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5日，日军久攻不下的西禅寺已陷落在即。后来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老兵编有《血泪的记录：岚兵团第120联队史》，其中记载了联队长儿玉的一段回忆：“登上梯子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滚落下来，我官兵伤亡累累，前后怒号，有的军官亲自拿起轻机枪，顶在腰上进行射击……”

鬼子困顿如此，更可想象西禅寺的中国守军之奋战的身影。

第3师第9团赵寿山第3营残部几乎全部战死。第3师搜索连仅有的30多人作为增援部队，冲上必死之地西禅寺。

天马山那边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

此前，第34师团针谷支队曾侥幸攻占萧家山的一个山头，所以派过去夜袭天马山的大队晃晃悠悠，直到从三面遭守军手榴弹攻击后，才明白过来这里是衡阳。第3师第9团长萧圭田将预备队军辎重团的一个营顶上山，这里也就成了此时衡阳防御中守军兵力最多的地方。在天马山，中日两军互投手榴弹，用日本人的形容，爆炸的光芒如“焰火大会”。

城西北，从演武坪到青山街，首入战场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以“攻城专家”的姿态投入有生力量，第一次冲锋即在青山街撕开口子，小西门危在旦夕。激战中，第3师第7团团长鞠震寰受重伤，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刚从接龙山驰援回来的周庆祥，带着卫士排和军部卫士等70多人再援青山街，在暗夜中又将日军打出去。

8月5日下午3点，方先觉召开紧急会议。

军参谋长孙鸣玉和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皆在场。

周庆祥又一次提出突围。方先觉还没说话，参谋长孙鸣玉就表示反对了，认为凭借现有武器和所剩弹药，根本没法完成突围，并再次提到余程万突围后的下场。孙鸣玉似有自己的想法。方先觉接下来表示，不能扔下城里无法转移的数千名伤员：“必要时，大家都来军部，我们一起死。”

同时，方先觉下令：每个师长身边只需留四名卫士，其余的全部顶到第一线。

8月5日天黑后，湘江东岸第13师团伊藤联队的两个大队整装待发，准备午夜时强渡湘江。攻击前，他们发现江水中漂浮着大量油质的东西。横山勇得知后，立即想起常德之战第3师团渡河时差点遭火攻的事儿，判断守军朝江里倾倒了工业用油。横山还是比较疼第13师团的，下令取消了东面的步兵进攻，只向对岸提供炮火支持。

日军炮兵，用的都是沈阳的炮

到6日，第190师一个连扼守的北门外阵地和第3师第7团王金鼎第3营扼守的小西门外阵地已成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新投入战场的毛利师团攻击不息。

北门外，演武坪有三道阵地，阵地前是数百米的空旷地。

毛利第58师团独立步兵第96大队长中西福松把大队分成四部分，一线一个中队，二线即大队本部，三线一个中队，四线一个中队，也就是说大队本部直接放在了一线尖兵中队后面。由于没有遮挡物，日军在入夜后，一点点匍匐前进，但还是被第190师守军发现，随即用仅存的迫击炮进行切割式轰击，各段日军遂陷入不能自如动转的状态。守军又将演武坪一侧的屋舍点燃，大火将整个阵地照得如同白昼，匍匐前进的日军完全暴露。

大队长中西立即命令日军装死。

守军照旧炮击枪射，日军尖兵中队死亡殆尽。

中西见装死不成，跳起来舞刀冲锋。守军机枪声更是猛烈。

这个大队的日军，通过空旷地后，中西大队残部进至北门护城河前（宽10米、深2米）。北城附近有个医护点，有守军伤兵数百名。可行动之轻伤员为寻觅食物，在夜间用门板搭成便桥，去敌前阵地寻野菜，回来时忘记把木板去掉，遂被日军利用，冲过护城河。营长鹿精忠率部逆袭，但已堵不住日军，他们经北门，冲入衡阳街市。

这是8月6日深夜的事。

另一侧，相乐独立步兵第93大队攻击小西门，在一片喊杀声，中日两军陷入最后的死战。担架上的第7团鞠震寰团长重伤殉国，王金鼎营长亦身中数十弹阵亡。在战斗间歇，王营长遗体得以火化，第2营营长侯树德营长腰悬王营长的骨灰袋继续与敌激战。相乐大队也做敢死冲锋，扔下上百具尸体后，在混乱中冲入小西门。

北门和小西门洞开后，再想堵就不好堵了。

冲入衡阳北门的中西大队，用一个分队控制了附近的制高点天主堂。

第一批冲进衡阳的日军

方先觉把身边仅有的特务营的一个连的残部派出去，还是曹华亭任营长。在带人路过县政府时，一行人遭天主堂楼顶上日军的掷榴弹袭击。曹营长带人掉头转攻天主堂的日军。多少年后，在多种衡阳阵亡校尉名单上没有曹营长的名字，估计是他劫后余生了。但一个偶然，在曹营长家乡网站的烈士栏，我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曹华亭，1918—1944，城关镇杨岗村人。”

