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5日一夜，守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声就没停。
从张家山退下的徐声先营长，奉命协助友军据守萧家山。16日黎明，黑濑联队新任第3大队长迫八郎率部攻萧家山时下起暴雨，随雨点而来的是一发炮弹，这名大队长也重伤而死。代理第10中队长的小队长佐藤晃雄率部冲锋，代理第9中队长的池崎觉随其跟进。
白刃战，佐藤被毙杀，池崎受重伤。
一侧的张飞山此时被攻陷，但衡阳的死士就算在倒下前，也必叫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
7月16日天色阴沉，当天上午枫树山被日军攻占。下午4点，日军第5航空军的战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钻出云层，对以萧家山为中心的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俯冲式轰炸，整个萧家山石木崩飞，陷入了火海。在最后一架飞机俯冲轰炸的同时，前一晚夜袭失败的第1大队长关根彰率部再攻萧家山，整个大队只有100人出头了。就在日军工兵爆破铁丝网，冲到山下时，又下起瓢泼大雨，本来就难以攀爬的断崖更加湿滑。用军刀切割铁丝网的关根暗自哀叹倒霉。他确实倒霉，因为飞来的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前额。
黑濑联队先后五个大队长即足立、大须贺、小野、迫、关根，全部被毙杀于张家山、萧家山、张飞山和军舰高地一线，几倍于此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丧命。前面曾提到的第1大队第3中队长小山长四郎（唯一的原在编、非代理的中队长）也中弹死去。
黑濑联队至此被预10师剔成一副骨架了。
黑濑愁眉不展时，接到师团长岩永汪电话：“明天上午，第34师团针谷支队第3大队调拨给你指挥。”
由于衡阳机场被修复，日军的空袭开始加剧，大规模轰炸使萧家山阵地工事丧失殆尽，大雨又导致成箱手榴弹被浇湿，苦战中，中国守军决定放弃萧家山。萧家山两个山头。好不容易占领其中一个山头，黑濑把攻占另一个山头的任务交给新来的针谷支队，他本来的意思是，让他们见识一下这边有多难打。可针谷支队战战兢兢摸了过去，结果守军已移阵地，该大队轻易占领山头，黑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萧家山撤下的预10师第30团第2营徐声先营长，率残部退守市民医院后的无名高地。
日军随后疯狂而至。从张家山，到萧家山，再到无名高地，这一纵贯线，几乎是整个衡阳最激烈的战场了。正如前面说过的，徐声先不仅是铁血英豪，还是一名军旅诗人，能文能武的他，6月开打后，他就利用战斗间歇，伏在战壕里写一本名为《衡阳有我》的阵中书，记录着在灼热的天空下，发生在孤城的故事。现在，徐营长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书未成而人已殉国。
在张家山受伤的第1营营长萧维代理第2营营长，战斗中再次受伤。
方先觉把电话打过来，问葛先才部队伤亡情况。由葛先才临时指挥的第3师第8团和军直属工兵营已伤亡过半，师部手里最后抓着的特务连也已伤亡殆尽，整个预10师已快打光了。
葛先才报完后，“哇”的一声哭出来。
方先觉慌忙问：“艺圃！你怎样？怎样啦？”
葛先才胸口像堵着东西，说不出话来，平静了一下，说：“军长！我没什么！只是多少年来，经我悉心培育、情谊深厚的各级干部，如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倒下去了。固然他们为争民族的生存而战，捐躯流血，尽到了他们职责，死者光辉，伤者荣誉。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这没死的，眼见一个一个倒地不起……”
方先觉一声叹息，慰勉了葛先才一番，说：“我已命令，军特务营营长曹华亭少校的两个连归你指挥，加入你师阵地作战。如何调整部署，你预定策划吧。”
由于空袭加重，外围阵地被破坏殆尽，城内则大火不熄。
7月16日傍晚，在西南和正南，日军攻占和守军主动放弃的阵地有：范家庄、虎形巢、张家山、萧家山、张飞山、打线坪、机修厂、军舰高地、市民医院、枫树山、141高地、五桂岭南翼。方先觉命令西南面的部队退守五桂岭北翼、接龙山、花药山、五显庙与苏仙井之间无名高地、岳屏山、天马山、西禅寺等二线阵地，由葛先才统一指挥。
