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卢卡斯而言，深入思考一件事就是对其建模，相较于文字，卢卡斯一直坚信需要使用数字来论证理论。可以说当今整个宏观经济学都带着他的印记。 　　5月15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于当天的早些时候去世，享年85岁。在当今的经济学界，卢卡斯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宏观经济学家，没有之一！正是他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结构，并在1995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的逝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937年9月15日，小罗伯特•爱默生•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Jr）出生于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县（注：Yakama是华盛顿州的第二大县，其名字来自于美洲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老罗伯特•爱默生•卢卡斯和母亲简•邓普顿•卢卡斯早年从西雅图迁居至此，并一起在那儿经营着一家名为“卢卡斯冰激凌”（The Lucas Ice Creamery）的小餐馆，卢卡斯是他们的长子。就在卢卡斯出生的次年，他父母经营的小餐馆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关闭。为了谋生，他们又举家搬回了西雅图。在那里，老卢卡斯和简又陆续诞下了一女两子。 　　卢卡斯的父母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重返西雅图之后，老卢卡斯一开始只是一家造船厂的普通工人，文化不高，却乐于自学，在经过了不懈奋斗之后，终于成为一名工程师，并成功当上了公司的总裁；而简则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了一名不错的时装设计师。 　　在政治上，卢卡斯的父母都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他们的好友和邻里则多是保守主义者。这种对比多少有点儿让他们显得特立独行，但他们对此并不在乎，而是将其视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象征。从卢卡斯后来的经历容易看出，其父母的奋斗史和政治倾向都对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曾公开表示，自己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父母的熏陶。 　　卢卡斯自幼就对数学和科学十分感兴趣。在读高中时，他就尝试利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帮助父亲解决工作中的问题。1955年，卢卡斯从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他本想报考华盛顿大学的工程专业，但华盛顿大学并没有给他提供奖学金，而芝加哥大学给了。这让他放弃原本的计划，前往芝加哥求学。芝加哥大学无疑是一所很棒的学校，但它却没有工程系，这使得卢卡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工程师梦想。与此同时，颇有自知之明的卢卡斯又感觉自己并不适合学习纯理论性的数学和物理，再三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历史专业就读。 　　在芝加哥的岁月里，卢卡斯学习了很多古代史的知识，并阅读了不少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 （Henri Pirenne）的作品。作为历史学家，皮雷纳关心的更多是普通人的生活，而非帝王将相的功业，这一点让卢卡斯大受启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时的芝加哥已经是经济学的重镇，包括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内的一众明星经济学家都在卢卡斯的大学期间执教于此，但从卢卡斯本人的回忆看，这些经济巨匠都没有在这段时期内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或者是有影响，但他本人不愿意提及）。 　　卢卡斯的研究兴趣从历史转向经济是在其就读研究生期间。1959年，他完成了在芝加哥的学业，并拿到了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奖学金，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由于卢卡斯并不懂希腊语和拉丁文，所以他并不能选择以考据为主的传统史学，而是选择了偏向经济史的路线。为了更好地学习经济史，他旁听了一些经济学的课程。很快，卢卡斯发现，相比于历史，他对经济学更感兴趣，于是他提出了转专业的申请。由于加州大学并不支持这种转专业的行为，所以他回到芝加哥，重新开始读经济学的研究生。 　　在正式开始他在芝加哥的研究生生活之前，他旁听了一些经济学的专业课程，更重要的是，他阅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著《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的这部著作充满了数学，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难读，但对于自幼喜好数学的卢卡斯来说，这部书却非常对他胃口。他不仅仔细对书中的公式进行了推导，还将萨缪尔森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的做法作为了自己的榜样。 　　或许，这段阅读萨缪尔森的经历正是导致卢卡斯这位毕业于芝加哥，并长期执教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法上却很不“芝加哥”的主要原因（注：以弗里德曼、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代表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推崇以局部均衡为基础的分析，通常只会用到非常简单的图表和公式。而卢卡斯后来的研究则大多以一般均衡为基础，并会采用大量的高深数学方法，因而从研究风格上看，卢卡斯并不能被归入芝加哥学派。有意思的是，影响了卢卡斯研究风格的萨缪尔森早年也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卢卡斯和萨缪尔森都可以算是芝加哥的异类）。 　　在正式开始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后，卢卡斯首先修习了弗里德曼主讲的《价格理论》课程。大致上说，这门课讲授的内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微观经济学，但根据芝加哥的传统，它主要强调从马歇尔那里所传承下来的局部均衡分析思路，对于当时大行其道的一般均衡方法则比较排斥。这一传统，在弗里德曼这个坚定的芝加哥主义者那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卢卡斯承认，弗里德曼的授课非常精彩，其讲授的内容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启发。