那一刻，让人热泪长流。

曹营长是河南濮阳台前县人。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去城外五里亭接应所谓援军的曹营长，是最有机会逃离衡阳的。但壮士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是一条令他内心安宁之路。

城中混战开始后，方先觉把军部剩下的幕僚杂勤派往各个街口，又急调沿江守备饶少伟暂编54师，将其加强营一分而三，调至城西司前街、苏仙井、接龙山北翼，作最后的扼守。到8月7日拂晓，北城枪声不息。几个小时前，按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记述，周庆祥来到了他的师部。交换战况后，周庆祥问葛先才对战局有什么观感。

葛先才说：“已经没有续战能力了，目前只是苟延残喘。”

葛先才认为，仅有之战力即将耗尽枯竭，第10军最后悲惨的结局即将降临。但同时，他又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必与敌拼至最后时刻，尽人事而听天命。

葛先才说：“个人生死荣辱，已置之度外。”

周庆祥则表示，第10军即将失去杀敌能力，弹药亦将尽，而且没有补充。现日军已突入城中，再无法堵住。日军攻衡阳旷日持久，伤亡惨重，必对第10军恨之入骨，担心城破后，日军通过屠杀进行报复。

周庆祥说：“固守衡阳，已成历史，失守之责，后人自有公论。作为现地长官，眼下当为已无续战能力的士兵着想，这一重责不亚于固守衡阳。城池丢了，可以收复；官兵被屠杀，则不能补救。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我等没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必当留下终身遗憾。还有就是，像你在先前的会议上说的那样，要为第10军保存一根苗。”

葛先才表示周庆祥的见解入情入理，自己不能歪曲事实，要周说具体行动的步骤。

周庆祥说：“我军、师长必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必要时牺牲自己。用军长、你我三个人的性命，换取近万名官兵生命的安全。如果能够达到目的，死无憾矣！具体来说，可以先稳住敌人，免其陷入疯狂，迅速提出有条件的停战，停战后，即不得伤害或侮辱第10军士兵，并为伤员治疗。如果敌人不接受这俩基本条件，就用血肉之躯跟他们拼到最后一人一弹而结束这一役，就像你以前说过的那样，军长以下全部战死衡阳。如果敌人答应上述条件，但又要处置第10军的军、师长，那么我们几个人当甘愿一死。这样死不如那样死有意义，但也心安理得。”

周庆祥告诉葛先才，他是直接从军部来的，已将以上的构想跟方先觉说了。

方先觉叫周庆祥征求葛先才的意见，然后自己作出决断。按葛先才回忆，当时周庆祥向其复述了方先觉听到对策后说的一番话，要点是：“全军阵地虽仍在激烈苦战，但人弹两缺，腹背受敌，势难持久，终将发生突变，一发则不可收拾。我虽同意你的想法，能否达到理想，尚在渺茫中。我给你个范围，斟酌去办理。我愿以一死，代替全军将士之死亡。若既未能固守衡阳于先，又无能维护近万官兵生命之安全于后，将如何向国人、领袖以及近万官兵的亲人交代？我又有何颜面活下去？另一方面，葛师长是宁死不屈的性格，真有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精神。在他的决心下，任何压力、友情都不能夺其志。你很清楚他的为人，必须与他慎重究讨。等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后，我再作出处置。”

葛先才听后，说：“续战能力快尽了，是事实；担心敌人用屠杀的手段进行报复，也属于应有的顾虑。要是以牺牲军长和你我三人的代价，保全近万名士兵的生命，既划算，又应该。我同意你的想法。你我是黄埔军校同期的同学，一起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十多年，是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你自愿忍辱负重，跟敌人谈判停战，我非常敬佩，只要能达成你的构想，我这条命完全交给你去支配。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辱国羞祖的行为，有违反初衷之处，恕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意见。与敌人交换停战条件时，盼老兄站稳立场。”

7日黎明过后，横山勇下令，集中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独立山炮联队、各个师团所属的野炮联队和山炮联队以及所有步兵炮，轰击第10军的阵地和城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日军围攻一座城市时炮火最猛烈的一次。就在这一天，率部进攻岳屏山的第68师团的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在一线教士兵怎么把投来的手榴弹反掷回去的时候，被预10师曾京第28团的狙击手从容击毙。

这是第10军在衡阳战中毙杀的日军最高军阶的指挥官。

指挥进攻苏仙井的黑濑平一心情有点复杂，因为一个少将军职终于空缺出来了。

城北巷战开始后，由城南调至大西门的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见日军不断由北向南突击，中央银行军部已处于危险中，便带着一队士兵赶往军部。方先觉身边的特务营残部都已经派出去了，身边已经没几个人了。曾京看到军长正在给腿打绑带，后者抬头见曾京带人赶来，皱眉喝斥道：“不要管我！守住你们的阵地，赶快回去！”

