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松彬/文

我父亲关玉衡，原名瑞玑，字玉衡。满族镶黄旗人，瓜尔佳氏，1898年生，1965年病故。父亲十八岁考入东北讲武堂，与张学良结为同窗挚友。“九·一八”事变前，亲身经历了“中村事件”，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历尽坎坷，遭至家破人亡，其爱国主义精神永垂史册。

根据父亲生前的回忆和我的经历，写下这篇材料，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怀念。

少 年 得 志

长白山地瓜尔佳氏族，系努尔哈赤麾下的镶黄旗部落，原住鄂多里城(今吉林敦化市)，后随列祖列宗的南征北战，瓜尔佳氏后裔逐渐由鄂多里城迁入宁古塔(今牡丹江市宁安县)我家世居此地。我祖父汉名关福绵，清末被官封宁古塔三品协领，人称福大人，民国初年，当选过吉林省议员，1931年秋天去世、祖父母生有七个后人，我父亲关玉衡是次子，受我祖父影响，他少年热衷骑射，玩枪弄棒，练就一身绣腿花拳。1913年考入长春陆军随营学校;1916年考入东北奉天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奠定了他的人品气质和从事军政工作的基础。在学习中，与张学良结为同窗好友，生死弟兄，，在德国教官的严厉督导下，兵专科毕业，1920年任东北三省巡阅使公署汽车队长。1923年至1925年任奉系军阀郭松龄部炮五团二营长，两次参加直奉战争。郭倒戈失败后，郭夫妇藏在大房身的一家莱窖里被搜出来就地正法。当时张作霖怀疑是我父亲等人把他们藏起来的，为此，把我父亲赶出大帅府，并免去一切职务。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后，张学良稳坐帅位，又重新起用了我的父亲，任命他为东北炮兵军上校参谋处长。

中村事件

兴安屯垦区位于大兴安岭与西拉木伦河之间，是张学良将军为了急谋富国强兵之道、使军队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建立的。兴安屯垦区设屯垦公署，成立屯垦军，编制为三个军种团。我父亲任第三团上校团长，驻防在垦区内。因为垦区内匪患甚器，垦区长官邹作华督办允许我父亲新编一连骑兵,对匪徒有先行处决权1929年成立垦区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奉派军阀机关)便照会各国驻沈阳领事馆说:“兴安垦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旅游。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照会发出后，得到各国领事的回文认可，唯日本总领事默无一言。为什么默无一言?因为兴安屯垦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满蒙拓殖政策”的侵华行径。

1931年5月24日，我父亲去木局子对新编骑兵六连进行校阅25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四方台附近查获四名日间谍，请速回团部处理。父亲连夜骑马返回，凌晨到达团部，听了董副团长的报告后，立即投入案情审理工作。这四名间谍打扮得非军非商，有两名日本人、一名俄国人，一名蒙古人，经详细审阅搜获出的文件、军用地图、屯垦军调查表册、笔记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绘图笔、望远镜、匕首、生活用具等，认定他们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军事间谍。其中的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课情报员、陆军大尉”的特务身份。即对中村进行审讯。中村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态度做慢，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父亲改用日语审讯，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首先供认，他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做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然后再问中村，他什么也不说，

根据查获的物证和井杉的口供(人证)，我父亲做出如下判断:(1)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为他的笔记本载明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派出)。(2)他到此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是破坏垦区参与“拓殖“工作的间谍。(3)参与了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活动，

那么，中村配备一名俄国人和一名蒙古人有什么作用?经审讯查明: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的，那个蒙古人是札赉特旗巴公爷(即蒙古王爷)派来的联络员，意在巴公爷与日本人勾结颠覆兴安区政权。

