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waa未觉建筑
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张迪
我有一条九字真言,叫做“该吃吃、该喝喝、爱谁谁”,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说过:你是一个有理想但不守纪律的人。
我觉得这样形容会比较准确,因为我比较排斥纪律的约束,但我的理想也不是那种纯梦幻式的理想主义,还是可实现的理想,
建筑,本身就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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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英国留学才知道
建筑,是艺术的一个分类
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人,但实际上算算日子也可以算是中年工作者了。十七岁我去英国留学,建筑,并不算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妈其实有点强势,坚持让我学建筑。她那个年代的人都认为“人要有一技之长”,高中时我的理科成绩还不错,我们国内的概念中认为建筑学是个理工科。
也因为我妈妈一直在设计院工作,所以,我从小对建筑设计这个工作并不陌生,对于整个设计中的工作环境有一种基本的感受。她也觉得建筑很适合我,但那时候的我谈不上喜欢、也并不排斥,也就学了这个专业。
Bartlett毕业展张迪(右一)与导师Prof.Colin Fournier(左一)-2007年
我是属于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慢慢地才对建筑产生了感觉,但是我去英国读书过程中所认识的建筑学,跟我小时候看到的我妈身边的那些人的工作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建筑叫做“construction”,也顺理成章地以为建筑属于工科,但是到了英国上学才知道它叫“architecture”,是艺术的一个分类,它关注的很多是跟人以及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触动我的。
但它同时也有非常工科的一面,你需要把它量化,然后质化,这跟纯艺术又不太一样,所以,比较适合我,这样让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建筑,当然,自己后来也就自然喜欢上了这件事情。
张迪Bartlett毕业作品-Year 4-Gray is the Color of Hope
Year 5-Weather Therapy - 2007年
我是一个情绪比较饱满的人,但同时又比较谨慎,基本上这里面存有一个平衡,大多时候我都非常相信感觉、本能、直觉、情绪这一类东西,但每当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却是比较理智的一种状态。
Bartlett-UCL毕业典礼-2007年
我本科就读于谢菲尔德大学,学校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教育模式。但读研究生是在伦敦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又是一个培养完全发散性思维的学校。从上学的整个过程一直到大学毕业在伦敦工作,基本上接触了英国的整个教育体系,这也让我慢慢地坚信一点:
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能说出它的道理来,任何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可能性,而“不一样”也是极为正常的。也可能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性格的人,某些层面会受到压抑,长大以后这部分被压抑的就会在自己身上疏解、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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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也是想给自己一个长假
结果:玩了两个月就开公司了
虽然,谢菲尔德大学的建筑学很好,但我很不喜欢那个地方,同学以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白人为主,只有几个亚洲人,大多数都是一个类型的人,整个氛围让我感觉特别沉闷。而且那个学校也会不断告诉我:你必须按照这样做,这就是你需要的方法,你就得做这种类型的事情。
我却不喜欢这种规矩,所以,2003年毕业之后就毅然决然去了伦敦工作,一年之后又考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在Foster的工作也在伦敦,一共在伦敦生活了七八年。
应届毕业生展与Sir Norman Foster-Foster伦敦办公室-2007年
实际上,2009年我就已经拿到英国的注册建筑师了,也有工作签证,但当时就想要回国。可能人生有那么一个阶段,我现在发现是26岁到30岁前面这个年龄段,特别容易做那种人生改变的决定。
我们公司就经常有女孩30岁前后突然辞职去留学,就好像感觉这个阶段再不做点什么,人生就荒废掉了。考注册建筑师是27岁的时候,我是那年公司第一个考上的,大家平时都非常忙,我为了考注册,除了每天要加班以外,周末要去做很多跟考试相关的事情,所以,考上之后就很想要休息一段时间,2010年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长假回国了。本来是想要彻底地玩几年,觉得好像长这么大从来都没玩过,结果玩两个月我就觉得挺没意思的了。
Foster Pavilion-2008年