在日机重点轰炸的天马山阵地的后半部，第3师第9团团长萧圭田、预10师第29团团长朱光基、预10师第30团团长陈德坒并肩战斗，萧圭田受伤。第3师张金祥第8团得到第190师一部增援，五桂岭北翼阵地仍在扼控中。但岳屏山已被日军攻占三分之一，第28团团长曾京率残部去逆袭，虽然重新占领阵地，但只有70多个人了。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后来回忆时发出如下感慨：“何以防守原阵地？但是，不如此又将如何？”

衡阳这一次，是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

重庆方面密切地关注着衡阳的变化，除第10军的电报外，就是飞机空中观测的反馈。从蒋介石到各部要员，他们的日记里关键词几乎都是衡阳。以军令部长徐永昌8月7日的日记为例：“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

午后的时候，方先觉与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在中央银行军部开倒数第二次会议，商量城破时的对策。没通知暂54师师长饶少伟参加。饶正率部封堵从北城攻入的日军。在会后，给蒋介石侍从室（此前的电报，均按正常渠道，发至徐永昌的军令部）发去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从这份电报的内容看，在这次会上，方先觉对周庆祥提出的动议没作出最后的决断。

关于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人知之甚少。只知道开完会后，方先觉打发几名师长各回指挥部。葛先才不走，方问为什么，葛说手里没兵了。方先觉喊住周庆祥，叫周把天马山阵地的萧圭田第9团交给葛先才指挥。师长们走后，中央银行军部，方先觉身边只剩下副官处处长张广宽、辎重团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三人以及卫士、通信兵和其他勤杂人员20多人。

在重庆，侍从室的林蔚接到芷江空军基地工作人员用电话口头转来的电报内容，遂上报蒋介石，后者心情遂跌至深谷。蒋条件反射似地在复电中说：“明日援军必至！”随后，蒋给王耀武去电，叫他转给一线部队长：若8日仍不至衡阳当以军法从事。结果是8日仍没至，且援军将领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惩处。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对此的评价是“决而不行，督促不力，赏罚不明”，并用“军令不严肃”论之！

蒋介石要求军令部长徐永昌通过军委会战讯向社会发表方先觉“最后一电”（电报内容由侍从室的林蔚向徐永昌口述），继而大报纸纷纷转载。《扫荡报》社论说：“‘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则写道：“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日记中的说法是：“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但是，发出“最后一电”后的衡阳，在各种原因与合力下，拐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弯。

情况最初发生在西禅寺。

那是一天前的8月6日，在傍晚时分，阵地上一名被俘的第9团的军官表示要见日军部队长，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儿玉忠雄会见了他，这名军官突然表示，如果能修复从西禅寺到大西门的电话线，他愿意劝说守军放下武器。儿玉自然不轻信，但觉得可以一试，于是将其放回。7日拂晓，那名军官打来电话，他告诉儿玉：“大西门守军愿停止抵抗，稍后将有一名有资质的将军前来交涉。”7日天黑后，该军官又打来电话。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该军官代表的是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说重庆第10军参谋长以下人员有意投降……”

几个小时前，8月7日下午3点多，在第116师团儿玉联队和第34师团针谷支队夹击下，天马山的第3师萧圭田第9团渐渐不支。《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中记载：“在7日下午，天马山出现白旗。黄昏时分，城南第68师团正面也出现了白旗。”该师团《独立步兵第61大队战史》记载：“（8月7日）17时，湖南的山河让人感到初秋在傍晚早临，整个战线一片沉寂。有报告说：‘敌人那头有些奇怪，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见敌人阵地上一面三角形的白旗左右挥动，好像在打信号。‘升白旗了！’‘敌人投降了！’不知谁大声喊了起来，白旗陆续出现，有远有近。”《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是：“在傍晚5点左右，第68师团太田旅团正面的森林高地和志摩旅团对面的岳屏山都出现白旗。”

转天上午，苦守衡阳47天的第10军向日军缴械。

从8月6日黄昏西禅寺上的第9团军官跟儿玉联系，到晚上周庆祥先后跟方先觉、葛先才交谈；从7日中午召开军部会议，到会议后军参谋长孙鸣玉前往大西门；从那名军官说大西门守军有意放弃抵抗，到下午天马山、傍晚森林高地和岳屏山出现白旗，这一天两夜的时间里，衡阳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少年后，各不相同的回忆把当时的真相围上了更深的迷雾。

关于8月7日天马山出现白旗一事，有两个说法：一是孙鸣玉为把天马山的部队撤到大西门，叫士兵打白旗诈降；二是周庆祥的主意，是决意停止抵抗进而跟日军谈判。但可以断定的是，当晚第116师团黑濑联队正面的守军依旧顽强射击，所以在天马山、森林高地、岳屏山出现白旗后，黑濑的判断是：“这是重庆军为掩护撤退惯用的欺骗手段。”