真相大白之后，如何处理?父亲想:中国是弱国，弱国的外交是不利的，日本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情况一但泄露，日本方面一定出面干涉，就可能轻易地放了中村，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把这些军事情报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了吗?不行，坚决不能轻易放过中村。父亲当晚召开官佐会议,征询大家的处理意见。会上，有人提出按照国际法规定，对外国军事间谍可以处以死刑的，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也有人主张放他们走，让我们的士兵扮做土匪在路上把他们截住杀掉，我父亲则主张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以震扬国威，官佐会议后。又再度审讯，中村竟大要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大怒，此时我父亲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父亲抽刀，气焰马降落下来。后在笔录上划押时，中村又与我官兵撕打起来，官兵用枪托打在中村头上，当即昏卧在地。当夜，中村等四名间谋被秘密枪决。除重要文件留做证据上报外，将他们的尸体、行李、马匹一并焚毁灭迹。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暴露了，一是洮南日本领事接到中村已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盘算到达的日期大大超过，便派人沿路线向北寻找，寻至余公府地方，被蒙古人告密忠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家当铺，后被日本洮南领事查获头去，日方以此做为中村被杀的证据。三是尔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化装到余公府调查，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中村事件发生后，沈阳日本总领事提出严重交涉，并借口“中村事件”、“柳条湖事件”，于9月18日深夜，由板垣征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震憾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天夜里，日寇在沈阳到处搜捕我父亲，未搜获到，我父亲当时被荣臻派宪兵看守在一旅馆中20日晨，我父亲由沈阳化装乘火车到北京,20日晚,见到张学良副司令张笑容可鞠的对我父亲说:"你还跑出来了!"。父亲回答说:“全丈荣参谋长的掩护。父亲对张学良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接着又问我父亲“你有钱用吗?”问后写了张五百元钱的批条，交给何立中副官长，又吩咐说:“给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此后一段时间，父亲留在张学良身边，无公可办，时常在北平的街头巷尾闲逛当时北平的街上，到处贴有“打倒张学良”和“打倒不抵抗主义者”的标语，有不少学生队伍在游行示威。父亲见张学良成天愁眉不展，又想到国民党当局并不因日本已成敌国而解除对自己的通辑令。当局多次逼张学良交出关玉衡法办，押送南京军事法庭他怕再给少帅招惹事非，于1932年返回东北。

家破人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当局对我父亲下令通辑。祖父在宁安听到消息后，惊吓至病，于1931年冬去世。我二母刘淑贤和大姐凤英于1933年去世。我们世袭的宁安老家，也落入敌寇的魔掌之中。

1932年夏季，日本关东军和田师团侵入宁安，在镜泊湖地区被抗日游击队陈翰章(满族)部打得焦头烂额，又在松乙沟遭火攻、溃不成军:少将师团长和田带一伙残兵流窜到宁安县城，与宁安的大汉奸孙小辫、范喜珍等人接上了头。孙小辫、范喜珍向和田告密，说关玉衡的老家就在宁安城里，家里还有他母亲、弟弟和妹妹。和田听后如获至宝，想借此抓获关玉衡请功，以消除他在镜泊湖打败仗的责任。和田猜想我父亲可能藏在宁安家中便组织密探、汉奸把我家暗中包围，目夜监视，但是监视了四、五天也不见我父亲的身影。于是狗急跳墙，对我祖母、、姑姑开始了逼供。一天，商会长范喜珍来到我家，假装惊恐的样产对，我祖母说:“你老儿子让小鬼子抓去啦!吊在南火”我祖母听后心里急开了。范又出主意说:“只要你老太太一去，我在旁边一说，小鬼子准得放人，”这样，我祖母和两个姑姑被骗到南火磨，南火原是孙小开的制粉厂，和田残部驻在那里，成了日军司令部。我祖母和姑姑被反锁在一间上坏房里，范喜珍又用同样的手段把我老叔关瑞孚骗来。

在南火磨的一间会客室里,矮胖子和田对我祖母开始了审讯，和田不会中国话，身边有孙小辫、范喜珍等人当翻译。范喜珍问:老太太，两个儿子舍哪一个?祖母答:我哪个也不舍。

范又问:你二儿子回来没有?

“没有。

“你知道他在哪吗?”

“不知道。”我祖母被问得气恼了，反问范喜珍说:“你们干啥老问他?"范喜珍狡黠的一笑说:

“嗬!你老太太脾气可不小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祖母愤怒的骂道:“呸!狗窝。

这时，孙小辫开腔了:“我说老太太，你是不是想看看你的小儿子?"

