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
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
扉美术馆馆长
何志森
今天的社会是不是需要有不一样的建筑师？他可能没有盖过房子，但也被称为“建筑师”。在很多人看来，建筑师的职责就是盖房子，建筑师能做的就是把房子盖好。何志森所做的这一切，似乎跟今天大众所定义的“建筑”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觉得他的工作毫无意义，纯属行为艺术；有些人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偏离了科学严谨的建筑学，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有些人嘲笑他情怀泛滥，无病呻吟；也有很多人把他的工作视为是某种带有先锋性的城市实验。对何志森来说，怎么定义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无所谓。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建造。无论如何，他的出现为沉闷无趣的建筑学教育带来了少许的生气，他的工作也为我们找到了一个重新认知建筑学的视角，一个已经被专业者和权力者忽视了很久的视角。
潜伏超市两年
完成研究生论文
2004年，我还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读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的研究生，我的论文课题是：如何把超市的空间策略应用到城市设计里？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取最大的利润，超市的空间布局管理是非常讲究策略的。因此我试图通过解剖超市这个典型空间的管理运作机制，从而去思考我们今天的高密度城市如何可以规划的更人性和有效率。为了可以更接近超市的运转体制，我决定去学校旁边一家大型连锁超市SAFEWAY做兼职，以一个工作人员的视角去观察超市空间。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博士研究带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般的启示意义。
何志森“潜伏”两年的墨尔本QV Safeway（2005）
在超市“做研究”的那两年，我使用了跟踪观察法去尝试解读不同顾客的购买心理，以及记录他们的购买路径和购买行为。这两年我跟踪了几百位顾客，利用各种机会去跟踪有意思的顾客，从他们进入超市那一刻开始到最后从收银台离开。在他们付完钱后，我都会厚着脸皮向他们索要购物小票，以获取他们购买物品的清单、数量和价格等信息。
第一年的跟踪观察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超市空间跟城市空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半年的时间里，我收集了近500张购物小票（包括从垃圾桶捡来的）。我强迫自己每天把收集来的购物小票贴在墙上，去找出他们买得共同物品是什么。
在清点完500多张购物小票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位顾客都会买同样的一件物品——牛奶。因为澳洲人的生活习惯，牛奶是他们每天最经常用的食物，从做咖啡、泡茶、做土豆泥到做面，都会放牛奶。而鲜牛奶寿命短，只有四五天左右，这就迫使澳洲人每隔几天就要去超市购买牛奶。
墨尔本QV Safeway里的牛奶柜台（2005）
发现超市最受欢迎的物品之后，我开始问自己：牛奶会放在超市的哪个位置？答案是超市的最里面。为了确定这不只是某家超市的空间策略，我又去了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其它60多家SAFEWAY超市，最后发现所有的牛奶都放在超市空间最里面的位置，也就是入口和出口之间的中点位置。
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牛奶要放到超市的最里面，那时给我很大启发的是库哈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做的《购物指南》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库哈斯多次提到：最大的流通等于最大的利益。超市里的“牛奶定律”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策略。把牛奶放在最里面能够最大化超市的流通路线，所有人都要走遍整个超市空间最后才能拿到牛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无意识地经过超市的其它商品的陈列空间，看到其它物品，并若有所想。
QV Safeway超市价格平面图（2005）
找到牛奶的位置之后，我又开始观察牛奶旁边摆放的是什么。最后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关联效应”：牛奶旁边是面包，面包旁边是黄油，黄油旁边是牛油果，牛油果旁边是烤鸡，烤鸡旁边是餐巾纸，餐巾纸旁边是锅碗瓢盆，锅碗瓢盆旁边是厨房用品。当把所有这些看似独立的物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连成了一个相互暗示也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比如，当你买牛奶的时候，一看旁边有面包，就可能顺便买了面包，面包旁边有黄油，也有可能顺便买了黄油，这些物品一直关联下去，就会越买越多，越走越远。本来你只是来超市买一小瓶牛奶，最后却毫无意义推了满满一购物车的物品离开。
4名超市顾客的购物路线图（2005）