那时候在北京有我一个朋友,也是曾经在Foster的同事,他在建外SOHO开了家公司。我去他公司看了以后,感觉开公司也不是太难,似乎租个房子就能成,所以,我也去看了看房子,就这样开始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开始还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在伦敦的同学来找我玩,他也刚好考完注册建筑师,我就建议他辞职过来和我一起干,我们就成为了合伙人。
Masdar City项目组同事合影-Foster伦敦-2009年
事务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有五六个人,一直以来事务所的人都不是特别多,我也希望在人数上一直保持在20个人以内。印象特别深的是上大学跟我们教授去洛杉矶做项目,我们也去了Thom Mayne的Morphosis办公室,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建筑师,但他的事务所只有20个人,办公室里做模型的地方要比办公空间还要大,办公室里的垃圾桶和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他曾说:我的事务所只要20个人,超过20个人就失去控制了,已经不再是在做设计了。因为有时可能会为了养人或者做产品在做一个公司,所以,我希望的状态就是能够保持就这么多个人,哪怕10个人以内都可以,但是,希望在项目层面能够走得再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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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九字真言
“该吃吃、该喝喝、爱谁谁”
我小时候就比较排斥团体,一向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圈子”的概念,反而小时候就挺排斥圈子的,那时候我有一个九字真言,叫做“该吃吃、该喝喝、爱谁谁”,我一向都是这样子。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挺好,但因为个子很高大都是坐在最后排,所以,跟我关系好的都是成绩不好的男生或女生,我也是比较爱玩的那一种,喜欢在工作以外的环境中可以非常自由地玩,不太会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义:你这样的人需要做什么,或者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迪与合伙人杨杰克Jack Young合影-waa工作室-2014年
与我的合伙人,我们俩一直还是两个人的小团伙的状态,但却还是像在学校那样一起讨论设计、争执等。除此之外,我其实和这个行业的其他人交往得并不是太多,没有太多设计师的朋友,也没有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我也不是刻意回避或排斥,如果是有好玩的活动就可以去,如果不好玩就不去。
建筑师还是要以作品说话的,人的精力就这么多,不如拿时间去做项目,我们事务所本来人就不多,基本就是十几个人,做项目也要从方案、施工图一直到施工完成,项目后期其实会花更多的精力在里面,所以,产量并不高。
Playscape项目工地-北京-2019年
其实,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过程,它没有一个结果,就是一个过程,你在不同的阶段需要跟不同的人去沟通。
建筑师要有比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整个过程中需要协调很多事情,后期还要把你自己想象的事情,能够在大家不注意的情况下在项目中实现出来,因为做工程总是会有拦路虎,总是会有人来让你实现不了这件事,而我自己又有点控制狂,也很希望能够在过程中把这些事情控制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圈子里面没有建筑师的原因,我其实也不太愿意在生活当中还要讨论建筑,建筑对我来讲,就是个工作,在工作上我也会有很强的满足感,但大家闲聊的时候我就不愿聊建筑,当然,我也特别佩服那种闲聊时还能在一起讨论建筑理论的。
拍摄T Magazine-长阳路668号Showroom-上海-2017年
有件特别好玩的事:那时,我也就十八九岁,跟一个博士生学长去AA建筑学院参观,当天就有一个中国学长组织的读书活动,有七八个博士生坐在一起,开始研读、分析一篇库哈斯的新文章,我听了20分钟就受不了,就溜了出去,学长就觉得我是没救了。
可能每个人生长的年代和环境不同,想法就不一样,现在看90后的建筑师,就觉得他们跟我想的就已经不一样了。对于80后的我来说,“那样的一种环境”我就会觉得比较刻意,也可能是自己年轻无知,但我还是喜欢大家在一起自由讨论的状态,讨论过程中突然有了个idea,而不是通过研读分析出来一个建筑,这两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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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懂得怎么做一个建筑师
建筑所有工作的基础就是:去解决问题
我可能比较关注的方法是依从自己的内心感受来做设计,而对于建筑来说,解决它的方法肯定是要经过不断分析推演的。
我在Foster工作那三年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有某个大师说过:Foster是一个建筑师最好的Finishing School(结业学校),就是教你怎么样做一个建筑师。我真的是从进这里的第一天开始到离开的时候,才慢慢懂得要怎么做一个建筑师,这里跟我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
张迪与Jack在老鹰画室竣工工地现场-杭州-2020年
