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属于人民的，我们就是要构建属于人民的城市；城市复兴，不仅仅是城市风貌的复兴，也是有关人的复兴，是一种关于文化的复兴。
“我们计划用10年、20年、30年乃至毕生的精力，去探寻如何更好诠释我们中国的城市发展道路，一个个项目的经验与实践，都会在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年轮的刻画和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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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更新到城市复兴
“城市复兴”这个话题，最早在国内提出应该是2002年，是由我来首先建议提出的。那时候就考虑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括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路径，结合中国当时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景，同时预见到未来可能中国在高速城镇化之后，城市发展的面貌和内在的需求，在这些综合的因素下，提出了“城市复兴”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实际上在相当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西方城市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又充分结合了中国城市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途径的一种前瞻性论断。
南锣鼓巷区域鸟瞰
2002年，这个观点一经提出，还是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在当时，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因为，从字面含义上看，“复兴”可能对位的是一种衰败，是衰败之后的一种再生或者复兴。其实，从英文的本意来说“复兴”是一种唤起自觉力重塑新形象的过程与突破性进展。
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80年代的19%，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在往前高歌猛进，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到了2019年底已经超过了60%，在这次十四五的规划当中，提出了从60%提高到65%的一个目标。那么，在高速发展的机遇下，怎么会有这种衰败的情况发生呢？
实际上，这是由于没有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没有深入领会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西方城市的历程和他们的努力，也没有预见到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城市复兴，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行动，它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愿景，是一种更高维度、更宏观的城市发展计划。
所以，在这次两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发言：就是要“率先在北京推动城市复兴的计划”。城市复兴的计划，是城市更新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它不仅仅是针对物质空间的变化，当然国内的城市更新的内涵现在也在有所拓展。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很早就超越了60%的城镇化率，甚至很早就达到了89到90%的高度城镇化的水平。所以，结合现在我们社会现代化的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营造和推动，结合高质量的发展方针，“城市复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所以，城市复兴的内涵和意义，要远远大于城市更新本身，因为它不仅包括了物质空间，还包括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创新的内涵，实际上它是城市更高质量发展的一种诉求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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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
不再是一个新的概念
从西方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从战后城市建设所走的历程上来看，这个方向其实也是符合社会普世普遍价值的一种理想。二战以来，整个城市遭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之后又经历了城市的重建，然后随着城市的高密度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后来又面临城市空心化的问题，早在1958年，最早提出“城市更新”一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更新”的理念成为一种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它有特定的英文词汇urban renewal 和理论界定；到了70年代的“城市再建”就是urban redevelopment；然后“城市再生”的出现，就是urban regeneration。所以，西方对于城市发展的一些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相对来说脉络是很清楚的。
南锣鼓巷主街街道空间改造设计前（上图）后（下图）对比
“城市更新”基本上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它在中国也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早在1984年，吴良镛先生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就在北京的东城区开始对城市进行改造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提出了中国城市的“有机更新”理论。在90年代，他们的试点就已经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维度上来了解中国的城市更新发展理论和实践，一定要追溯到当时菊儿胡同的“有机更新”实践。