此时，预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还剩下400多人，暂54师则仍保持有将近一个营的兵力。不过，辎重团还有1000多人。搜索、特务、工兵、通信和炮兵等军直属部队还有500多人，直属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则有600多人，他们在城里作为最后的预备队。
从发电报求援到现在好几个48小时过去了，只有黄涛第62军靠近了衡阳，但在相距七八公里的地方再也不能前进。王甲本第79军相距还远。方先觉每天发一封求援电，深深体会到1943年冬第57师师长余程万的心境。
7月的衡阳，中日两军都陷入苦战。
已苦守将近一个月的第10军，虽然主食还不缺（如前所说，衡阳市长赵君迈撤离前，动员市民将粮食留在家中），但荤腥全无，蔬菜更没有。由于营养跟不上，衡阳守军面露菜色。
城西多河塘，一些士兵开始冒着日军的火力捉鱼吃。
有一天，第29团团长朱光基给葛先才送来四条大鱼。
原来，进入7月中旬后，由于酷热难挨，相距百米甚至几十米中日两军渐渐达成默契：从上午到下午是休战时间。在五桂岭受伤的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曾回忆：“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可能双方都已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接着便是冲锋式枪战。全阵线枪炮声不断，像煮粥一样，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又归于平静，就像现在的正常上下班，说来也有趣。”
在西禅寺那边，休战时间要更早一些，是清晨6点的时候，但接战时间一样，也是傍晚6点。
只说朱光基第29团一部扼守之西禅寺高地下，有个大池塘。池塘这边，是第29团的两个班，池塘那边，是日军第116师团和尔联队的俩分队。完全旗鼓相当。白天休战时，第29团这个班的士兵除加固战斗工事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就想下塘摸鱼。这一天，五个士兵脱得只剩下一个短裤，站在池塘边，向塘对面的日军喊：“我们要下塘捉鱼，没带着武器，你们可不能开枪啊。要打，照你们老规矩，下午6时开始，你我拼个死活。我们摸鱼的时候，你们要是敢射击，我们就打过去，把你们全部杀死！”
也不管日军听得懂听不懂，反正觉得喊完后，日军再看他们都脱光，大概的意思能明白的。不等日军应答，五个人就都跳入池塘。日军果然没开枪。五名战士最后满载而归。第二天，日军也没开枪，战士们捕的鱼更多了。不过，第一天捕鱼的五名士兵中，有两个人，已经在当晚战死了。到了第三天，有六个人准备下塘捕鱼，参加第一天捕鱼的都在晚间的战斗中阵亡了。
这一天，日军开始射击，大约是出于嫉妒：你们怎么老吃鱼啊，我们都吃不着。没能下池塘，第29团这六个人大怒，跑回阵地后，每人拎了两捆手榴弹，随之冲出阵地。班长则大喊：“本班轻机枪不动，步枪兵上刺刀跟我冲！”于是，四名士兵跟班长冲了出去。11个人朝着日军阵地叮咣一通打，把池塘对岸日军分队打得还剩下两人。这就是不叫摸鱼的后果。
三个小时后，第29团这边又从阵地上走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对日军阵地大喊：“怎么样？你们要是再开枪射击，现在就有了例子。不相信就试试看。”
对面的日军果然不再开枪。
一次，有个上等兵摸了条一尺多的大鱼，抱在怀中喜笑颜开，没想到那鱼挣扎着蹿入水中。上等兵慌忙一个猛子下去，继续抓那鱼。十几秒钟后，人浮出水面，两手空空，但脸上都是淤泥了，像马戏团的小丑。见此情景，阵地上的中国士兵哈哈大笑，而日军阵地那边也传来笑声。
方先觉一度下令禁止阵地上的士兵去捕鱼，但没什么效果。
7月17日傍晚，城北容有略第190师的士兵发现草河南岸突然溜达过来三头水牛。
这牛是城外的老乡冒着巨大的危险故意赶过来的，为的是犒劳衡阳守军。问题是，对面阵地的日军也看到了。双方士兵对着那三头牛虎视眈眈，都开始流口水。最后中国士兵抢先一步，冒着日军的射击，牵回了一头牛，美味了一顿，并把一条牛腿送到军部，方先觉也乐坏了，亲自下厨炖牛腿，军部的人总算开了一次荤。
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阵亡，方先觉还是严令阵前捕鱼。