7日傍晚6点左右，方先觉召开最后一次军部会议，这一次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皆至。由于攻入城内的日军已向中央银行逼近，方先觉指定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后代理军长的顺序：周庆祥、孙鸣玉、葛先才……在会上，方先觉进行最后一次调整：葛先才仍在城西南指挥，周庆祥由城西转至城南指挥，城西的指挥交给饶少伟（由于接到蒋介石8月8日援军必至的电报，在一种记述里，称方先觉决意第二天拂晓前突围，突围部队由周庆祥和孙鸣玉指挥，因为现在第3师还有兵力，方和其他师长则留在城里不动。突围后因日军在午夜再次发动攻击而夭折。在这种记叙里，称方先觉下令将部队集中在大西门，但又称突围路线走城南五桂岭，从这个细节看实在是矛盾的）。

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副官处处长张广宽代表方先觉出城跟日军接洽。

张广宽带来的有条件停止抵抗主要包括：第10军绝非投降；日军立即停火；日军不得杀戮士兵；给予伤员以治疗；安葬第10军战死者；第10军官兵绝不离开衡阳，保留第10军番号建制。所以在7日傍晚时分，日军看到军部副官处处长张广宽打着红十字会旗，向第68师团旅团长太田的指挥部学校高地走来（关于张广宽出城，在“突围说”的叙述中，称这是方先觉的缓兵之计，为的是掩护拂晓前的突围）。太田上报师团长堤三树男，后者称：“必须方先觉亲自来。”

这期间，南面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见方先觉来，日军于是继续进攻。

8点多的时候，张广宽、孙鸣玉，在周庆祥护送下来到城南，但这一次没跟太田接洽上。随后，张广宽、孙鸣玉又在容有略护送下转赴西禅寺，见到第116师团联队长儿玉。儿玉带他们见到了第116师团长岩永汪。岩永认为，仍应将其交给城南的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于是又将一行人送回城南。堤三树男表示同意守军的条件，但第10军需要立即自行解除武装。

孙鸣玉一行人回城禀报方先觉。

横山勇对第10军表示愿意停战当然求之不得。

一是衡阳打了47天，如果再拿不下来，无论有什么样的措辞和战略想法，他都没法对中国派遣军、东京大本营交代；二是，在伤亡如此惨重的事实下，如果再打下去，日军的损失就会创造新高。但横山毕竟狡猾，他决定在守军陷入彷徨时，对其进行最后的精神打击，故而令炮兵把备用炮弹全打光。

当日夜，蒋介石一宿起来了三次，为衡阳守军祈祷。

傍晚时，中美混合空军的侦察机出现在衡阳上空，把衡阳的战况传回了重庆：“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指守军设置的地空联络符号）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晚上蒋介石得到这个情报后坐卧不宁。在晚上写下的日记中，这样说：“综合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未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指从永州北调的彭璧生第2突击纵队的坦克部队），应可如期成功也。”

这时候的蒋介石仍在一厢情愿地幻想。

午夜过后，第10军再次派出军使来到城南学校高地，称方先觉正式决定放弃抵抗，同意日军提出的解除第10军武装的要求，同时希望日军遵循所答应的条件。双方约定第二天天亮后在城南会谈。城南的日军一度停止攻击。但凌晨时分，在北城里方向，第58师团又继续发起攻势，到天亮前，控制了衡阳城区的三分之一。

凌晨5点，枪声离中央银行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时间段左右，方先觉一时想拔枪自尽，枪被身边副官王洪泽、辎重团团长李绶光打飞。

一个小时前，8月8日凌晨4点时，蒋介石又起来，祈祷衡阳转危为安。

蒋介石执迷地寄希望于援军在8月8日解围。但如果他知道现场的情况，就不会这样认为了。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前往衡阳前线观看黄涛第62军的作战，后来在《雷霆后的中国》一书里，白修德这样记叙：“全线没有一个人在行动……我们发觉我们所见即是反攻，战役不会再有其他的结果了。”

8月8日第一缕阳光出现在衡阳日军第58师团大队长相乐所执军刀的锋刃上。

这个鬼子所率的部队，已看到位于衡阳市中心的第10军军部所在地中央银行的建筑了。但日军没再向前攻击，此时城外日军亦停止射击，并稍微向后退却。

清晨时，葛先才接到方先觉的电话：“敌人已经接受停战条件，但敌人也提出了条件，要求我军解除武装。我已经答允。协定今天中午12时起，双方同时停止战斗。停战缴械的命令已经下达。你安排妥当后，来军部，我们军、师长齐集一地，任凭其处置。你不要自我摧残，个人生死荣辱当在所不计。能达到保全我近万名战士生命安全的目的，我也觉得如释重任，忧虑的心情也宁静下来。我军衡阳一战，自始至终，只要问心无愧，别人的想法、看法以及褒贬，那是别人的事。”