我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才慢慢学习到怎样做一个建筑师的,早期读过一本书里的观点是:建筑师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当然也要有你自己的解决手法在里面,但是,也有它的必然性,并不是完全自发性的,不是设计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问题是什么?在提供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当然也会带着自己的情绪或者我们整个团队的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或是用一种偏感性的处理方法。这也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不同而已,但是基础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代表着它必须是理性的一个部分,不能够是从建筑师本身来想当然,这样,对于建筑的使用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创作Wo-er窝儿-waa工作室-2016年
我一直都认为:建筑是给人设计的,在这个空间当中的那个人,我并不定义他到底是谁,基本上常常会考虑到这个人的需求。最早这个问题肯定是由甲方先提出来,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建筑?他的需求是什么?但是,最后要解决的往往不仅仅是他的问题,还有很多时候“要考虑将来会在建筑当中的人”,这关乎一个建筑师的职业操守。
第一,你不能够忽视掉业主给你提出的问题,设计最终还是服务方,服务方提供解决方案给甲方,甲方提供问题细则给服务方。
第二,也因为我们是建筑师,我经常这么想,但说出来可能有点假,我觉得建筑师得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建筑盖出来之后会在那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同时也会影响到周围可能接触到它的人们的生活状态,那么就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在里面的感受,当然,最后,这里面还包括建筑师自己的一些主观理解在其中,这三个方面都是作为建筑师需要去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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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然而然的状态
都是“被控制之后的”结果
建筑师可能年纪越大就会越成熟,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和人以及时间中沉淀下来的人生阅历,都在影响着你的一些判断方法。在生活当中做的一些事情和观察,可能当时并没有细想,但当再回头想起或再次感受的时候,就能把“这种过往的感受和经验”带到你想要的设计结果中去。
装置“Thatching1.0”-北京设计周场地-2013年
建筑师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是在跟很多人沟通的过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么一件事,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已经越来越丰满了,最后,过程变成一个结果,而这结果也绝对不是能够预判到的。但是,我也不太赞成那种非常自然地走一步看一步,所谓的生长型建筑。
这可能跟我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我应该是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会长成这个样子,在预见结果之前,我们已经做过了各种各样的推演,但从“它应该这样”到真正能盖成“这样”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的事情发生,让它不长成这样子,我的工作就是去解决这些问题,让它最后还能够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做建筑师困难的一点。
银川当代美术馆-2018年
我最看重的甲方的一句评价就是:盖出来跟效果图挺像的或者比效果图效果更好,这是我想要的。因为在方案阶段呈现的状态,其实并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但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它实现,也是为了让最后的实验结果跟方案达到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自然而然的状态,都是被控制的。我不相信那种完全的自发状态,比如,我希望能够给人带来某种情绪,那么,肯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就如同一个烟火爆破出来的那个状态,每一个点都经过设计和控制的,但结果上看起来又是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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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中的控制是需要平衡的
要有效率地讲明白一个故事
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先设定一个故事的整体感受在里面,这个故事也许只是打动你自己或者是能够打动别人,但是,这个故事在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某个点,需要能够带点情绪去感染别人,至于这种感染具体是通过做一个大弧线,还是做一个大三角,这纯粹取决于设计师对审美的判断,这是非常私人的。