这种商品陈列方式一下子把所有的超市货物空间关联起来了，它们不再是一个个彼此绝缘的孤岛，而是一个“需求共同体”。所以，城市也需要向超市学习，今天很多建筑物和城市公共空间就是一个个彼此绝缘的孤岛，跟周边的人与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各自筑墙为界。所以，我经常会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的城市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超市，那城市里的牛奶会是什么？它应该放在城市的哪个位置？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潜伏在超市里，试图理解超市里存在的各种空间策略和它复杂的运作机制，以此来重新审视我们今天的城市。超市这个项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我今后的研究方向。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相信：一定要利用自己的身体来介入城市空间的研究。
2007年何志森研究生论文《超市，超级都市》汇报现场（2007）
孤独的童年
追踪空飘气球
很多人都觉得我很活跃，其实我真正的性格是内向的，这可能跟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是最小的一个，很多时候轮不到我表达，家人就可以为你做决定，所以不知不觉我习惯了不说话。
母亲和她的学生们（后排左四为何志森母亲，旁边为4岁的何志森）
我是客家人，妈妈是知青，在福建闽西的一座大山里教书。我小时候也没有像今天的小孩那样拥有这么多高科技的产品。我父亲是一名严厉到有点苛刻的老师，他什么都教，从地理到政治，又是我中学的班主任。我每天都在目睹父亲在教室里揪着那些不听话学生的耳朵，从教室后面揪到前面，我也经常难逃一劫。很多学生都很怕他，导致我的同学也不敢跟我玩。我的童年是孤独的。
何志森7岁那年在福建闽西老家
童年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独自追着空飘气球跑。80年代，海峡对岸偶尔会飘过来装满食物和宣传单的空飘气球。所以，没事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山顶，在天空中寻找空飘气球的影子。因为空飘气球飞得很高，当你看到一个空飘气球飘过来的时候，好像就在不远处，但其实你也要翻过好几座山才能找到它坠落的地方。
初中时的何志森在家乡的山上行走
追赶空飘气球，不知不觉让我从小养成了一种观察和跟踪的习惯，所以，当这个“兴趣爱好”一旦和我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如果学建筑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解决温饱，这可能是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当你带着不开心的情绪去设计一栋房子，你不开心的情绪也会带入到你的设计当中，你设计出来房子也就会变得“不开心”。
何志森小时候和家人一起住的集体宿舍
在研究生项目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人类学的方法去理解城市空间以及空间里的人。之后，跟踪和观察就变成了我重新审视建筑学、重新审视城市的途径。
白天与晚上的分裂
我的角色在不断切换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墨尔本最大的一家建筑咨询公司工作了4年。我们的任务其实不是设计房子，而是帮建筑师赢得建造许可。换句话说，我们是建筑律师。
在澳洲，一个建筑在动工之前，要先找一家咨询公司做一些设计方案上的修正，根据相关的城市法规会给他们提出修改建议，还要帮他们出一套文本证明这个房子已经满足了各种各样法规的要求。当然，去“法庭”为建筑师赢得建造许可证，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开庭当天，市议会评审委员会也偶尔会邀请当地的居民来听证，如果有人反对的话方案又要继续修正。所有满足之后，项目才可以开始建造。在澳洲，建筑师的设计过程实现了一个稍微民主的过程。
2007年何志森发起了哈佛大学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联合mapping工作坊，这也是他开展的第一场mapping工作坊（图右一为哈佛大学设计学院Dilip da Cunha教授）
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去项目场地做调研。这个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工作特别无聊，跟我研究生做的跟踪观察很不一样，只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去场地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通过研究生的项目我是知道的，24小时连续观察一个空间，与某个时间段来拍摄几张空间的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呈现出来空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不一样。
在咨询公司里，我做的工作是非常讲套路的。这4年我一直在重复做同样一件事，一直在同一个设计文本的模版里改字换图。
2008年何志森和他的工作室同事
很幸运的是，那4年我还在我的母校兼职教城市设计，教学生们用观察跟踪的方法认知城市空间，这和我在咨询公司做的工作是矛盾的。我白天做着保守和重复性的文案工作，晚上又和学生一起做非常大胆和激进的城市创新实验。有一段时间，这种矛盾和冲突让我非常分裂。