葛先才未答一言，只“嗯”了一声，随之泪下如雨。

放下电话后，葛先才对身边的人说：“衡阳完了，我军也完了，一切都完了。”随后把停战缴械的命令告诉大家。

葛先才对参谋们：“你们分别先通知五位团长及三位独立营长有所准备，命令随即送达。届时将武器留置阵地，官兵撤至城内休息。我官、民、兵未撤离阵地前，如敌向我阵地接近，则仍射杀之。”

8日上午，会汉语的第68师团作战参谋大阳军胜来到中央银行，带着聚集在这里的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与饶少伟前往城南五桂岭中正堂，见到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堤突然起身表示，第10军是投降，不是有条件停战，并告诉方先觉：他们药品也紧缺，是不可能帮助第10军伤员疗伤的。

方先觉力辩，自然无济于事。

这时候，横山勇派第11军情报参谋竹内实孝（衡阳开打前，曾奉命侦察侦察地形）从城北而来，后者转达了横山对顽强奋战47天的第10军的敬意：“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的日本军深切体验，就连我天皇和大本营都有所耳闻。”

方先觉则希望日军遵守以下诺言，不得杀戮被俘官兵，对阵亡者予以安葬，第10军保留建制，官兵绝不离开衡阳。竹内代表横山勇应允。后来，东京的报纸称方先觉率领第10军投降并举行了仪式。30年后，方先觉在台北接受日本学者古屋奎二采访时，说：“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史》）

方先觉等人随后被日军软禁于城南欧家町天主教堂。

方先觉被日军看守

竹内望着方先觉等人的背影，对堤三树男说：“我听说黑濑部队长手下的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几乎全部战死，这是华南的旅顺之役。”（日俄战争，日军攻俄军扼守的旅顺要塞，伤亡6万多人，仅203高地一役就损失过万）

中午11点，衡阳的枪声完全消失。

衡阳一陷落，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益井康一就进城了：“街上的建筑已经成了瓦砾堆，满街都是敌我的尸体，还有伤兵，连插脚的空隙都没有。在酷热的8月里，堆积如山的尸体已经腐烂，强烈的味道叫我不敢喘气。伤兵的伤口也在腐烂，上面爬满滚滚蠕动的蛆虫。在守军的一个野战医院里，有数百名士兵的尸体已经烂成一半白骨，整整齐齐地横躺着，排列成数行。”（《见证日中战争最后的大决战》）

森金千秋当时是第58师团士兵，是常德会战的亲历者，此次长衡会战攻破长沙和围攻衡阳之役也都全程参加，战后写下《常德作战：幻的重庆攻略》《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和《华中战记：最后的败走》。按《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记载：“从小西门到整个北城，已全部化为废墟。另外一半，也已经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这是一座比常德毁灭得更为彻底的城市。多少年后，想起这次作战，我都会暗自庆幸：啊，我活着进入了衡阳。”

巷战是从西北攻入的第58师团打的，西南面的第116师团和南面的第68师团的士兵是洽谈结束后进城的。但是，说衡阳城发生过巷战，其实并非严谨的说法。从衡阳突围出来的一名军官对此作了解释：“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预10师第28团第1营赵国民营长和第28团代理第3营营长翟玉岗都是在这看不到巷子的巷战中最后战死的。

日军《第68师团史》中的记载相同：“衡阳已是一片瓦砾，连一只老鼠也不剩，甚至鸟雀也被打伤，电线杆上的弹孔像马蜂窝。街市上铺设着通往各阵地的交通壕，阵地与指挥所之间，连接着无数的有线通信网络。走到哪里都是尸体，散发着恶味。地下病房里，还有数百名伤员因没有药物治疗在痛苦中受折磨。所谓胜败，不过隔了一层纸。”

8月8日午前，中美混合空军的侦察机飞抵衡阳上空，证实城已陷。

几个小时后，得知这一消息的蒋介石，在日记本上写下：“悲痛之切实为所来所未有也。”

下午时，中美混合空军的大批轰炸机出现在衡阳上空，对城中的日军进行了猛烈轰炸，此后每天都来两次。进入8月后，得到航空汽油的补给后，中美混合空军又活跃起来。8日的早上，横山勇得到第40师团的军情，称在祁阳通往衡阳的公路上，发现中国援军的坦克部队和车载高射炮部队，前锋已距离衡阳8公里。

这是彭璧生的部队。

闻听衡阳已经陷落，他们随后又回去了。

衡阳陷落前，部分第10军部队长和士兵潜行而出，第116师团第120联队在《血泪的记录：岚兵团步兵第120联队史》中写道：“他们中一部分藏身周围山野打游击，方先觉的贴身部下等人不忍远去，逗留衡阳城外，联络当地政府、游击队、老百姓，设法解救被关押的方先觉等人。”