但很显然，对于已经熟悉了萨缪尔森分析思路的卢卡斯，弗里德曼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让他感到很不适应。 　　他很快认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弗里德曼那样思考迅速，当弗里德曼用直觉和简单的图表就已经把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的时候，他还在想应该如何把这个问题转化成数学模型来进行思考。此外，这门课的得分也打破了卢卡斯一直保持的优秀记录，这多少让卢卡斯有些不太开心。幸运的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主见很快让他认识到，这只说明了弗里德曼的方法不太适合于他。他坚信，只要坚持自己认可的方法，最终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相比之下，纯技术的课程带给卢卡斯的感觉要好很多。在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刘易斯（Gregg Lewis）等知名学者的指引之下，卢卡斯学习了不少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课程，并根据需要修习了一些数学课程，阅读了一些数学专著。在读过的数学专著中，卢卡斯对费勒（William Feller）的《概率论及其应用》推崇备至。甚至在很多年后，他还一直把费勒的书和萨缪尔森的《基础》一起作为自己的案头书。当然，除了这些技术性的课程外，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在公共财政方面的工作也对卢卡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卢卡斯就是在哈伯格和刘易斯的指导之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1963年，卢卡斯从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进入卡内基理工学院（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任教。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知名学者，例如：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里昂纳德•拉平（Leonard Rapping）、约翰•穆斯 （John Muth）、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Sargent)，以及同时得过诺贝尔奖和图灵奖的全能学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这些学者都对卢卡斯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穆斯启发了卢卡斯关于理性预期的研究，乔根森建议卢卡斯学习动态优化方法，拉平和卢卡斯完成了早期的很多论文，萨金特则成为了卢卡斯进行“理性预期革命”时最重要的盟友。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卢卡斯入职卡内基梅隆时，他正好进入该校的博士项目，因此从理论上讲他应该算是卢卡斯的学生。但其实在私下，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平等的合作者，卢卡斯的很多观点启发了普雷斯科特，反过来，普雷斯科特也为卢卡斯提供了很多灵感。后来，普雷斯科特将卢卡斯的理论应用到经济周期分析，发展出了著名的真实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RBC）理论，他本人也被奉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在卡内基梅隆执教期间，卢卡斯完成了很多重要的论文，其中就包括了《预期和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自然利率假设的计量检验》（Econometric Testing of the Natural Rate Hypothesis）以及《关于产出-通胀替代的一些国际证据》（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等名篇。在卢卡斯发表这些论文之前，他在学界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在宣讲这些论文时，他还小心翼翼地打着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旗号。在这一系列文章陆续发表之后，他所信奉的理性预期理论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而他自己也一跃成为了“理性预期革命”的引领者，变成了宏观经济学界响当当的大人物。 　　1974年，卢卡斯从卡内基梅隆回到了芝加哥任教。回到母校之后，他继续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重量级论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76年的《计量政策评估：一个批判》（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成为了一个专用名词被收入了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此后，卢卡斯又将理性预期理论应用到了资产定价、国际贸易、公共财政等众多领域。可以说，在当时宏观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卢卡斯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名字。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卢卡斯将研究的兴趣从周期问题转向了经济增长，并在这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他的这些工作被认为是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重要文献，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位代表，后来斩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卢卡斯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并且有很多证据表明，罗默在创建其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卢卡斯的影响。 　　卢卡斯本人的私人生活是幸福的。1959年，也就是他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那一年，他和自己的本科同学丽塔•科恩（Rita Cohen）结婚，并在婚内育有两子，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1982年，卢卡斯和科恩分居，并在几年后离婚。