但我也就这样在咨询公司做了整整4年。在澳洲，建筑律师这种工作比较难找，因为这个工作涉及到当地的文化、历史、政治、城市规划法案和政策，非当地人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我还是很珍惜这份工作。
2009年何志森和建筑咨询公司的同事们
4年来，这种白天晚上的角色分裂一直在持续。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到了学校读博士。我爸妈是老师，可能基因里我还是喜欢教书的。
街头观察
用牛奶箱激活了一条街
从读博士开始，我带学生在墨尔本街头做了很多有趣的城市空间介入实验。比如在墨尔本市中心有一条网红街，叫哈利波特街，这条街最有名的是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小咖啡店。在这条街道的一侧有个堆放垃圾桶的空间，没人使用，旁边是一栋很高的办公楼。我就开始想如何可以用最小的力度激活这个空间，让楼上办公的人下来使用。
墨尔本市中心哈利波特小巷上的垃圾桶存放空间（2010）
于是，我带着学生开始观察来这里喝咖啡的人是怎样使用这条街道的。我们在街道的不同位置定时定点观察街道的使用者，从凌晨5点咖啡馆开门到晚上7点关门，一共观察了5天，最后我们发现牛奶箱是一个空间激活很重要的道具。
何志森通过5天的观察发现了用来激活空间的微观设施牛奶箱（2010）
我们看到，每一家咖啡店前面都会放置一堆牛奶箱，不同颜色的牛奶箱代表不同的牛奶公司，牛奶公司每天都会定时来收取牛奶箱。在这条街道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不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的，他们喜欢坐在街头，把牛奶箱当凳子使用，可以随时移动，一些街头艺术家甚至把牛奶箱叠成一个个表演的平台，一些路人还会站在牛奶箱上看表演。这条街上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牛奶箱来重新划分或设计街道空间，牛奶箱就好像是他们手中的Autocad。
哈利波特小巷早上6点到晚上6点的空间使用图（2010）
受到他们的启发，我开始思考：能不能用牛奶箱来激活那个堆放垃圾桶的空间？在一个周六的凌晨4点，我带着学生从咖啡店门口偷偷拿了100个牛奶箱，搬到不远之处的垃圾桶空间。我们先把100个牛奶箱堆放在垃圾桶旁，然后再观察路人与它们的互动。
激活后的垃圾桶存放空间（2010）
果然不出意料，这个之前无人使用的灰空间，因为牛奶箱的到来马上就被激活了。许多人开始用牛奶箱在那里创造聊天、开会、喝酒、吃饭、表演的空间，甚至小学生放学后也开始来这里躲在垃圾桶后面谈恋爱了，这些活动因为牛奶箱而在这个空间里悄然发生。
跟踪流浪者
看见看不见的城市
还有一个小故事，对我来说，至今也难以忘记。
去建筑咨询公司之前，我去过很多家公司面试。第一个给我面试机会的是一个位于市中心的景观建筑事务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主管邀我8点在公司大厦面试。因为紧张，我差不多5点半就到了。我还提前准备了一个稿子，上面有一些面试时可能会问到的问题。我怕被面试我的主管看到，就先藏在大厦后面的小巷子里背稿，等到8点才上去。
差不多6点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位拾荒者，直接走进了大厦外墙的一个小门洞里。里面应该是一个放置清洁用具的储藏空间。我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在里面住？为什么他早晨6点才回来？之前他去哪里了？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冒出了想要跟踪他的念头。
垃圾桶背后的门后面为拾荒者的寄宿空间（2007）
第二天，我凌晨4点半就来到这个地方。直到5点半，这位拾荒者才拿着一个购物袋从门洞里走出来，我从远处偷偷跟着他，发现他去了其它小巷的垃圾桶找食物。后面的几天他都准时5点半出来，6点回去。
作为建筑师特有的敏感，我很好奇：为什么是5点半跟6点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通过后面几天的持续跟踪，我找到了答案：6点的时候市政垃圾车开始来到这个街区，20分钟内把这个街区所有的垃圾箱全部清空。而5点的时候那些咖啡店刚开始工作，5点半的时候员工会把厨房的剩余垃圾，比如面包片、多余的蔬菜等，打包投放到垃圾桶里。而这个拾荒者一定要在垃圾车来之前把这些东西从垃圾桶找出来。
拾荒者的移动路线（2007）
跟踪拾荒者（何志森，2007）
通过这个跟踪，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城市工作者，我在墨尔本待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市政垃圾车是什么时候来，咖啡店是几点开门？咖啡店的员工是几点丢垃圾？反而一个处在夹缝中求生的拾荒者，对这个城市的运转机制了如指掌。
市政垃圾车、垃圾桶位置和拾荒者路线的时间关系图（2007）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个打算：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老师，我一定要把学生带出校园，向这些边缘中生活的人学习。学生应该通过这样的建筑训练意识到：那些被主流社会忽视的普通群体是如何颠覆我们专业者规划的的城市空间，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需求建造空间？
我一直相信建筑学的核心是建筑社会学，建筑学要能够回应今天社会面临的各种尖锐问题，而不是一味为权力和金钱服务。建筑本来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居住问题，但在今天的城市里，有多少房子是为普通人而建的？直到今天，建筑师连最基本的居住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