其中，包括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

在回忆录里，他这样说道：“余于最后之混乱状态中，率领残余士兵十余人，装扮伤者，化整为零，潜入花药山麓之破房内，将武器埋藏地下，挨过一昼夜的饥饿，利用夜暗，偷过敌人警戒线，进入衡阳西乡、长乐、罗洪庙一带山区，与地方武力结合，对敌展开数月轰轰烈烈的游击战……”

衡阳的大幕就这样落下了。

47天的战斗中，战死殉国的校级以上军官有：

徐声先中校，预10师第30团第2营营长，城西南市民医院附近无名高地；

余龙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2营营长，城南枫树山；

李昌本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3营副营长，城南五桂岭；

周国相少校，预10师第30团第3营营长，城西南湘桂铁路机修厂；

赵国民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1营营长，衡阳城内西市区；

翟玉岗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2营副营长、代理第3营营长，衡阳城内西市区；

许学起少校，第3师第7团第1营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孙虎斌少校，第3师第9团第3营营长，城西南虎形巢；

谢英少校，第3师第7团第2营营长，城西杜仙庙；

穆鸿才少校，第3师第7团第1营副营长、代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邹亚东少校，第3师第8团团附、第7团第1营代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鞠震寰上校，第3师第9团附团长、第7团代团长，城西青山街；

王金鼎少校，第3师第7团团附、第3营代营长，城西青山街；

苏琢中校，第3师第8团第2营营长，五桂岭；

赵培孚少校，第3师第8团第2营代营长，五桂岭；

李适中校，第190师第568团附团长，衡阳城北阵地；

刘家城少校，第190师第568团第3营营，衡阳城内北市区。

衡阳一战，葛先才预10师伤亡最重。周庆祥第3师整体上虽没预10师伤亡惨重，但其第7团为亦创下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一记录：47天血战中，第7团团长鞠震寰阵亡；所辖第1营先后三任营长全部阵亡，他们是许学起、穆鸿才、邹亚东；第2营一任营长谢英阵亡；第3营营两任营长李桂禄、王金鼎先后阵亡。更多的战士没留下名字，却以血肉之躯化作衡阳的一草一木，永远地留在了湘江边的这块土地上。

现在要说的是，抗战八年中，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大战，有台儿庄、万家岭、上高、五原、第三次长沙、雪峰山、松山、腾冲、龙陵等役。在以上几役，中国军队虽然取胜了，但具体到伤亡人数，仍是多于日军的，尤其是像松山、腾冲两战，名副其实的惨胜。在死伤交换比上，中国军队占上风的，只有1944年盛夏的衡阳一役。在战前，衡阳守军共计18,000人左右。横山勇致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的电报称：中国守军遗尸4100具，日军掩埋的另有1000多具。葛先才回忆，战死6000多人，这也是重庆军委会的数据。实际阵亡数字可能到不了6000人。衡阳陷落后，日军作了详细统计，俘虏守军13,306人。这些人里，轻重伤员有7000多人，非伤员6000多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辎重兵、通信兵、卫生兵、勤务兵等非战斗人员（此外，衡阳陷落后，应还有千人以上的民工）。

再来看一下日军的伤亡。

先看47天哪些日军参加了围城战：

第116师团第133联队、第120联队以及第109联队一个大队，第68师团全部，第34师团针谷支队（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还有后来参战的第58师团、第11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5联队。此外，第13师团伊藤联队和炮兵在湘江东岸进行火力支援，虽未直接参与进攻，但不应将之排除在围城部队。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以上诸部队在相关战斗中自然有减员，但损失不多。依此估算，参与衡阳围城的日军在6万人左右，是守军的3倍多。

日军之伤亡是惨重的。

森金千秋在《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记载：主攻部队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8月4日第三次总攻前，还剩下编制的十分之一。在《血泪的记录：岚兵团步兵第120联队史》里，参战联队长儿玉忠雄的回忆是：该联队在8月8日占领衡阳时，只剩下将近不到400人。一个步兵联队满员3000多人。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则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占领衡阳时，只剩下331人。（见《步兵第133联队史》）以上数字包括轻伤员。剩下331人，并不意味着这个联队的其他人就都被消灭了。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有一些损耗，重伤员则运往其后方野战医院（攻打张家山的小熊少尉就一度执行护送任务）。但即使如此，第116师团的这俩难兄难弟般的联队也都被打残了。

伊藤正德在《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中记录下的衡阳日军伤亡数是19,380人，其中阵亡1万人。军官受伤910人、阵亡390人。

