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老金制度的争议，核心在于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有人认为，养老金差距大与“三大支柱”成熟及顺序有关。反映了对制度设计的深层关切。我们需要从结构性视角辩证分析，探讨养老金差距产生的原因，寻找改革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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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支柱的缺陷是差距的根源性因素

1. 制度设计的先天矛盾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统账结合”模式，社会统筹部分承担再分配功能，个人账户部分体现激励机制。但这一设计在实践中面临双重困境：

- 代际负担转移：由于历史债务未妥善处理，个人账户长期“空账”运行，本质上仍是现收现付制。例如，黑龙江等老工业基地因人口外流，养老金收支压力巨大，2025年职工月均养老金仅2740元，不足上海的55%。

- 地区分化加剧：中央财政对地方养老金的转移支付力度不足，导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差距悬殊。2025年上海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达1500元，而云南仅143元，前者是后者的10.5倍。这种差距源于地方财政能力差异，与第二支柱无关。

2. 缴费与待遇的非对称性

基本养老保险的“多缴多得”原则在实际运行中被扭曲：

- 基数差距放大：国企中层按100%基数缴费（月薪2万元），私企员工按60%基数缴费（月薪6000元），退休时基础养老金差距达2280元/月。这种差距在挂钩调整机制下进一步扩大，例如某省2023年调整方案中，高养老金者年增170元，低养老金者仅增130元，十年累计差距超400元。

- 视同缴费年限的隐性福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2014年改革前的工龄全部视同缴费，叠加过渡性养老金，使其实际缴费年限“虚增”5-10年，导致同类人员养老金比企业职工高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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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支柱是差距的催化剂，但非根本原因

1. 覆盖范围的制度性排斥

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本质上是市场化补充机制，其发展受制于企业盈利能力和所有制性质：

- 结构性失衡：截至2025年，企业年金仅覆盖3200万职工，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35%，且47%集中在央企和国企。中小企业因成本压力，参与率不足0.2%，导致“体制内”与“体制外”养老待遇分化。

- 职业年金的制度性倾斜：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建立的职业年金覆盖率达68.5%，而企业年金仅6.8%，这种“双轨制”加剧了群体间差距，但根源在于第一支柱的制度分割，而非第二支柱本身。

2. 税收优惠的马太效应

企业年金的税收递延政策（EET模式）理论上普惠，但实际受益集中于高收入群体：

- 边际税率差异：年收入20万元者（适用20%税率）年缴费1.2万元可节税2400元，而年收入6万元者（适用3%税率）仅节税360元。这种“累退性”优惠放大了收入差距，但政策初衷是激励企业建立年金，而非直接调节分配。

- 替代率差距：第二支柱对高收入群体的补充作用显著。例如，央企职工退休后企业年金替代率可达20%-30%，而普通私企员工因缺乏年金，总替代率不足40%。这种差距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对劳动价值的反映，而非制度设计的过错。

三、差距的根本成因：制度分割与市场失灵

1. 第一支柱的碎片化管理

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2025年仍未完全实现全国统筹）、城乡二元结构未破除，导致制度分割：

- 职工与居民的鸿沟：2025年职工养老保险人均月待遇约300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仅143元（最低标准），这种差距源于缴费基数和财政补贴的系统性差异。

- 机关与企业的双轨制：职业年金的强制性与企业年金的自愿性并存，导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普遍高于企业职工30%-50%。

2. 市场机制的局限性

第二支柱的发展依赖企业自愿参与和市场化运作，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

- 中小企业参与壁垒：建立企业年金需通过复杂的方案备案和基金托管流程，小微企业因管理成本高、员工流动性大，缺乏动力参与。

- 投资收益分化：企业年金基金中56%配置于固收类资产，权益类投资仅5.6%，而高收入群体可通过第三支柱投资股票型基金，进一步拉大财富积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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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突破点

- 第一支柱的普惠性重构：

① 加快全国统筹落地，通过国资划转、财政托底等方式消化历史债务，做实个人账户；

② 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比例提高至90%以上；

③ 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缓解支付压力，2025年起每3年延长1岁，至2045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

- 第二支柱的包容性扩展：

① 对中小企业实施“集合年金计划”，由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统一管理，降低参与门槛；

② 探索“费率平移”改革，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从16%降至14%，平移2%至企业年金；

③ 建立“普惠型职业年金”，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覆盖范围，政府按缴费基数的5%给予补贴。

- 第三支柱的精准化设计：

① 提高税收优惠力度，将年缴费上限从1.8万元（50岁以下）逐步提高至3.6万元，同时对低收入者实行“先缴后补”（如缴费1元补贴1元）；

② 丰富产品供给，推出“养老目标日期基金”（TDFs）和“税优健康保险+养老金”组合产品，满足差异化需求。

结 论

文章的论点揭示了养老金制度的深层矛盾，但将差距归因于第二支柱的发展存在逻辑偏差。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支柱的制度缺陷与市场机制的叠加效应：

1. 第一支柱的碎片化管理（统筹层次低、城乡分割）和缴费待遇的非对称性（基数差距、视同缴费政策）是差距的根源；

2. 第二支柱的发展（企业年金覆盖率低、职业年金双轨制）加剧了差距，但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对劳动价值的反映，而非制度设计的过错；

3. 改革的核心在于重构第一支柱的普惠性，通过全国统筹、动态调整和财政托底消除制度分割，同时通过包容性政策扩大第二支柱覆盖面，最终形成“基础公平、补充分层”的多层次体系。

养老金差距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延迟映射”，其解决需要系统性改革而非局部调整。未来需通过制度重构（如全国统筹）、政策创新（如自动加入机制）和市场培育（如集合年金计划），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