这时我老叔被带出来了，祖母见我老叔被打的样子，上前把他搂在怀里哭了，这时孙小辫说:“只要说出你二儿子在哪?我就放了你们。眼看天黑啦,快回去做饭吧。“孙小辫假情假意的说我祖母愤怒的说:“你还惦记着我们吃饭呀!”我祖母怒火中烧。这时我老叔说:“额娘，我一肚子火。”老叔也气恨。孙小辫又开口了:“好哇!我就让你凉快凉快。”说着一挥手，一群狗腿子又把我老叔拉走了，这时，范喜珍接着说:“老太太,你二儿子关玉衡犯了大日本的王法!所以才问你要人。“这时我祖母说:“犯了日本国的王法?日本国的王法咋跑到中国来了?这时,和田听了翻译后,马上站起来，狠狠打了范喜珍一个耳光，一甩手就走了。

当天晚上，他们又把我老叔打得遍体鳞伤，推进土坏房。我老叔向我祖母哭诉:“他们用皮带抽我，我啥也没说。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说完四个人都哭成了一团。第二天凌晨，老叔又被他们架走。祖母和两个姑姑被放回去了。回家一看，家已被抄，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这就是1932年12月发生在我们老家的惨案。随后，日本鬼子为了解恨，在南火磨把我老叔活活地钉死尸体钉在后墙上，鲜血淋淋。

奋起抗日

话又说回来，1932年春天，我父亲在北平辞别张学良，化名国尔佳，回到东北吉西开鲁地区(今天吉林省通辽市以西、西拉木伦河北岸一带)，组织了东北辽西抗日义勇军，成功的指挥了郑家屯袭击战，切断了日军多门师团西进的通路，有力的配合了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后因我父亲的助手高厚周叛变投敌，又因内部弹尽粮绝，我父亲只好率兵退回古北口(是山海关西北、长城的一个关口，离承德市不远)，这时，正值张北义勇军(吉西一带的抗日地方武装，成分复杂，混有一部分山林土匪)互相吞倂.外加何应钦电令解散全国各地的抗日后援会，使辽西义勇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这种情况下，旗倒兵散。

1933年春，父亲去上海组建抗日后援会，在将军家作了八个月。此期间，通过仆人介绍，与江苏武进县程丽秋结婚，从此，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诞生了。

1934年底返北平，参加了北平的抗日救援活动，1936年冬，父亲受张学良委任为横山县长。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因我父亲是张学良委任的县长，因而信受排挤，1940年被地方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排挤下台。

逃难西安之后

1940年底，父亲从横山卸任回到西安，日子更加苦艰难。他即要养家糊口,又要时时提防国民党的逮捕和日本特务的暗杀真是到了山穷水尽之地。在靠山山倒、靠水河干的窘境中，他还英勇的抓住两名日本特务，大体经过是:

1941年时值初冬，我们一家人还没有换季衣服。一天，我父亲的一个旧部下带着一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来到我家，那陌生人自称是东北同乡，做生意的，要拿钱给我们换季，我母亲和一个老女仆人说:"我们从来不收不明不白之钱。”可是这两个人赖着不走。傍晚，我父亲回来了，那个陌生人猛然抽出尖刀，步步遍进，低声说:“你是不是关玉衡?"“是我，你要干啥?"父亲从容的说。“我要你的命!记住，明年现在是你的年!”说完向我父亲前胸刺来。我父亲闪身飞出一脚，将尖刀踢落，这时女仆人何姥姥操起擀面杖狠狠向他头部打去，这歹徒“唉哟”一声倒下了。父亲接着奔出门去，抓住了另一个歹徒，把他们交给当时的侦察队，经审讯，他们供认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

从此，我父亲深居简出，为了避免敌特的跟踪暗杀，一度隐居在大雁塔下的慈云寺，结识了佛门名僧慈云大法师，后又登华山拜访了佛门方丈慧空和尚，慧空和尚武林出身，真功拔萃，富有爱国激情，在他的劝说下，我父亲放弃了出家之念，重新振作起来，气宇轩昂的走下华山。