按葛先才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奉蒋介石之命，去衡阳收集第10军将士的遗骨，过长沙遇到第10军老军长、第27集团军司令官李玉堂。李告诉葛，他曾问过多名日军师团长，衡阳一战，日军到底死伤多少，皆答：48,000多人。这个数字未必不具有真实性。衡阳战事结束后，东京大本营往中国前线补充20万新兵，这个记载来自佐佐木春隆的《大陆纵贯之一号作战》。其中，10万新兵直接进入第11军。从这个侧面可以推测日军在衡阳的巨大伤亡。伊藤正德就曾说过：“衡阳之战的真相被当时的军方隐瞒，使得日本国内的人们被蒙蔽，迄今不知其地名者仍大有人在。衡阳战，如欲令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八年之战中唯一凄苦而值得纪念的攻城战则绝对准确。”

另外，衡阳战期间正是最酷热的6、7、8月份，当时日军中已经出现恐怖的霍乱病人。在战斗结束的8月8日，日军的战死数已经近万人。在8日之后，因战伤和战病导致的新死亡数不会太低。按日军第27师团中队长、后来的历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里的回忆，在整个“一号作战”中，由于战事连绵、天气糟糕、医疗简陋，日军的战病死人数是惊人的。

通过综合分析，日军因衡阳战而死亡的总人数有可能达到15,000人（直接战死、战伤死、战病死），即使达不到这个数字，最保守的万人也已超过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的任何一次会战中的死亡数，包括半年多以后的最后一战雪峰山会战（雪峰山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最精锐的第74军、第18军、第100军、第73军等部队，当时大多数部队已是美式装备了，不少士兵都拎着冲锋枪作战）。

衡阳第10军的杀伤力着实令人瞠目和激赏。

因为以前的时候，在正面战场，中国士兵付出至少五六条命的代价才能搏杀一个鬼子，前提还是兵力为日军的四五倍。在衡阳，面对三倍于己的敌人，一名第10军战士牺牲时，平均下来就已消灭了两个鬼子（葛先才实现了当初向方先觉的保证），这也是战争结束后日本第11军老兵提起衡阳就不寒而栗的原因。正如其战友会在1986年方先觉去世三周年的拜祭悼词说的那样：“直到现在，原日本军人当中还传颂着衡阳战场上中国军队苦战的精神，聚会时，总是异口同声地称赞守军的勇敢和各级指挥官的出色指挥。战友会上，不说上几句赞美方将军的话就不会散会。”

此外，在正面战场，对守城这件事来说，两三天陷落是常态，而衡阳的47天实在是个奇迹。所以当年的《扫荡报》上有这样的评论：“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

后来，葛先才从衡阳脱险，回到了重庆，何应钦见之，说：“衡阳一战打得很热闹，但好像第10军军师长没有一人殉职？”

葛先才徐徐答：“军、师长有人殉职，也打不了47天了。”

衡阳第10军大量杀伤日军，守了47天，除将士用命、战术不乱外，还在于防守阵地之奇绝。正如日本军史学家伊藤正德说的那样，衡阳城外的人工断崖，日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外就是手榴弹战的超水平发挥和对迫击炮的灵活运用。回过头去看，衡阳47天里，几乎囊括了当时战争中的所有场面，正如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说的那样，有强攻、逆袭、包围、夜袭、侧击、驰援、转进、炮战、强渡、肉搏、防空、防毒……

当然，伴随着奋勇的杀敌，也出现了最后几天的迷雾和悲剧的结局。

这种迷雾，伴随着周庆祥在几年后的国共内战中因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方先觉的长年沉默，以及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某些曲笔而更加浓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不少国民政府的军队倒向日军，就连当年和张自忠并肩在临沂抗战的庞炳勋，被俘后也投降了日本人。但他们往往是杂牌军。作为中央军成建制地放下武器，在1944年夏天之前还没发生过，以至于有人说，只要外面的援军一日未死绝，方先觉就不能为自己叫冤。如果从当时衡阳还没打到真正的弹尽兵绝这一点去谈，这样的看法是没问题的，但假如仅从外面还有所谓援军这个角度来指摘方先觉，则值得商榷。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解围部队有努力也有牺牲，但不能说他们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总之衡阳保卫战是复杂的，每个历史人物在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刻都会有此后不可复制的内心纠结，每个历史现场也都有着后人无法完全洞察的偶然。正是各种合力的推动造成历史上唯一的结果，如果仅用结果去反证原因，到头来只能漏掉太多。

衡阳陷落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以汪伪政府的名义，授予诸人“先和军”军长、师长等名号。日本人也知道，想叫方先觉等人真心投降做汉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杀掉方先觉等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日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方等人的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城陷后没多久，周庆祥、孙鸣玉即率先逃出衡阳。三个月后，方先觉在衡阳军统人员的策应下逃出。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随后也脱险。到1944年年底，第10军将领和军官陆续逃脱，返回了重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说法是：“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日军司令部之所以容忍方先觉等人出逃，除了骑虎难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的日本，进入了有病乱投医的状态，衡阳战事结束后的8月19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寻求机会跟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决议，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先后逃出，有以上这个背景。当然，在二战大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重庆是不可能搭理东京的。

