆、桂林、衡阳等地设有办事处，专给十八军系统的部队办理关于补给的金钱物资领运事宜。这些办事处打着陈诚的招牌，向各方面接洽容易，办事迅速。办事处的经费也统由十八军系统的部队筹措。
（二）“八一三”是指1937年8月13日，这天是上海方面同日本开火的时间。那时陈诚是前敌总指挥，所以每年陈诚在他的司令部里开会纪念以志不忘。
（三）保定第八期同学。在对日抗战时期，来自各方的带兵官或幕僚们确实不少，因为陈在中央政府说话好使，所以都愿接近他以自重。1937年抗战前，在南京举行的军事或政治扩大集会时，为免去互相拜访和请客，统一宴见起见，便由他发起召集宴请第八期的同学或老师们，第九期的也可以参加，举行聚餐或茶话会，用款由参加者分摊。1934年，我随张学良将军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时，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餐。与会者是八、九两期师生，一时聚集南京的有百多人。陈老总（同学们对陈诚的称呼）后到每餐桌前颔首示意而去，据说他适患牙病，不能参加酒食云。(1964年3月)
作者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副官处科长
陈诚在黄埔军校第一期任特别官佐，第二年任兵连长，第四期任炮兵科长兼炮兵大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