在上海弄堂里住了一个月
发现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我2010年开始读博士，第一学期研究方向选了图形表现。那半年我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画图。因为研究方向和自己从小喜欢的城市观察不一样，心情非常焦虑。2010年下学期我选择休学回到中国，先在上海待了一个月。
当我在弄堂闲逛的时候，刚好碰到一群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也在那里做调研，他们的课题是：解剖弄堂空间为什么能呈现多样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弄堂空间的活力？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他们和我分享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弄堂里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个高起地面几十厘米的门栏，住户可以随时坐在门栏上和邻里、路人互动。在他们看来，这个模糊的过渡空间让弄堂生活更有人情味。
右边房子为何志森在上海弄堂的居住地（2010）
我随之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住在弄堂里？他们说：不可能，这里太不方便了。后来，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要理解弄堂，你们一定要住在弄堂里一段时间，变成弄堂的真正使用者，透过他们的视角去观察弄堂。
为了验证他们的发现是否有依据，我决定租一间房间在弄堂生活一个月。这一个月，绝对是我有生以来过的最煎熬得一个月。
在上海弄堂倒尿的阿姨们（2010）
我租的那个房间，就是在楼梯底下围出的4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就够放一张床，墙壁贴满了报纸。因为我只租一个月，房东不可能把大房间租给我。房间隔音很差，凌晨4点开始外面就有收音机播新闻、吆喝、打招呼的声音，你根本没法睡觉。但这都不是最糟的，最可怕的是家里没有厕所，所以大小便都是在一个小小的尿壶里完成。
在上海弄堂倒尿的阿姨们（2010）
白天一有时间我就在弄堂里跟踪当地的居民，观察他们做什么，去哪里，和谁聊天。一个月的时间我跟踪和拍摄了108位居民。当我把 108个人的相片贴在墙上的时候，我发现相片里每个人几乎都拎了一个尿壶。
在上海弄堂倒尿的阿姨们（2010）
我突然意识到，正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尿壶，人逼不得已要从室内转移到室外，人跟人之间才会发生更多的偶遇、交流、八卦，提着尿壶就可以聊天。通过观察发现：每个人每4个小时至少要出来倒一次尿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出来的时间都超过了20分钟。
试想，如果弄堂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私人卫生间，他们还会想再出来吗？通过住在弄堂一个月，我得出了一个和哈佛的那些学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在我看来，尿壶才是一个人与人相互连接和相互关怀的媒介，并不是门栏。
围墙的非正规使用
一根晾衣杆捅破了建筑师设计的围墙
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去关注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日常小物件。上海之后，我去了厦门拜访华侨大学建筑学院的龙元教授，因为我之前看过他的一本叫《非正规城市》的书。那时候我对博士具体做什么有点迷茫，我只知道跟踪和观察一定是我很重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我希望可以去厦门和他聊聊。
到了华侨大学校园之后，他先让几个学生带我去学校和周边城中村的边界看一看，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看。第一次和学生去什么都没有看到，后来，学生说好像来的时间有点不对，我就打算自己再来观察一次。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5点，我开始蹲在围墙边上，用相机纪录有可能发生的活动。到中午11点20分的时候，我吃惊地看到几十个村民来到围墙边上，用晾衣杆给墙内的学生传盒饭，围墙突然变成了一块磁铁，吸引两边的人。
村民利用晾衣杆向校园里的学生送盒饭（2010）
我站在那个地方，突然想：建筑师制造的边界，本来不是用来分隔空间和人的吗？这是建筑师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使用围墙的方式，一根根晾衣杆让围墙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的空间。
那一刻，我似乎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方向：我想研究边界。
读博换两次导师
才发现真正的导师在民间
回到墨尔本后，我找了一位新的导师，一位德国教授。换导师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跟之前的导师关系特别好，她也是我研究生的导师。
何志森和他的研究生导师Rosalea Monacella教授（2007）