他叫各部队长到火线去巡察。对于这件事，葛先才的说法是：士兵们一方面固然想吃鱼，另一方面为的是好玩，调剂战时枯燥的生活。所谓苦中作乐，这就是了。
葛先才问朱光基：“还有没有人捉鱼？”
朱团长笑答：“这两天没有了。”
葛先才一皱眉：“没有了就好，但为何发笑？”
朱光基说：“池塘里的鱼捉光了，已经两天了没鱼可捉。”
在衡阳，一切战场上的乐子，都是滴血的。
7月18日下午，扼守外新街北高地的搜索连侦察兵发现右侧30米外一座房屋里有日军饭盒相碰的响声，立即回报臧肖侠连长。臧连长亲自侦察，发现该屋屋脊上有个将近一米的大洞，当即决定用枪榴弹进行曲射攻击。守军的枪榴弹，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200米，在弹尾有4道标线，每道代表50米，即使最小射程，一打就超过了。
怎么办？
臧连长掐算距离，进行精准定位，将榴弹装入发射筒时，以不到50米标线和弹体不滚落为度。臧肖侠随即叫战士们做好狙击准备。臧连长扣动扳机，枪榴弹一发而落入房屋的大洞，屋里的几名鬼子当场毙命，另有两名鬼子带伤逃出，一露头，就遭枪法精准的传令兵刘舒陆狙击而毙命。战士们纷纷对自己的连长竖起大拇指。臧肖侠表面平静，心中着实喜悦。没想到，对面砰然飞来一物，臧肖侠大喊：“隐蔽！”随即和士兵们四下翻滚，但那东西落地后没爆炸，是一枚日军用掷弹筒打过来的掷榴弹。
就在这时候，左翼友军第3师第8团连长吴兰生派人通报臧肖侠：“敌军约数十名，正由江西会馆方向利用湘江堤岸之隐蔽，向贵连阵地前移动中……”
接报后，臧肖侠立即准备战斗，没多久，日军炮弹就砸过来。外新街北高地上的几十棵橘子树的枝冠全部被削去，伤亡了不少士兵。日军随即发起进攻，阵地大半陷落。山顶上，只剩下一个碉堡还在守军手里，里面的机枪手叫姜九水，江西玉山人，身材高大，虽然口拙，但极精通轻重机枪的操作及修理。他从容镇静，像没事儿人一样，在堡垒里，猛烈扫射冲锋的日军。
臧肖侠带着几名士兵从高地反斜面的指挥所冲上来，钻进了碉堡。
姜九水对臧肖侠说：“连长……这里太危险！你……不要来。这里只要有我在，鬼子兵……别，别想过来，你快回连指挥所去！”
派去请援的传令兵刘舒陆此时跑上高地，钻进碉堡，对臧肖侠说：“连长！团部有人来补充了！”
臧肖侠急忙下山，见第3师第8团的20多个士兵每人扛了一箱手榴弹，已经在后面山脚下的残垣间集中了。臧肖侠一问，得知是团人力输送连的新兵，既没战斗经验，也不会投手榴弹。臧肖侠立即从一线上撤下三名老兵，将他们提为班长，负责教这些新兵怎么投掷手榴弹，并对他们说：“你们是本连生力军，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你们虽然都没打过仗，不会投手榴弹，但没有关系，我们会马上把你们教会，日本鬼子并不可怕，本连把他们打死了很多，换句话说，我们不怕敌人，敌人必定怕我们。我现在叫班长教你们投掷手榴弹的方法和要领，只要投出去的手榴弹爆炸，敌人就一定会死，希望你们多杀死几个鬼子。”
就这样，新兵学会了投掷手榴弹，随即在冲锋号下，他们第一次向日军发起逆袭，手榴弹雨点般投出去，众多鬼子被炸死炸伤，而那二十多个刚学会投掷手榴弹的士兵，也有一半殉国了。
臧肖侠搜索连两翼的友军已向身后五桂岭北翼阵地转移，外新街北高地即成孤立的突出部，难以守卫下去了。翟玉岗营长的手令这时也到了。撤退时，臧肖侠下令，每人背负一名伤兵。就在撤退了一半时，行动被黄茶岭上的日军发现，立即用机枪进行火力封锁。臧肖侠以竹鞭指挥，穿越日军封锁线，还是有五六名士兵中弹。臧肖侠和传令兵刘舒陆断后，竹鞭被子弹打断，但臧连长却没受伤。多年后，臧肖侠回忆这段战斗经历时说：“三次化险为夷，难道均为侥幸乎？若如王清山排长所说：‘连长！你放心吧，只要有杜排长的英灵保护，你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余当永生难忘，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伙伴、抗战的英雄。走笔及此，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此战后，搜索连还可战斗的士兵只剩下18人了，姜九水因“作战沉着勇敢、毙敌甚众”，被提升为排长，接替牺牲的老杜的职务。
就在这天傍晚，方先觉第一次召开全体师长会议，方先觉对开战以来兵力调配、阵地现状、部队伤亡、粮弹消耗等作了说明，并告诉与会的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说：“蒋委员长曾规定，本军打到无续战能力的时候，将约定的求援密码用电报发出，48小时内解除衡阳之围。自敌人第二次总攻以来，我每晚发出求援电，一连几天过去了，至今援军杳无消息，盼各位师长提出高见，共同研究出办法以渡此难关。”
