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已年过古稀的王建安却满脸期待。他与老战友陈再道结伴而行，准备探望一位特殊的“老朋友”——陈锡联。他们三人曾在枪林弹雨中并肩作战，是革命年代的生死兄弟。
当王建安和陈再道走到陈锡联位于中南海的一处办公室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门口一位年轻的秘书面带难色，伸手拦住他们，语气礼貌但坚定：“陈副总理正在忙，有重要事务，不能随意接见。”
听到这句话，王建安的脸色顿时暗沉了下来。到底为什么陈锡联会让自己的老战友站在门外？
鄂豫皖苏区的年轻将领王建安和陈锡联，这两位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将军，早年间都在红四方面军历练成长。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生涯由此拉开序幕。
两年后，时年仅15岁的陈锡联也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他的战斗历程。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正活跃于鄂豫皖地区，大大小小的战斗接连不断。
王建安和陈锡联在一次次战斗中相识，他们逐渐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兄弟。
1935年，长征进入艰苦卓绝的四川境内。
这一年，红四方面军正在川西北地区开展艰难的战略转移。在翻越雪山、爬过草地的过程中，多数少数民族武装与红军接触不深，误认为红军入侵他们的地盘，因而组织了多重拦截和袭击。
一次战斗中，陈锡联所在的部队遇上了突击的敌军部队，局势一度危急。当时，陈锡联的队伍正在通过一处窄长的山间通道，前有高地险隘，后方则是追击而来的敌人。
在混战中，陈锡联发现战友许世友身处弹雨最密集的区域，随时可能被敌军瞄准受伤。
危难时刻，陈锡联毫不犹豫地提着枪跃出掩体，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试图为战友争取宝贵的转移时间。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过空中，击中了他的肩膀，血瞬间染红了衣服。
他尽管强忍伤痛，但失血过多导致身体摇晃，随之栽倒在地。
战斗结束后，昏迷不醒的陈锡联被战友们抬到了队伍后方。
彼时的红军医疗条件近乎苛刻，没有充足的药品，也缺乏完善的器械，即便是轻伤也可能因感染而致命。伤口感染的陈锡联高烧不退，情况十分危急。传来消息后，身为部队指挥员的王建安立刻赶到。
王建安当即向战友们争取了一匹骡子，这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运输工具。
为了救下陈锡联，王建安毫不犹豫地放弃物资运输的需求，将骡背清空，安排陈锡联趴上去。但问题没有就此结束，因长时间的行军，骡子已经疲惫不堪，寸步难行，王建安便带头与几名战士轮流搀扶着骡子，艰难地行进。
最终，他们奇迹般地带着陈锡联走出了这一段“死亡草地”。
几天后，红军到达了新的宿营地，陈锡联的伤情才渐渐得到缓解。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提及这段生死攸关的经历，陈锡联都会感慨：“没有王建安，也许我早就埋骨草地了！”
百团大战中的老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在武器装备和资源上相对薄弱，日军却依仗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力量长驱直入，施暴华北。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陈锡联的“夜袭阳明堡机场”便成为抗日战史上一段杰出的篇章。
1940年，陈锡联时任八路军129师某旅旅长，他的部队驻扎在太行山区。
日军阳明堡机场是华北地区日军飞机轰炸的主要基地，这些战机几乎每天出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周边村庄进行狂轰滥炸，令百姓苦不堪言。
经过侦察小队的日夜摸排，陈锡联得知阳明堡机场周边有日军重兵把守，主要依赖数座炮楼和封锁壕群形成外围防御，但机场内部的战机和设施却防御松懈。
这一情报令陈锡联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夜袭战术。他亲自挑选了300多名身手敏捷、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并明确指令：以最快速度突破外围防御，迅速进入机场实施摧毁行动。
9月，陈锡联率部夜行50里，潜入机场附近的一片茂密树林。
为避免惊动敌人，他命令部队全程匍匐接近，哪怕枝叶拂面、荆棘划破手掌，也没有人发出一丝声音。抵达后，陈锡联迅速安排小组分工，一部分负责摧毁停机坪上的战机，一部分负责焚毁储油设施，另一部分则以火力压制敌人增援。
当爆炸声在夜空中响起时，沉睡的日军完全被打乱了阵脚。
八路军战士们动作迅速而干脆，不到一小时，24架敌机被完全摧毁，油库大火熊熊燃烧，四处喷射的火光映红了整个机场。