好景不长，德国教授对我的研究课题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和她一起又熬了半年，最终我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我要继续换导师，换到我满意为止。后来听同事说，我是唯一一个在这所学校里换过两次博士生导师的人，已经打破记录了。我的决定也让我的第二位博士生导师给学院写了一封公开信，控诉我没有具备读博士的能力。
何志森和他后来的博士生导师Sand Helsel教授（2014）
一年换两次导师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在决定要换导师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一年半已经过去了，继续读下去从零开始，还是放弃回事务所工作？我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根本不是导师的错。因为我动不动换导师的恶习，学院那时突然流传一句话：能毕业的博士论文才是最好的博士论文。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傻逼？是不是就应该跟着导师的方向走？她让我干嘛就干嘛？不应该这么任性？能混到一个毕业证就好了？
在最抑郁和绝望无助的时候，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我不要再碰博士了。还是不想放弃一年半的努力，我又鼓起勇气向心理医生求救，她的一个玩笑竟然成了我的救命药。她告诉我：“你所有的人生经历和研究爱好，好像都在表明你要向普通人学习，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导师是谁？导师研究什么？那些你一直观察跟踪的人不就是你最好的导师吗？”
何志森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场与他的两位博士生导师Sand Helsel教授和Charles Anderson教授（2014）
那一瞬间我才恍然大悟：我去跟踪观察那些在狭缝中生存的人，不就是去学习他们吗？他们不就是在教导我吗？
心理医生的那个玩笑，让我焦虑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谁是我的导师不重要，只要他相信我就好。其实读博士本来就是这样，导师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教，而是启发和鼓励。在第一次见我的新导师Charles Anderson教授（第三位导师）的时候，我就和他说了一句话：我只请求你相信我就好。第三位导师的研究方向和我的方向没有任何关系，但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他一路上从未停止鼓励我，并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博士最终答辩一个小时的提问环节里，三位考核官只问了不到20分钟的问题，他们都几乎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了。我的导师很骄傲地告诉我，我的答辩是学院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
何志森的博士论文答辩主考官之一William L.Fox教授给予的评语（2014）
美国著名作家和艺术评论家内华达艺术博物馆馆长William L.Fox教授这样评价何志森的博士论文：“何志森的研究过程极其详细、清晰、充满创新的同时却又表达出对人性的深刻反思。何志森的写作、展览和汇报每一个单独来看都是非常出色的，但作为一个总体来看，他的博士论文的调查方法，调查结果和贡献是我在所有的博士论文里看到过的最令人满意的一篇。这篇论文应该是所有的（实践型）博士一个研究和参考的范例”。
跟踪一个小贩3年
完成博士论文
2011年中旬，我再次回到厦门，选择了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旁边的孙厝村调研，没想到调研第一天，刚买的索尼相机就被村民摔坏了，他们以为我是调查城中村房屋违建的记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警示：以后做调研不能明目张胆地举着相机怼着村民了。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抢相机事件反而让我和村民的关系拉近了。在了解清楚我只是学生之后，他们有点内疚，开始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在这之后，我认识了一位翻围墙去集美大学校园送盒饭的村民孙大哥，我便开始有了长时间跟踪他的想法，孙大哥也没有反对。回到墨尔本后，我跟导师聊了聊我的跟踪想法，他建议我博士后面的几年都不要浪费，就去和他卖盒饭吧！
跟踪村民孙大哥5天的行走路线图（2012）
2011年下旬，我开始在孙大哥家旁边租了一个房间住下来。孙大哥夫妇和他妈妈一起经营一家送外卖的餐厅，叫“好好吃饭店”。他爱人坐在家里电脑前接单，母亲是厨师，孙大哥负责送盒饭和采购。做菜的餐厅位于学校围墙的后面，原先是一个牛棚。因为村里的农田被征收建了校园，村民的农田没了，牛棚也就闲置了。这些靠近边界的牛棚又都被村民租给了那些远离边界、没有太多机会的村民，很多村民把牛棚改造成厨房，给围墙后面的学生们做盒饭。
村民孙大哥的“牛棚厨房”（2011）
之后的三年，我在墨尔本和厦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和孙大哥一起送了三年的盒饭，通过把自己变成一个小贩子来试图去理解城市空间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普通老百姓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抵抗权力的规训。
村民孙大哥的送盒饭全过程（2012）