很多校尉和士兵也在日军令其自寻食物的时候趁机逃离。

按葛先才回忆，日军大体兑现了诺言：“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但据军医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回忆，日军仍有在城内仙姬巷商场枪杀380多名无法走动的重伤员的暴行。另忆一看守战俘的日军关少尉出于报复心理，前后亲手用刺刀刺杀100多名战俘。至于有脱险者追忆的屠杀上千名协助守城的民工一事未能得到证实。

第10军将士最后虽大多都逃了出来，但第10军已经散了。

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的遭遇最具有代表性。在战斗中右腿负伤的李营长，衡阳沦陷后一个月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从湘江漂流至衡山县境，被好心的农民营救下来。正当李若栋准备潜回日军占领的长沙寻觅妻子时，从衡阳城内伤愈归来的部下越来越多，最后到了100多人。吃饭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候，衡山江东行署的人想吞并他们。在打了一仗后，李若栋最终弃队北上。但行至衡山将军庙时，二十多名第10军连、排级军官追上来，要李营长带着他们讨生活。就这样，几个月前的衡阳勇士，不得不一路乞讨，渡过湘江后，经湘乡、芷江、黔阳，最后在贵州会同县找到了时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李若栋把那些军官推荐给李玉堂，后者叫李若栋以及同样来到会同县的曾血战虎形巢的李振武营长去重庆找方先觉。就这样，他们一路步行，经遵义、贵阳，最后到了重庆，找到了方先觉：“他要我到陕西汉中新编第3师任营长，我拒绝了他的任命，又和李振武（他原是我营的连长、副营长，我俩感情好）从重庆步行经黔江、沪溪、沉陵、常德回到长沙。不久，日军宣告投降，我总算结束了九个月的讨饭生涯，但在胜利的凯歌、鞭炮声中，我还流落在长沙街头……”

衡阳第10军，就这样瓦解冰消了。

方先觉回重庆后，在第一时间受到蒋介石接见和勉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蒋觉得有愧于方，第二个是处于复杂的政治需要。方先觉亦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的记录是：“与之相见非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方先觉归来后，很多媒体前来采访。

毕竟有被俘的事实与阴影，所以方先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得非常低调。

《大公报》的记者问：“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

方先觉暗淡地回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政治部长张治中为方先觉举办了晚宴和欢迎会。陈诚认为仍应授予方先觉军长之职，林蔚附和。但遭程潜强烈反对，后者的理由是：被俘逃回，在日本的话，仍会被处死；在欧美国家的话，则不再予以任用。军令部长徐永昌站在程潜一边。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在日记里的几句话，似乎代表了当时更多人的看法：“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蒋介石随后任命方先觉为一个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官兼重建的第10军军长，后又令其出任青年军的师长（相当于军一级），但再也没叫他上前线，后来也没有再次重用。方先觉1949年去台湾，1968年退出现役，当时仍有些人不肯放过，对其在衡阳缴械的行为加以抨击。多年前，方先觉还有一些解释；此时，则选择了沉默。

1983年，方先觉在沉默中去世。

一年后，衡阳之役40周年，日本第11军老兵前往台湾祭拜方先觉；两年后，方先觉去世三周年，第11军老兵再次拜祭。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老兵和田健男在祭词中写道：“当时衡阳城阵地远远不如日俄战争时期旅顺要塞构筑得那样坚固，仅仅是用土壤围起来的野战阵地而已。然而衡阳之役，贵军却能坚守48天之久（计算守城时间，各方有差异。下同），使日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为80年来战争史上所罕见的业绩……使日军当时横山司令官以下的千万官兵赞叹不已。”另一名老兵山宫渊男则说：“昭和十九年，我作为第116师团的一名伍长，参加了衡阳之役。那时候，我已在大陆转战四年，但从没遇到如此凄苦的作战。我记得身边的古野少尉说，联队长已经向阵地前转移军旗啦，再不行，他就要亲自带领我们冲锋了。这种事，在那些年是头一次遇到。”

跟方先觉有矛盾的薛岳多少年后谈到衡阳之役时唏嘘道：“第10军固守衡阳，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

1944年8月1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社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占领衡阳后，已晋升少将的黑濑平一如愿以偿被调到第68师团做旅团长。

车过一处高地，黑濑弃车而上，发现战壕里积水及腰。第10军的士兵曾经站在水里，顽强地战斗不歇。多年后，他的联队编撰战史，其中的一句话是：“不能说衡阳守备军是打败了。他们45天来善战耐斗，以重庆军从未有过的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抵抗，打出了一场表现了民族意志的勇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葛先才重返衡阳收葬战死者的遗骨，得3000多具。

跟尸骨一起被挖出的，还有阵前委任状、照片、家书和情书……面对那些阵前委任状，葛先才号啕大哭。在当时，被任命为连长、营长后，很多人随即就战死了。葛先才将遗骨集体葬于张家山，后来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