周庆祥建议立即突围，因为已经完成固守两周的任务。军参谋长孙鸣玉则反对，认为这样即使突围成功，也必被军法从事，他提到余程万的例子。
葛先才在发言中同意周庆祥的意见，认为眼前是突围最好的时机，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有两点主张，请军长选择其一。第一点，自军长以下我军官兵全部战死衡阳。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死而无憾。第二点，我判断，援军解围这件事绝对无望。如不选第一点，则我军应即策划突围。突围不是为我等军、师长逃生，因为突围战斗中，我等也有战死的可能。突围可为我第10军保存一条根。虽然没有上峰的突围令，但军长可先行上报委员长，说葛先才擅自率师突围，其他两师亦随之弃守衡阳。
军长向委员长自请处分，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光棍一人，没什么好牵挂的。这样的话，既为第10军保存了一条根，又维护了军纪的尊严。再者说，军长这样上报的情况很多，也不算什么新鲜。我就说这些。来的时候西南各阵地都在激战，我现在需要立即返回师部，你们研究一下，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如果确定突围，一定想方设法把伤兵带走，否则我会抗令，宁可同他们死在一起。遗弃伤兵是为长官者最可耻的行为。”
葛先才走后，方先觉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周庆祥依旧坚持突围。
就在这时候，企盼中的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第62军、第79军正排除万难，突破当面敌军，不日可达城郊。守军不作突围准备。”
方先觉读完电报，看了看大家。
周庆祥认为所谓援军即将到来这件事，是根本无法指望的，衡阳守军的命运只握在自己手里。方先觉闭着眼想了两分钟，最后决定不作突围准备，继续进行死守。当晚，他登上中央银行顶楼平台，眺望衡阳夜色，由南而北，枪声不息，光焰炽烈，如舞动的火龙。
第二天，蒋介石再来电报，告诉方先觉：无论守军兵力如何短缺，都要编成突击队，向援军来的方向出击。方先觉大喜，认为援军真的可以指望。实际上，他错过了衡阳突围的最佳时机。
就在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总攻。
伊藤正德《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这样记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伤亡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中队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步兵中队已变为由士官代理，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战死，而攻击之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在前一天，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动荡：7月18日，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因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而被迫辞去全部职务。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陷落，就等于美国人撕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其本土已暴露在“B29”轰炸机的半径内了。
接替东条的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