卢卡斯后来的妻子是南希•斯托基（Nancy Stokey），她是当时卢卡斯在芝加哥的同事，并被认为是最为优秀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卢卡斯和她一起完成了不少论文，并撰写了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就是被很多研究生视为学习生涯梦魇的《经济动力学中的递归方法》（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 　　1995年，卢卡斯因其在理性预期方面的工作而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这当然是实至名归的。但很多人还是为卢卡斯鸣不平，认为他的贡献至少还可以多获得一个诺奖，至少在内生增长理论上，他的贡献应该是诺奖级别的。另外，关于卢卡斯的诺奖还有一个小八卦。据说在卢卡斯和科恩离婚之前，两人约定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之前获得诺奖，就要将奖金的一半分给科恩。结果，就在两人的赌约快要期满时，卢卡斯成功获奖。于是按照约定，他不得不把奖金的一半分给了自己的前妻。后来有人问起卢卡斯怎么评论此事，他笑笑说：“显然，她是懂理性预期的。” 　　当前人们的预期转弱特别是企业家预期转弱，确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字面上理解，“预期转弱”是指人们对经济前景不如从前看好，普遍缺乏信心。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从消费者角度看。若消费者预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会下降，从现在起就可能缩减消费，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另一个是从企业家角度看。若企业家认为未来投资的风险在加大，会收缩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 　　需要追问的是，人们的预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经济学历来重视研究“预期”，不过20世纪70年代前，经济学者关注的是“适应性预期”。所谓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以往经验，对未来的变化作试错性推测。比如历史上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失业率往往较低。根据这一经验，若当年经济增长加快，人们便会预期失业率下降。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否定适应性预期，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所谓理性预期，是指“逻辑推测”。换句话说，是人们利用已掌握的信息，根据逻辑对未来的变化作推测。举个例子——若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人们便可推测出现通胀；通胀出现后，则可推测央行可能加息；而央行一旦加息，又可推测股市会下挫。诸如此类预期，则为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假说（REH，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假设，其印记至今仍然存在。它认为人们在做决策时具备理性，能够根据信息和先前的经验来正确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化。换句话说，人们有能力适应经济变化，并能够对未来的情况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行动。它认为，行为主体最佳地利用关于经济和政策的所有可用信息来立即调整他们的预期。 　　这个假说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在做出决策时，会结合现有的信息、先前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以寻求最大的利益或满足需求。同时，人们也会根据经济局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决策，以适应新的情况。 　　换句话说，根据定义，我们不得不假装市场是不会错误的——例如，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帝国大厦所在的土地的价值高于纽约市所有土地的价值，那肯定是因为这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如果有偏差，它们纯粹是随机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暂时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理性行为者会迅速介入，扫荡任何被低估的股票。斯基德尔斯基冷淡地说： 　　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试图从投机中获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股票总是被正确定价，其走势无法预测。但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不试图获利，市场就不会有效率，因为没有自我纠正机制…… 　　其次，如果股票定价总是正确的，市场就不会产生泡沫和危机…… 　　这种态度渗透到政策中：“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开始，政府官员不愿意打破泡沫，是因为他们甚至不愿意判断这是一个泡沫。”有效市场假说使得识别泡沫变得不可能，因为它先验地排除了它们的存在。 　　如果有女王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金融危机到来”的答案，恐怕这就是解释。 　　此时，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经历了如此灾难性的尴尬之后，正统的经济学家们重新选择了他们的强项——学术政治和制度权力。在英国，2010年新成立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盟（Conservative-Liberal Democratic Coalition）的第一批举措之一是改革高等教育体系，将学费提高两倍，并建立美国式的学生贷款制度。常识可能表明，如果教育系统运行成功（尽管有缺点，但英国大学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系统之一)，而金融系统运行糟糕到几乎摧毁了全球经济，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改革金融系统，使其更像教育系统，而不是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激进努力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举动。这是对“知识不是经济商品”这一观点的全面攻击。 　　为巩固对体制结构的控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曾经自豪地独立的机构，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像一个国家广播网，他们的政治评论员经常逐字逐句地背诵执政党的最新观点——至少在经济上，这些观点是以刚刚被怀疑的理论为前提的。政治辩论只是简单地假设通常的“严酷药方”和格拉斯顿式（Gladstonian）的“财政诚信”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开始疯狂地印刷钞票，实际上，在一次不成功的刺激通货膨胀的尝试中，把钱分发给百分之一的人。 　　