但是,这一点当中应该情绪如何实现爆发,这其实是要经过设计的。而且,整个过程情绪的控制,基本上要保持平衡,不能浮动太大。很多事情都需要保持一种自我的控制性,控制得刚刚好,大家就觉得很合适;控制得太过,可能就会显得非常个人化。
银川当代美术馆-2018年
所以,Foster给了我最好的训练,就是告诉我怎样有效率地、更好更完整地讲一段有关建筑的故事。如果我想在建筑中设计“这么一个故事”,但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讲出来,并且让我的业主能够接受它,也让在其中的使用者能够接受它,这里面需要做很多铺垫性的工作,以及系统地告诉业主为什么要这样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给甲方汇报的时候,汇报稿通常都会非常长,经常是100多页以上。
其实,我很少跟我的甲方谈及情绪,通常都是跟我的合伙人杰克谈,比如:我会觉得这个点当中需要带给人这样的感受,那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空间的语言和语言上的起伏点,也会把情绪设置得更集中一点,就好像是写歌一样,需要有铺陈段落,也需要有高潮的地方。
但是,这些事情我很少会跟甲方去讲,因为,他没有真正去到那个空间里面,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因为,必须是处在“既定空间当中的那个人”,才会有更为真切和具体的感受。
我“并不去设定他的感受具体是什么”,我只是希望在其中的人跟这个空间和建筑有情绪层面的交流,哪怕是讨厌或者厌恶,这也是一种情绪,我很害怕人进去建筑里转一圈,没有任何感觉就出去了。
Playscape项目工地-北京朗园-2020年
整个过程像是一种导演与片场的关系,一定得设计几个点属于是高潮的部分,但观众的想法其实是你没有办法进行控制的,就让他自然地、去感受就好。最怕的就是观众和体验者错过或者忽略了这个高潮,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就有一点困难,但,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所知道的艺术家、作曲人等,“自然流露的那些部分”其实都是他已经控制得非常到位的桥段,达到那个点,情绪就会自然而然生发出来,但是,“这个状态”肯定也是设计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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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的手段控制
取得一种现场的理想状态
在建筑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点,是需要我们自己“刻意”处理的,也会尽量用设计手段把它变成不可能被拿走的地方。但设计一定要跟甲方有很深的交流,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中感受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是要以甲方的问题为导向,至于解决的手法和呈现,就要看建筑师自己的想法了。
展览“实践是检验建筑的唯一标准”waa工作室-2014年
刚毕业在Foster工作那几年,完全是在一个大机器里面,当时Foster在伦敦差不多有1000多个人,但是,团队依旧能对每个项目的控制度达到毫米。其实,这样的工作结果就是要靠不断地做大量重复性的工作,要做出一块非常局部的内容,也可能要做几十个不同的方案,把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尽最大努力排除掉,当然还要从始到终贯彻在一个主体设计思路在里面。这是让我感受比较深刻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工作时间常常会压得很紧,每天工作16个小时基本上是常态,当时也并没有时间真的去消化这个过程中的信息。
自己开始做公司的时候,前两年就是自己要学着怎么样真正地做一名建筑师,也要真正自己处理很多问题。我的事务所合伙人是外国人,基本上项目的沟通的工作都是由我来做,不仅要和甲方沟通,还要跟自己的团队沟通。那个阶段是团队的一个磨合期,最早只有我和杰克、还有几个也都是实习生,需要我们俩自己去做很多事情,银川当代美术馆是最早期的项目,那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俩自己做的,其实还是挺难的。
waa团队合影-waa工作室2019年
刚开始都是摸索,五年之后才有了一些沉淀。到今年是我们公司成立的第十年,现在,基本上可以以相对比较舒服的状态去做项目了,我们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控制和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作品状态。刚开始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现在到了某个节点要做哪些处理,都很清楚,也会控制得比较好。
其实,我们也没有做过很多项目,只是各种类型的项目都做了一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我们的甲方,类型都是比较不同的,但是,这也是我们作品能够丰富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也并没有只挑某种类型的项目,如果来了项目,能够得到甲方充分的信任,就可以做下去。
《安邸》1月刊摄于北京家中-2020年-摄影:雷坛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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