北京从1984年最早提出，到1990年实践，再到现在也已经有将近40年的时间了。所以，城市更新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了。
南锣鼓巷地区_雨儿胡同更新设计
随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有些老旧小区、特定的历史街区、地块和特定的建筑，要进行更新是可能及必要的，在当下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历史机遇，这也是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认为“城市更新”这个概念，已经难以涵盖中国城市进行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理想城市的所有诉求。
其实，城市复兴，是从更广的维度或者更多元的维度来看待城市，来介入到城市中去，而不是不仅仅是建筑或物质空间，也不仅仅是某个专业的任务，而是在多专业的一种融合的过程中，来改变、创造一种新的有机的城市机制。所以，我提出的“城市复兴”理念，是一个系统化的推动城市发展的理论架构和行动计划。那么，城市更新，它是作为城市复兴的一种有机的组成部分和某一阶段而存在。
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的语境内来讨论城市复兴，它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物质的直接体现，而不仅仅是城市的物质空间的一种表达。
南锣鼓巷地区_雨儿胡同更新设计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去年中国总体的 GDP已经超过100万亿了，其中跟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投资大概占到60%，就是60万亿的规模。中国所有的14亿的人口中，超过一多半的人生活在城市当中，他们希望在城市中实现理想的生活，实现人生的梦想。
那么，我们的城市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环境，一种物质空间的环境，一种经济社会的环境，一种文化和科学的环境，能够让他们获得这种实现？实际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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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文艺复兴而来
一个中国化的词汇
“城市复兴”这个词是从哪来？实际上是在19年前，我结合了西方当时“城市再生”和“城市的文艺复兴”这两个关键词，而“创造”的一个中国化的词汇。
为什么西方会出现文艺复兴这种大的时代？实际上最初他们是希望回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盛世，但是实际上通过人类不断的努力，文艺复兴后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段之一。绝对不仅仅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三巨匠在美术和建筑上的成就，其实，文艺复兴对历史的功绩在于它是第一次全面的科学革命，在思想、哲学、科学、美术，包括建筑等方面是一种全面的繁荣。
什刹海荷花市场立面改造更新
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城市复兴的推动，给未来进入到第二个100年的中国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复兴，实际上就是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城市空间中或者城市生活当中的一种体现。
我们国家在去年完成了扶贫的基本工作以后，实际上对于农村的工作，也开始调整到一个新的维度，从扶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国家扶贫办已经正式改牌了，叫做“国家乡村振兴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城市复兴和乡村振兴，这两大方面将成为跟老百姓结合更密切的国家发展双动力。
什刹海荷花市场立面改造更新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历了复兴，这里边有改变、有创新、有更新，有或者各种机制的尝试、机制的产生，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板。到现在，要考虑的是高质量的、全面性的城市复兴。所以，城市复兴也引动了乡村振兴，或者其他多维度的文化经济等层面和多个行业的相互影响。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这个说法最早是由钱学森先生和吴良镛先生提出来的，在三四十年前就提出来了，现在所有的学术界乃至公众，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那么，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当中，城市复兴和乡村振兴，应该是具有伟大的责任和伟大的机遇，而不要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复兴”就是对位的是衰败，是一种转变，如果这么理解就太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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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外国经验
探索一条中国化的路径
所有城市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每个国家有自身的制度、自身的发展道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一些有代表性的区域的发展道路去总结经验，去结合中国的一些特质，然后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无锡古运河清名桥街区保护整治复兴规划