选小矶是没办法的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不可能找个文官出任首相，只能从具有大将军衔的将军里选一个。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翻遍花名册后发现：除了在前线的（有人希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组阁，但天皇认为寺内不能离开南洋），就是已垂垂老矣的，选来选去好像只有小矶合适。不倒翁杉山元再次出任陆军大臣。在关东军做了多年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
“一号作战”剩下的作战还有没有必要打在这时候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号作战”被俗称大陆纵贯作战，但首要作战目的是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现在马里亚纳群岛已被攻陷，美国人的轰炸机可以从这里直接轰炸日本，以广西桂柳为中心的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不再具备先前的军事价值。东京军部的很多人认为：为了面子，衡阳还是要打下来，但广西就没必要打了。这个意见遭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东京的情况就是这样，少将、中将乃至于大将都反对的事，只要坐在具体操纵位子上的少佐、中佐或大佐坚持，那么这件事就会坚持干下去，“一号作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日军之所以在衡阳战场停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守军打得依旧顽强；二是日军弹药再度缺乏，兵力也残缺得紧；三是衡阳外围中国援军的攻击。日本人记述：“第79、62军似与衡阳城内之敌相策应，各派部分兵力到衡阳西北和西南方，另有一支敌军再次潜入泉溪市（衡阳东10公里）附近。”
7月20日这一天，很久没搭理方先觉的薛岳，突然给衡阳发了封电报，大意是：湘东部队正在反击，罗奇第37军今日抵达五马归槽一带。这就算日军战史里所说的“潜入泉溪”的中国军队。对湘东的部队方先觉是不抱希望的。他寄予希望的是黄涛第62军和王甲本第79军。同一天，率先迫近衡阳的黄涛用电台跟方先觉取得联络，称即将攻到城外五里亭，叫守军派一支人马到那里接应。
方先觉更为兴奋，立即精选了150人，由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领。20日入夜后，在第3师第8团张金祥部的掩护下，从西南面奋力杀出重围，在21日凌晨时分，抵达西南10公里外的五里亭，却没发现援军。后来援军又来电，称进至五里亭的部队，因干粮携带不足而退。这是充足的理由，又是荒诞的理由，只是苦了衡阳守军。这时候，曹营长和部下有两种选择，一是冒死返回衡阳，二是趁机散去逃命。
在曹营长的率领下，这支部队的选择是：再次杀回衡阳！
21日这天，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在局部进攻中，被毙杀于西禅寺阵前。
正像前面说的那样，日军第二次总攻被迫停止后的7月20、21日，是继张家山、虎形巢失守后第10军最好的突围机会。葛先才和周庆祥亦持这个观点。19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的回忆则是：这是开战后衡阳战场最安静的两天。也就是在这两天，城西北和城西南的日军开始把炮兵撤回草河以北、湘江以东。横山勇半年前打常德不下，不得不故意开个口子，让余程万第57师突围了出去。当时在第一线指挥的也是第116师团长岩永汪。现在，攻衡阳已经一个月，无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是东京大本营，都一个劲催促。在这样的情况下，岩永大约经过横山勇的同意，想故伎重施，诱使方率部突围。方先觉一度派臧肖侠带搜索连向城南江西会馆方向进行试探性的搜索，遭到狙击后即回撤，由于蒋介石没有突围的命令，方先觉最终没有作出反应。
诱使守军突围无果，7月22日夜，日军又将撤到草河与湘江东岸的炮兵拉回到衡阳城下，并开始通过飞机撒劝降传单：“能征善守的第10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所致。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国空军！”