委婉地说，实际结果并不令人振奋。即使在最终复苏的高峰时期，在这个世界第五富裕的国家，差不多每12个英国公民中就有一个经历了饥饿，甚至整整一天没有食物。如果要将“经济”定义为人类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手段，那么英国经济正越来越不正常。英国政治阶层改变话题的狂热努力(脱欧)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真正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理性预期假说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例如，当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他们需要考虑市场参与者将如何对政策做出反应，并且预测市场反应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如果市场参与者认为货币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则他们可能会提高物价和利率，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理性预期假说允许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根据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来预测经济变化，以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决策。 　　尽管理性预期假说在经济学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也有人对其提出了批评。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假说过于简化了人类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人们在面对复杂经济情况时的行为。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预测经济变化。 　　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提出了多个变体，以更好地解释实际经济中的现象和行为。以下是其中一些变体： 　　有限理性预期假说（Bounded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此假说认为人们不总能够做出完全的理性决策，而是有着有限的信息和认知能力。因此，人们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来做出“近似”合理的预期，而不是完全准确的预期。 　　向前和向后看理性预期假说（Forward and Backward-Looking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这个变体认为人们不仅基于过去的经验和信息做出决策，也基于未来的信息和预期做出决策，因此需要同时考虑对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局势进行分析。 　　粘性价格理性预期假说（Sticky Price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这个变体认为价格调整是耗时而难以实现的，因此，人们不会立即对通货膨胀和物价变化做出反应，而是会通过调整消费和储蓄来适应经济变化。 　　总之，这些变体揭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采取的有限理性策略，以更好地解释经济现象和市场行为。同时，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探索将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应用于理性预期假说，以更好地预测经济变化和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依然是宏观经济学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新凯恩斯经济学模型中，理性预期假说是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此外，在多个学科领域，包括金融学、国际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等，理性预期假说也被广泛运用。 　　货币政策的应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理性预期假说在货币政策制定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央行通过设置国内货币供给量和利率水平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到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变化的预期。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会增加，那么他们可能会提前在把储蓄转化为消费，提高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在短期内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另外，理性预期假说也在理解和预测经济周期方面非常有用。经济周期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的正常现象，但是，经济周期的产生和演化机制却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市场参与者能够提前预知经济周期的来临和变化，他们就可以用最合适的投资策略来应对不同经济周期。对于企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理解经济周期，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时，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生产和投资策略。 　　此外，理性预期假说也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和货币政策领域，以帮助对货币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和整个市场的变化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因此，虽然理性预期假说仅仅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假说，但却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当然，在应用理性预期假说时，研究者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改进其理论和模型。例如，前文提到的向前和向后看理性预期假说和粘性价格理性预期假说的变体都是对原始理性预期假说的延伸和深化，以更好地解释实际经济现象。 　　因此，可以说理性预期假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其仍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