一定要秉承一种开放的态度，但同时要跟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文化紧密结合，一定要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每个城市的发展的轨迹和历史是不一样的。比如，刚才提到城镇化的问题，英国叫“城市化”，而在中国结合和乡村的城乡发展所以叫“城镇化”，英国的城市化达到50%的时候，是1850年。然后美国的城市化到50%的时候，是1920年代。所以，在很久远的时间段里，他们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繁荣。
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当中，从1980年的19%，到现在的61%，然后再到十四五规划完成之后的65%。实际上我们在发现寻求中国的城市发展规律当中，还是有一些可以去借鉴西方的思想，但是，我们也要坚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创造了这么伟大的成就。
无锡古运河清名桥街区保护整治复兴规划
因为，第一，我国幅员辽阔，我们的国土的面积大、民族众多，同时发展也不均衡，生态环境也不一样，东部适宜生存，整个西部的自然条件差，相对来说面对比较大的挑战；第二，我们的历史上留下来的包袱也比较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城市发展的局面，实际上得益于什么？
我觉得再去重温100年前中国仁人志士的一些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最终还是要探寻中国自己的城市发展的路径和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理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中国的思想更加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跟教育界和医疗卫生界的政协委员座谈的时候，提出来“要探寻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然后“要创造自己的中国学派的理论的建构”。那么，我们就认为“城市复兴”的理念，是在城市领域适合于中国发展的同时，又是有着国际语境，能够跟国际非常便捷地进行对话的一种理论体系。
我们也期待“城市复兴”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从这次全国两会上，重要的官方媒体都在推荐这种“城市复兴”的理念，这也是经过我们十几年不断的努力和实践，非常欣喜地看到这种局面，所以，我们也希望这种思路能够被更多的同行和广大公众接受。
我们在理论建构、再跟政府沟通、然后在项目的推动和落地过程当中，都应时刻记住我们的责任，因为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把这种理论物化出来。我们不光是构建一个理论，而且要把这个理论构建、实践到传播形成一个闭环，逐渐地去推动，让它形成一个样板，成为一个成功的例子，然后再去推广，被大家所接受，让更多的人学习。
我们也不断在过程当中学习，然后向公众学习，向政府学习，同时也在向我们的前辈，向更多的同行学习，一点一滴的这种学习，都会充盈到我们对城市复兴的理论完善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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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维度的思维切换
带来综合的能力与实践
城市复兴，是一个涵盖多个维度和专业的命题，从理论构建到实践落地，这其中需要综合的知识和思维的切换，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我所有的专业训练和从业经历。
我在国外有过相对比较完整和长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回国之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入到体制内在国有大院里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很多世界观是在中国培养出来的，因为我是在北京生长的一个建筑师。但是，我的专业思维又是在西方所形成的，当我最终又回到故乡来进行我的专业工作，不同空间和文化以及专业理念维度的切换，就逐渐地培养和形成了相对比较缜密、更全面的思维和思考城市和建筑的一种方法。
吴晨（左一）向国外建筑师介绍北京大栅栏改造
回国以前，我在理查德·罗杰斯的事务所工作过，后来又长期跟随泰瑞·法瑞爵士。在英国期间，因为工作关系，我跟一些英国和欧洲的大师们也有所交往。我就会关注到一个现象，欧洲的这些建筑师，特别是比如说像诺曼·福斯特勋爵、理查德·罗杰斯勋爵这些上一代的大师，他们除了关注自身建筑的创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实际上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尤其体现在他们成熟之后，年轻时代可能更多的是以建筑师的身份，到了中年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他们考虑的维度就更加广泛，更多关注到社会的公平、社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交通的合理和城市就业率的增加等等问题，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不仅仅是以建筑师的身份，而更多的是有着专业背景的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这一点在我年轻时代有所感受到，回国之后，在面对日常事物，面对日常项目的时候，就尝试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甚至于从区域到城市、再到街区，再到建筑，然后再到一些人体工学的尺度和细节的把握，从这么一个宽广的维度来看待我们的城市和物质空间的话，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吴晨对胡同里的原住民入户访谈录制现场
所以，在过去5到10年间，在工作中，为我们的行业、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提供了很多好的设想和建议，而且很多建议都被接受了。比如，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了“都与城”的思考，对于北京来说，“都”与“城”的这种概念和本质的不同，这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实际上最早是我在2016年政协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然后马上就引起了内部的关注，虽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起始点是在哪里，现在它已经成为北京的学术界和公众的一种共识。