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解不了围，衡阳城前的日军也攻不进去。这是酷热的7月下旬唯一的事实。
在7月下旬，蒋介石发过来的解围密电被日军破译，中国援军行动更受影响。第40师团第236联队主任参谋佐佐木春隆在《纵贯大陆之一号作战》里有这样的记载：“攻略和解围开始大比拼，就看哪个先一步。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解围要领电文被破译，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到师的攻击方向和目标，可以看出，其是何等的拼死督战。”于是，日军在封堵上更为有的放矢，证据就是：他们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尖兵部队总能出现在某支中国援军的侧翼，从那里发起扰乱中国军队阵脚的突袭。
黄涛第62军主力由于靠近衡阳无望，已经往后面退去；雨母山一部，又遭第40师团户田联队攻击。王甲本第79军倒是往前走了几步，但由于黄涛第62军已退，自己又遭第40师团另一部袭击，于是顺势转入阵地防守。
衡阳的日军
蒋介石大骂李玉堂调度无方。他又催促湘西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加速解围步伐。
作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的王耀武，在此战中的指挥是有些问题的。常德会战中，方先觉第10军从衡山驰援常德第74军，虽然战果不能说上佳，但第10军为第74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预10师师长孙明瑾阵亡、副师长葛先才被日军子弹贯穿胸部而重伤。从这个角度说，于公或于私，王耀武应当更用命才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长衡会战爆发时，第74军军部在湘西桃源。主力第74军滞留常德时间过长在先，督率各军攻击不力在后。在衡阳外围战，只有李天霞第100军一度靠近衡阳，第74军所辖的张灵甫第58师等几支部队则乏善可陈。这是王耀武第一次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指挥三四个军作战，或有经验原因
对王耀武长衡会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山东战场）中的表现，第26军军长丁治磐有一席话，主要意思是认为王指挥大兵团作战不行：“主要是他军事素养不够，他黄埔出来，升迁太快，一下就当大官……王很用功好学，若早和我在一起，我可告诉他一些带兵、战术方面的事情，济南的战况就有可能改观。但蒋先生很赏识他，教他读《名吏传》等书籍，很想栽培他，若他来台，还是有用，至少比台湾这些人好（指后来随蒋退至台湾的将领）。”（《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当然，丁治磐这口气有点大了，人们一笑了之即可。不过，具体到长衡会战，老王没打好又确实是真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衡阳外围的优势援军，面对区区一个多师团的敌寇，没有任何的协同，而是各打各的，始终不能形成一个拳头。当7月下旬长沙方向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等开始南下衡阳后，无论是李玉堂还是王耀武，最终都把解围战打成了自顾自的防御战，至于不紧不慢从广西“散步”过来的黎行恕第46军就更别指望了。
于是，人们就会疑问：到五里亭进行接应的曹营长以150人的兵力可以在敌人重围中杀个来回，数量多于此的援军何以不能突破当面日军的拦截？所谓的援军在局部有没有激战？有。有没有牺牲？也有。但在辽阔的衡阳西线打援的日军只有一个第40师团的情况下，各路援军怎么打成了那样？援军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心理：万一真的打到衡阳后，反而被日军包围了呢？万一叫我的部队跟第10军一起守衡阳呢？各部前后三次朝衡阳方向进行所谓总攻击，外围貌似打得热热闹闹，但和衡阳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这是1944年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