孙大哥把他所有未能实现的梦想都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他的表姑在英国打工，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送他的小孩去英国找他表姑。2011年，他的孩子还在读初一。一天要卖多少个盒饭，一个盒饭卖多少钱，所有的定价都与他五年后能不能负担他孩子在英国的学费和生活费紧密相关。
孙大哥有三件工具：梯子、自行车和篮子。梯子是用来翻越围墙，自行车和篮子都是用来送盒饭。但是，有这三样还不够。他还需要围墙旁边的一小块空间用来临时存放他的自行车和梯子，因此他需要围墙边上的保安帮忙。孙大哥的策略就是直接在一个校园保安亭前面翻越围墙。
通过每天中午和晚上给保安送免费的盒饭，让他对孙大哥的翻墙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两顿免费的盒饭还让孙大哥争取到了一小块被保安用交通柱围起来的小空间。而这块孙大哥的专属空间，在我看来也是边界协商和波动的结果，它和围墙一起形成了加厚的、时刻在变化的边界。
基于集美大学校园的控制系统之上，孙厝村村民设计的逾越系统（2013）
村民的翻墙过程与集美大学校园和孙厝村之间的梯子（2013）
孙大哥在校园的每一栋宿舍楼里雇了一名学生帮助把盒饭传进去，送一个盒饭1块钱，一个盒饭定价是12块，他赚11块，再除掉所有的成本，利润加起来，他每天一定要达到一个数值，才可以确保送小孩去英国读书。
孙大哥特别喜欢橙色，他的鞋是橙色，他送盒饭的篮子是橙色，单车也是橙色。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橙色？他告诉我：住在海边的人都喜欢橙色，因为那是太阳升起的颜色，它意味着希望。
集美大学保安用交通柱为村民孙大哥分配的翻墙空间（2012）
2014年底，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封面颜色我选择了橙色。在我博士论文的第一页，我写道：献给那些在狭缝中生存的人，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设计。
跟踪的意义
学会共情他人的需求
“跟踪”这两个字，大家谈到它时都会带着一种道德的标准来审视：跟踪人是不道德的。其实，对我来说，跟踪就是一种移动式的观察。比如，我观察一个静止不动的目标，如果目标移动了，我再跟着它继续观察，就变成了跟踪。所以，跟踪也是持续的观察。
何志森带领学生在广州龙洞村跟踪盲人（2017）
工作坊学生变成“盲人”在城中村行走（2017）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跟踪而跟踪，而是带着反思和一个特定的空间议程参与到被跟踪者的情境里，把自己代入到对方的角色中。所以，跟踪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共情。跟踪者需要“依附”在被跟踪者的身上，透过他/她的眼睛去重新观察和认知这个世界，去体会他/她的感受，去经历他/她的经历，去理解他/她的真实需求。这点很难。
何志森带领学生在长沙城中村跟踪站街女（2016）
在我的工作坊里，我的学生一直理解不了为何要跟踪。比如，在一个城中村的工作坊里，有一组学生跟踪城中村的一只流浪狗，他们很迷惑地问我：难道最后是要为流浪狗设计什么东西吗？我告诉他们：当你像狗一样在城中村行走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头长颈鹿，你又会看到什么？你要是一只老鹰，从天空俯瞰城中村，你又能看到什么？其实，我们透过他者的眼睛，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何志森带领学生在广州石牌村跟踪一只流浪狗（2016）
建筑师就应该是一个多元视角的职业，在设计中不能只带入自己唯一的视角。所以，透过一双双不同的眼睛去体察和共情我们的周遭，这是我一直希望可以带给学生的东西。遗憾的是，现在的建筑师早已习惯了用上帝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的城市。
何志森在香港油麻地跟踪警察6个月（2018）
我也注意到，随着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共情能力可能反而会逐渐丧失，因为你学到的所有的技能都来自于课本和经验。建筑学训练最缺失的就是同理心的培养，不是技能。如今，建筑已经沦落成了一门跟人、跟人的日常生活、跟人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的科学技术。
人文关怀
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标签
现在，各行各界都在提“人文”，尤其建筑师讲得比较多。而讲得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人文缺失的时候。现在“人文”已经变成了建筑师和地产开发商经常用来装点项目的词汇。如果建筑是一只烤鸡，人文就像烤鸡上的调料品，可要，可不要。
Mapping工作坊的8个步骤
Mapping工作坊的师生合照（2016）
更糟糕的是，在“人文”的后面，还经常会带着另外两个字“关怀”。对人文的关注是建筑师最基本的本能，如果它被包装成了一种怜悯式的“送温暖”，我觉得这是建筑师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所以，我非常反感别人说我做的工作带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充满情怀。会说这些话的人，对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对普通人所受的遭遇要么是麻木的，要么视而不见。
本文图片由何志森老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