2017年的时候，我们首次提到“北京老城”和“北京旧城”的区别，过去几十年一直说的是北京旧城，特指的是二环路以内62.5平方公里。当时在《2016-2035北京总规》编制当中，我们提出建议把“北京旧城”改成“北京老城”，这一字之差体现了我们对于文化的一种传承、更加的尊重和发扬。因为，文化不仅是要传承，一定要发扬，如果仅仅是传承的话，它是缺少生命力的，只有持续地去发展去发扬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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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兴的实践
与持续的思考
2018年的时候，对于北京老城的院落胡同，第一次提出了“共生院”的理念，“共生院”就是建筑的共生，人民的共生和文化的共生。这个理念一经提出，马上就获得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现在已经用“共生院”这个专有词汇代替了原来的大杂院这些词汇，而且连续几年出现在北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上。
我们实际上不光是去探寻，去思索，去寻找更好的路径，同时也认真去实现。“共生院”提出的背景就是我们从2012年开始，对于南锣鼓巷片区持续不断的更新改造，对它的环境的整治和修缮等工作。所以，我们是在持续工作的基础之上，持续地思考，逐渐提出我们的这种设想。
前门三里河更新_鸟瞰全景效果图
还有，对北京老城之内一些水系的恢复，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提出，北京市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创造机遇，对北京老城之内的水系，或者说大运河的整体水系要进行疏理，对一些聚焦节点要进行恢复。我们不光是用了几年时间把什刹海的环湖步道进行了恢复，因为原来有若干个堵点人是走不通的，现在什刹海的整体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擦亮了什刹海的这张金名片。
前门三里河更新
同时，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恢复前门东三里河的建议，而且不光是提出这个建议，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又配合区委区政府，恢复了这条1千米长的东三里河。一经恢复立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景观节点，在2017年北京所有媒体评选的“北京新十六景”中，它位于北京的新十六景之首。
前门三里河更新
我们也在不断推动老城当中一些传统的特色街区的复兴，不光是南锣鼓巷这种以居住为主体的街区，同时也有大栅栏片区这种传统的商业街区。
大栅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2004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回国，就跟清华的师生一起合作，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分两期，把1.26平方公里的整个历史文化保护区，用城市设计的方法为引领编制了控规。那是在北京第一次用城市设计的方法来引领，然后编制控规，这是创造了一个第一。
同时，我们又第一次在北京老城复兴和北京规划编制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数字技术，就是用GIS来对所有的现状进行统计，然后对于未来规划管理，搭建了GIS的管理平台，当时在十几年前这种做法是非常超前的。
在这之后，从2011年开始又聚焦“北京坊”这个项目，用了大概将近7年的时间。2017年年底北京坊第一期亮相，一经亮相就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扬，大家看到原来历史文化街区还可以这么做。我们在保持了历史商业街区的肌理的基础上，又进行深入的创造，给它带来新的活力。
北京坊更新设计
北京坊_劝西广场
所以，我们对于北京老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老城复兴”在《北京总规》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当中明确体现，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化和新的历史，这三个关键词成为我们对于北京的城市复兴的策略，实际上把它推广开去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城市。
比如，我们在无锡的老城做的一些工作，2014年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进行申报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大运河将近1800公里长，那么大运河申遗不是全线的申遗，沿线很多的文物价值丧失了，它是由若干个节点，包括一些重要的水工设施和历史遗存。无锡那一段是大运河跟城市生活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就是清名桥古运河历史文化街区，我们从07年到13年完成了对它的复兴，现在那边成了非常受欢迎的历史街区，每年的游客据统计超过1000万。
无锡古运河清名桥街区保护整治复兴规划
所以，我们基本上形成了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思索、对于理论的探求和提出、对于实践的验证、然后对于思维和思想的推广，这个完整的闭环。未来，我们应该沿着习总书记所提出来的，“创造中国学派”或“创造中国理论”的道路上去前行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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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一次未成功的策展
换来深入人心的胜利
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其实可以很好地来分析我们城市现在的状态，指导进行更具体的实践，而不是说停留于提出概念本身。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地去进行思考，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担当和责任的一种使然。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行们在创作最好、最靓丽的作品的同时，更多地去思考城市的发展道路，更多地去思考人民发展的道路，更多地为我们这个城市做出贡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提到了“人民城市”的概念。这其中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有遗憾，但是经过6年再回看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虽然当时没有获得更深入的一种实现和反馈。