直到二战结束，这场战斗仍被日军视为巨大的耻辱。事后，王建安听闻这场战斗的细节也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才是真正的奇袭妙战，简直教科书般的范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阶段，辽沈战役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并肩作战解放军在罗荣桓的直接指挥下，对辽沈战役进行了精心部署，而其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围歼廖耀湘集团的辽西会战，让王建安和陈锡联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默契协作，成为此战的关键角色。
当时，国民党为保住东北地区，调派精锐力量组成西进兵团，试图抢占辽西走廊，从沈阳一路向锦州发起反扑，以解除东北全局的危机。
这支部队由号称“铁血将领”的廖耀湘亲自率领，其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是国民党军中的王牌。解放军高层对廖耀湘的战略意图洞若观火，决定对其实施合围。
从战场态势上来说，廖耀湘孤军深入，而解放军则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形成天罗地网，让其无路可逃。
作为北线封锁的主力指挥官，王建安率领的部队扼守在廖耀湘集团的后方。10月中旬，廖耀湘的部队抱着最后的希望，试图趁夜突围。
王建安军队的防线被推到了危急关头。他命令部分部队迅速调整防御区，组成了两道兼具深度和密度的封锁网。
与此同时，陈锡联指挥的部队从北线的东侧闪电般发起突击。为了更好完成任务，陈锡联甚至冒着敌机的侦察，连续两天带着参谋部行走在密林间，亲自规划突击的线路。
敌人的后方根本没想到解放军会从如此复杂的地形发起攻击，当廖耀湘集团发现后侧已被撕开一个口子，整个集团指挥陷入一片混乱。
廖耀湘集团内部自顾不暇时，王建安和陈锡联带领的部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合围。
新中国炮兵建设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陈锡联站在新的岗位上，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将解放军的炮兵力量从战场上的单一运用模式转变为现代化的、多领域操作与精确打击的模式。
当时，中国炮兵的装备几乎都依靠缴获的日军、国军以及苏联援助的老旧火炮，不少武器甚至无法很好地使用，零配件短缺更是让部队头疼。
陈锡联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大规模建立炮兵学院，大批量培养炮兵技术骨干和指挥干部。
1951年，陈锡联亲自挂帅主持炮兵学院的初创工作，无论是课程设计、培训标准，还是师资挑选，他事无巨细。装备技术的现代化同样是陈锡联着重推动的方向。
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为新中国的火炮制造提供了技术基石，但陈锡联并未完全依赖进口，而是积极联络周恩来、聂荣臻等高层领导，提议组建国内的研发团队。
一批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学习，同时国内的军工厂迅速进入研发状态。
1950年代中期，第一批自主研发的火炮试制成功，被迅速投入部队使用。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陈锡联在无人区选址导弹试验基地的艰难工作。当时，中国正在筹备战略导弹的研发工作，需要找到一处偏僻、地质稳定的地点作为基地。
于是，陈锡联亲自带领中外专家，乘坐简陋的飞机深入崎岖灼热的西北戈壁。他们带着干粮和水壶步行进入人迹罕至的沙漠区，对每一处候选地点进行地质和地形测量。最终，这个基地为中国战略导弹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础。
秘书的“阻拦”1976年，王建安即将与老战友陈锡联重逢，陪伴他一起前往的，是另一位老朋友陈再道。三人曾并肩作战，风雨同舟，成就了无数光辉的战斗岁月。
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自岗位的重重事务，他们已很久没有机会这样面对面地聚首。
他们早早赶到了陈锡联的办公室。王建安和陈再道一路兴冲冲地走上台阶，却在办公室门口被陈锡联的秘书胡炜拦住了。
胡炜一看两位老将没有事先预约，不禁有些局促地拦下说道：“陈副总理现在正在忙，没有安排接待宾客。”
胡炜并不知道眼前的两位老人正是陈锡联的老战友，但这一句话却让王建安“炸”了：“摆起臭架子了!”王建安历经无数战火，一生爽快刚直，被重重阻拦让他瞬间感到一股愤懑。
陈锡联正低头忙着审阅文件的办公室里突然隐隐传来外面的争吵声。他听出了熟悉的嗓音——是王建安，他瞬间明白了入口处是出了状况。
他几大步跨到房门前，打开门果然看到王建安正气鼓鼓地站在门口，而另一侧的陈再道则好脾气地在旁边试图安抚。胡炜站在两人面前，显得手足无措，脸上又尴尬又愧疚。
看到是久违的战友，陈锡联直接快步走到王建安身边，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哈哈大笑着说：“老兄，真的是你！这可是稀客啊！快，快进来！胡炜还年轻，不知道是你，别往心里去！”
他的声音爽朗有力，没有丝毫介怀和疏远，瞬间软化了现场紧张的局面。
听到老朋友爽朗真挚的一番话，王建安本来汹涌的火气似乎也随着对方热情的笑容平息了下来。陈锡联引着两位老战友走进了办公室，还让胡炜倒上热茶，让他们放松。
屋内的氛围很快升温，三位战友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峥嵘岁月中。
参考资料：
[1]张黎明.“陈锡联同志没有野心”[J].共产党员,2007(10S):57-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