1943年冬，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所谓“抗日演说”。这时，我父亲就会同一批东北军人去重庆请愿，呼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打回老家公，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就这样，我们全家人也跟随父亲来到雾都重庆。没想到，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他们的请愿，反说他们“目无军纪”、“犯上作乱”、“兹生事端”把他们重庆的进步爱国人士一同隔离起来,给他们的生活待遇极为低劣，每月只领很少的饷银。这时，我家就住在嘉陵江畔的一所破竹房里。重庆多雨,屋里得无法栖身,小妹妹打摆子(一种忽冷忽热的病),无钱医治,吃糙米饭,清水煮中皮菜、我母亲性夜啼哭。为了让我们念书,父杂把我们送进了柏西东北孤儿教养院1944年，我父亲在庆见到了李德全、冯玉祥、冯焕章（编者注：冯玉祥、冯焕章为一人，冯玉祥字焕章）等抗日前辈，在他们的劝说下决定去新疆，这时正巧新疆军阀盛世才到重庆向蒋索要人才。这盛世才也是东北人，表面花言巧语，伪装抗日，所以骗取了很多人的信任，我父亲又把抗日救国的希望投注在盛世才身上。于是，我们又跟父亲登上万里征程，奔赴新疆。一家人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终于来到了新疆首府迪化市(现今乌鲁木齐市)。就在当年的冬天，我父亲突然失踪了!他是一早去交通处上班就一直没有再回来。一连两个月过去了，音讯皆无。气氛越来越紧张。警察八役的汽车昼夜抓人。在我们对面屋住的赵丹叔叔(全国出名的电影演员)前天还教我唱《松花江上》，这几天也不见了。后来才听说他们被监禁在西大狱中，受尽了苦刑和肉体折磨。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是，盛世才为讨好蒋介石，对赴疆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大屠杀。这一段“过了嘉裕关，两眼泪不干”的生活，在我思想上留下了极其沉痛与深刻的烙印。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父亲从监狱中出来，还下律诗一首:

抗日救国四方求，

追逐海市起蜃楼，

此生多难向知觉，

满腔热血付东流。

1945年至1947年，我父亲继任新省乌苏县长，乌苏地处祖国边陲，是当时乌斯满江匪患最猖獗的地方。前两任县长已先后被杀，这伙匪徒受英帝国主义操纵，匪首乌斯满江是哈萨克族的反动大牧主，又称“哈匪”，专门从事分裂祖国，颠覆边的破坏活动，他们杀人如麻，有其罪恶的政治目的。我父亲到任后，首先联合各族头人和部分酋长组织地方武装联防，又选出蒙古族爱国牧主达木登巴扎尔为副县长，由他指挥锡伯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汉族的联防队。声势浩大，使乌斯满江匪徒一时不敢接近。一九四六年的一个午夜，有士兵来报说:“一伙乌斯满江匪徒大约四百人偷袭县城。由于军民联防得当，顿时整钟长鸣，农民高举坎土曼(一种种地工具)牧民手握钢钗，和士兵融成一体，在城墙上燃起石油(乌苏是石油产地，当地有都山子油矿，有的是石油)，把县照得如同白昼，把匪徒晃得马嘶人叫，互相践踏。乘敌人混乱之机，我父亲骑快马，首当其冲杀入匪群扣任正面主攻，达木登巴扎尔又带领一伙蒙古人马截超后路，这是维吾尔族骑手阁孜，买买提和他的弟弟齐古孜，买买提带领维吾尔人马从西侧插入。把四百多匪徒“大卸八块”’。当场击毙二百多人，生俘百余人，包括俘虏匪首库扎布尔和一名专管电台的女匪。

乌苏大捷之后，我父亲的民族威望大振，达木副县长送给我父亲一笔回乡路费和嘎达梅林画像一张，我父亲以龙砚、香墨、名茶作为回赠。

新 的 生 活

1950年春，历经坎坷的父亲终于带领我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哈尔滨市，一家人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团聚了。当时，我大哥关松军在松江省担任文艺领导工作，一家人都享受着供给制“小灶待遇。我和妹妹关松韵进入了东北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吃、穿文具一律由国家供给，待遇很好。使我们处处感受到党的温暖。父亲这时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我奔波徒劳多半生，历经艰难坎坷，为的是祖国的和平盛世。我错投张学良、蒋介石、盛世才，不但没有看到祖国的繁荣兴旺，反而使自己陷入重重政治灾难之中。几次险些丧命。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看到了祖国的和平盛世，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点，我体会最深。