我们提出“人民城市”的理念，实际上起源于一个具体的事件，其实也是出于我们对于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素间关系的一种系统性的思考。
2015年的时候，我们作为候选团队之一，申请2016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主策展人，当时应该是有11个团队，我们实际上做了非常深入的准备，这种准备不光是经济上的，同时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上、哲学上的一些思考。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做一届历史上最好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建筑展。
《人民城市》：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申请方案_室内展场方案主题《城市》
当时的2016年的双年展的总主题就是“来自前线的报告”。在中国，我们是在最前线的建筑师，接触的是老百姓，接触的是城市发展最前沿的信息和最重要一些项目。我们体会到城市发展的快速进步，也体会到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那种渴望。基于此，我们在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中，提出了“人民城市”这个大命题，用“人民城市”来统领我们过去十余年在北京的思索，然后把我们在北京的实践完整、系统化地呈现出来。
当时，我们的策展报告定的主题就是“人民城市”，后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其他的策展报告，我们认为“人民城市”是最完善、最切合主题的，而且获得了政府和项目开发平台的大力支持，我们当时非常有信心去创造一个历史，甚至于我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金狮奖。因为，这个主题跟城市发展或世界思潮发展的主流实际上是一致的，而且它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但是非常可惜最终我们没有入选。
《人民城市》：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申请方案_室外展场方案主题《家园》
我仍坚持认为：中国从此错过了一个最受到世界关注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建筑馆的机遇。虽然“人民城市”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人民城市已经被市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8月份的时候在甘肃，然后11月份在上海特别提到了“人民城市”的论述，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国家意志，已经成为所有老百姓探寻幸福生活的一种源泉，已经形成了政府为百姓去奋斗，要去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目标和努力，形成了社会的共识。所以，今天看来，我们在很多的维度上思想都是相对比较超前的。
这个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后来，但为了纪念这次中国国家馆的遗憾，2018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长文《迈向人民城市的复兴》，来回顾这段时间的思考，这篇文章很好地总结了我们在2015-2016年的一些构想。
现在放到2021年再来看，其实我们也有一种欣慰，因为最终的这个结果，我们其实并不完全是去追求金狮奖，或者完全去追求一个最好的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展示机会，而是说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脉搏，跟国家、跟城市的脉搏同频了，这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最令人欣慰的一点。你对于社会的一些担当和贡献，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尽管他不知道这是源自于哪，但是形成社会共识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2021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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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师的文化自信
强调了18年
有个普遍的说法叫“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始于哪里。
其实，始于我在2003年4月接受《南方周末》的一个采访所发表的《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一文，迄今为止已经将近18年的时间了，那个采访并不长，但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的大讨论和社会反响。当时我还是更年轻的一种状态下，才能喊出这种声音，实际上也说明了我还是有着中国血缘和中国思维的、有担当的建筑师。
在2000年之前，更多的是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在2000年之后的最近这20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筑师在一些重大项目的话语权其实在减弱，特别是最近南方某城市高调宣布了几大文化建筑的亮相，已经很少能看到中国建筑师主导的建筑设计了，实际上这是比较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是应该秉承着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因为我也有海外求学和海外工作的背景，曾经作为国外著名事务所的高级技术负责人，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去唤醒民族的文化自信，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舞台上竞争，而不是过于对外国的建筑师的一种膜拜。
所以，在这次两会上我也提到了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希望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在短名单的要求上，应该给中国本土的建筑师，有足够的参与机会和话语权，至少50%的短名单的团队应该是本土的，那么剩下的50%可以是外方和中外联合体的。这个提议实际上也是希望从制度上来保证和唤起中国的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自信的可能，这个建议这也引起各方面的一个高度的关注。
2003年的那篇文章《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是特定地指向了大剧院和CCTV。后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警惕殖民主义和自觉殖民主义在建筑文化中的蔓延》，这篇文章也同样非常著名。这两篇文章的形成实际上是跟当时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大家对于建筑的认知，以及对于国外建筑一种追求和膜拜那么息息相关的。
我既然对这种现象有所反思，而且有机会去阐述，回到自身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做？我在后来的南京南站，这是中国建筑师迄今为止设计的最大的火车站的枢纽之一，它达到48万平米，然后还有广州南站等等这些大的交通枢纽之后，又获得了一个在北京践行的机会。
广州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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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大厦“中国尊”的文化意义
超越了建筑功能
“中国尊”，是在2010年由我领衔的投标，现在经过10年再来看，它创造了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应该说“中国尊”有着难以磨灭的地位。我们现在去回望它的时候，认为他它应该具有这种历史的地位。
它的高度和建筑面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上位规划来决定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但是，它所传递的文化符号和内涵寓意是我们所创造的。我们为什么说它伟大？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在中国建筑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符号？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
中信大厦（中国尊）
首先，它是在中国有记载的建筑竞赛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最为激烈的一次设计竞赛之一，这个地块当时叫Z15地块，投标的方案一共达到了78个之多，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单一项目真正的提交方案达到这个数字，这是第一个。
而且，第二点，结果公布后，后来还得知我们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第一，不光是从建筑设计上，还从城市设计上获得了第一名。
第三点，就是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和这种传递的符号。当时我领导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来进行的创作。由于业主单位和使用功能，它现在官方正式的名称是叫中信大厦。
“中国尊”是我们当时提案的一个名字。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是“中国尊”这个名字。在我们已经确定中标后，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当时北京的领导曾经通过办公厅联系到我，希望我能给这栋大楼再多起几个名字，“中国尊”是我们提交提案的时候赋予的名字。整个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的礼器当中的“尊”，然后汲取这种寓意，表达的是敬天礼地的伟大理想和对于大自然的尊重。
后来，我也想了几个其他的名字，而且不光是联系了我作为主创重新尝试给这栋楼起名字，他还联系了北京文史馆的一些老先生们，从文化的意义上也在起名字。因为，中国人是很诙谐的，而且咱们北京人也是很有创意的，特别容易给一个建筑起外号，而且这个外号到最后你去想，越想好像越是那么回事，就跟“小明”一样，变成耳熟能详或传播更广泛的一种建筑的替代符号。
中信大厦（中国尊）
后来，经过几十个名字的比较，最后还是认为“中国尊”最贴切，所以，到现在为止，这栋楼是少有的没有被公众起外号的一个“当代”著名建筑。这一点就说明：它内在传达的文化信息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被广大的群众所接纳的。所以，他可能是北京甚至于全国最著名的建筑之一，特别是当代建筑的最著名建筑之一。
北京2000多万人口，不敢说100%，2100万人口全部都知道“中国尊”，但是我觉得离100%相距不远，除了牙牙学语的儿童可能不知道以外。然后，中国大部分来过北京的，或者是没来过北京的人，都有可能会知道“中国尊”，因为不管晴空万里，还是乌云密布，还是旭日东升，或是在天上挂着如盘的明月，你都会在手机当中、会在朋友圈里看到“中国尊”的身影，它成为了北京的一种符号。而且，“中国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更长，一直会是北京的天际线，永远是北京的制高点。
所以，作为一个建筑师，通过这个作品为城市注解了文化的内涵，然后注解了我们对于城市文化的理解，中国文化以及现当代建筑和新的功能建筑的一种内涵的衔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另外一点，中信大厦（中国尊）在整个北京CBD片区起着重要的统领作用。实际上它是一个泛CBD和具体的CBD核心区的概念，泛CBD主要指的是朝阳区的，包括国贸及周边片区，以国贸桥周边围绕着一个更大的几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一个泛CBD的概念。