1953年，我父亲回到老家宁安，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照顾这时，他已有参加革命为党工作的愿望，更有洗净灰尘、自我革命的决心。同年冬，组织安排他临时工作，去宁安县第一完小教书，使他在新中国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1953年冬，(学生放寒假)，他自费去北京要见毛主席，实现他毕生最大的夙愿。毛主席派秘书接待了他,记下了他的要求和感望,又给他五十元路费并告诉他:“这钱是毛主席给的!"在党中中央的关怀下，由中央统战部下达文件，经省统战部转发到宁安，为我父亲正式安排了宁安县电影院副经理的工作。他四处奔波为修茸电影院积极筹款，包括省里拨款和地方集资，重修了老电影院，新建了东京城电影院。培养了两名电影放演员。他还聘请了京剧著名演员吴绎秋、尚长春、新艳君等人来宁安演出，多次组织文艺汇演，体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4年，他当选为宁安县人大代表，还为省政协委员。同年夏，参加了东北少数民族观光团，奔赴祖国各地观光，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幸福的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集体合影留念。这次参观，对我父亲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他看到许多自己原来走过的地方，昔日的荒丘沙岭，如今变成巨大的现代化工厂，昔日吃糠咽菜的贫苦山村，如今生活大变模样:昔日人背马驮的秦巴蜀道，如今火车飞奔马达欢唱。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已完成了旧改革家们将近半个世纪的设想。他逢人就说:“中国共产党伟大,真了不起呀!”有一次我回家、他让我教他唱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学着学着竟流出眼泪来，心情异常激动，似乎对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唱段，都有着强烈的感触，都能引出一件件深刻动人的往事来………。

鞠躬尽瘁

1957年,他在省人代会上建议建立满族自治县而被错划右派他在右派改造期间，组织对他采取了机关监督改造的做法。使他先后在宁安县博物馆、文化馆工作了八年。在这段工作中，他对组织处理毫无怨言，更加勤勤恳恳的工作与学习,认真自我改造，并把自己保存的文物古董，提供给博物馆参加展出，为振兴宁安县的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九六四年织根据他的表现，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他激动的热泪涌出，一个劲的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报效党、报效祖国。1965年11月的一个下午，父亲刚把展室的炉火生旺，就感到一阵胸痛，鼻子里渗出少量的血，在大伙的劝说下他终于回家了，这是他八年工作的第一次早退。第二天，我得讯后从海浪乡赶回宁安，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下.经过大夫检查,已是肝硬化晚期。当天下午我送他去牡丹江市治病，他一直坚持走到车站，一路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人。他不断地和我说笑话，我觉得他这时的话比任何时候都多!记得他说什么“见了张作霖我发恼，见了孙中山问声好，见了马克思虚心作检讨”。经市医院检查，他是肝癌晚期扩散。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心爱的事业,同时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父亲关玉衡一生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这是旧社会给他造成的。但也有他自身的缺点。他在临终前对我说:“我一生就因为学习不够，真假不分，上当受骗,遭了不少难。现在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真想再多活几年,……你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咱们世世代代都要跟党走，在农村好好劳动，只要能为党工作，干什么都光荣……。

现在，人民回忆我父亲,电视剧《关东风云》里演出我父亲，书刊里不止一次的看到他的名字，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对他历史上被错则冇派进行了彻底平反改正，这一切都说明党的光辉照耀着他，也温暖着我们一家人的心。

回忆父亲的生前，感到他只不过是一个有热血、有良心的爱国军人，是一个屡遭磨难之后才觉悟了的，并一心一意跟党走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他有很强的军人气质，对我们要求很严，从不许我们睡懒觉，更不许看邪书，如果我们听话，他就高兴。他态度和蔼、善良，平易近人。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喜欢讲故事，并精通数学，凡三角、几何、代数中的难题，拿去问他，他能很快解开。父亲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但他的声音和笑容，还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激励着我们克服困难，奋发图强，永远跟着党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