特定的CBD核心区，是以330米的国贸为主体，另外三环路以外，当时叫做 CBD的核心区。那么，中信大厦（中国尊）的出现，把碎片化的CBD的空间的形态得以梳理，得以完整地聚拢起来，然后形成凝神聚气的一种精神象征。
中信大厦（中国尊）竣工之后，实际上我们再来看 CCTV大楼，他所主导的空间形态已经减弱了，更多的是以中信大厦（中国尊）为统领的正气昂扬的一种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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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大厦（中国尊）与央视大楼
不同时代语境的对话
央视大楼，是一个特定时代下城市现象的反馈，反馈了我们作为实验场允许大家来百花争鸣的这种状态，反映了我们在国际语境中的对话方式，它其实代表了一个小时代。中信大厦（中国尊）是另外一个端口，开启了另外一种城市精神，代表了一种高度理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的大时代的统领和过去某一个历史片段的对话。
当时后来接触到一些前辈和我们行业的院士，他们都对中信大厦（中国尊）有高度认可，其实它的文化意义和对城市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工程意义。本来我们上面有观光层，有酒店，后来都简化了，观光层也被取消了，现在是相对比较纯净的办公楼的空间，它的社会属性其实在减弱了，但是它的文化属性急速地在增加。
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因为它改变了某种什么，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去尝试，去注解我们对于城市的认识，不光是要去对话去沟通。
我记得在做中信大厦（中国尊）以前，有一次在上海参加了一个论坛。因为，自从我加入北京院以后，其实很少参加论坛了，更多的是专注于本职的工作，一些学术上的思索，一些工程上的实践。在我回国工作，正式调入到北京院以前，实际上还是比较活跃的。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大概有五六个人圆桌的论坛，我跟库哈斯实际上是面对面的。
其实，我们对于 CCTV是一种质疑的声音，我是最早去质疑 CCTV的建筑师之一。那么，我们在质疑的同时，你拿什么来证明你的观点的正确，或者你的路径的正确？实际上，就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实践，你要“行胜于言”，这也是清华主楼前面有一个碑上镌刻的4个字。
我们是把观点说在前面了，但是如何去佐证，如何去探寻另外一条的路径，最终还是要有执行力，还是要把你的思想能够物化出来，能够做出来，所以，中信大厦（中国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表达，它也是对于城市复兴的表达实践。
中信大厦（中国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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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兴
是未来30年的主旋律
实际上城市复兴，对于更多的中国城市来说，它可能不是10年的一个历程，不是两个5年计划的历程。
因为今年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处在两个100年的交汇点上，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100年，然后在面向第二个100年的交汇点上，我们的城市发展和专业的发展以及理论、技术和思路的发展，实际上就必须跟民族的发展和前进的步伐同频共振。
鼓楼西大街元代景象
鼓楼西大街更新设计
现在从2021年到第二个100年，未来的30年，都应该是城市复兴的主旋律，都应该是我们用中国的智慧用去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主战场。其实挑战还是蛮大的，因为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说，不光是一些思想上的，一些美学上和文化上的，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问题。
比如，自然环境和生态，也是城市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们的GDP总量中有60%是跟基建行业相关的。另外，我们的碳排放总量，实际上30%是跟我们建筑行业相关的。“在未来2030年要碳达峰，2060年要碳中和，”这是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的庄重的承诺。北京当然现在已经基本上率先达到了碳达峰的要求，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北京的整体的进步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但是，对于整个行业，还非常任重道远，要去砥砺前行，这就是我们建筑师对于社会、对于世界普世价值的一种责任。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目标坚定，我们的步伐也坚定，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而且，我们计划用10年、用20年，用30年乃至毕生的精力，去探寻我们对于城市发展道路的一种诠释。
鼓楼西大街更新设计
所以，在很多项目上我们都投入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信大厦（中国尊）从2010年开始到2019年底基本竣工，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现在还兼任首钢的总建筑师，参与首钢是始于2009年到现在也是11年时间；我们最早做大栅栏是2004年，那个时候在北京首次提出了城市复兴的实践。做北京坊是2011年，做南锣鼓巷是2012年，我们很多的项目是跟国计民生、跟文化传承和创造相关的，这些项目都历时10年。现在，我们正推动了北京坊的二期工作，所以它没有结束，还在延续，真正的北京坊的一期和二期完全完成，可能要十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这些项目都在生命当中成为了一个年轮的刻画和印记。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社会的认知程度的加深，随着对社会有更多的责任，实际上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更强烈的拥抱和热爱。
本文图片由吴晨老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