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缺席的二郎神
从这个三教争制水母的世纪大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二郎神作为道家真君，在两宋时期，并无治服巫支祁的文本依据。在此前我们也推测过二郎神与巫支祁关联的可能性，虽多推测，但并无翔实依据。所谓二郎神降服巫支祁在文本中多是模棱两可，多属后代遥想，诗人巧思。属于修辞。明确地叙述二郎神降服巫支祁的，是清代人的诗歌，以及民国人的绘画题记。
民国钱化佛《搜山图》
而许旌阳，本名许逊，因任旌阳令施德于民，故名。曾经制水斩蛟。一说南昌地区人，所以明代李梦阳在南昌地区听到看到了当地流传的许旌阳制水母的传说。许逊也被混淆为过二郎神。宋代，许逊极得北宋皇室尊崇。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廷将西山游帷观升格为玉隆宫。政和二年（1112），遣内使程奇请道士在玉隆宫建道场七昼夜，诰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后又仿西京崇福宫规制，在洪州西山改建玉隆万寿宫。南宋时，“真君垂迹，遍于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为观府、为坛靖者，不可胜计。”宋代中国民间对许逊的信仰已很盛行。“每岁夏季，诸卿士庶，各各香华，鼓乐、旗帜，就寝殿迎请真君小型像幸其乡社，随愿祈禳，以蠲 除旱蝗。”据传每年仲秋“净月”，前往西山玉隆万寿宫朝拜者，扶老携幼，肩舆乘 骑，肩摩于路。因此，南宋何真公、元初刘玉都假托许逊神灵降授，并尊为净明道祖师。3、三教错综之竞三教争制泗州水母的活动，由于掺杂了政治、宗教、文化、风俗以及区域文化的因素，所以也存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从儒家士大夫来说，一方面，儒家士大夫对佛家僧伽信仰本身就持有有限尊重的态度，参见：只有两个士人喜欢称呼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北宋篇；北宋的大知识分子为什么集体性地规避“泗州大圣”称号？老赵闲聊泗州大圣花钱断代北宋篇2。同时，理学家对佛家的僧伽制水母也视为离经叛道。另一方面，士大夫在北宋灭亡、南宋勃兴的历史转折时期，出于对政治得失层面的考校，为了贬低亡国之君徽宗一味崇道的失政，也不断替被过渡压制的佛教叫过屈。从道家来说，在争取政治势能的过程中，佛家是正面的竞争对手，所以一味打压。所以，儒家的大禹一直处于稳定的传说的底色，而佛家的僧伽治水母传说，则随着南宋淮泗水患，随着南宋纠正北宋的政治偏差，而获得了极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而道家的治水大圣们，由于既缺乏淮泗地利，又处于僧伽的上升势头的压制之中。4、僧伽制水母模式的滥觞
从唐宋上篇到元明清下篇对巫支祁文本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随着淮泗水患的延续与加深，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戏曲表演，社会观念，对淮泗水患与巫支祁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巫支祁既然被大禹锁在了淮泗之龟山，他似乎就早就准备挣脱枷锁，重新为害社会。就如孙悟空挣脱五指山的压迫，水浒中的天罡地煞被洪太尉给放出来一样。
所以，对应的，社会祈祷，请求去降服水妖的，就是众望所归的，就在淮泗长期驻锡，本身就是负责水患的佛家治水大神僧伽。从此后，社会呈现的对淮泗水患不断直接对应僧伽制水母的话题模式，我们也可以反推，既然这样的关联直到南宋中叶才成型，北宋时期还不明确，那么，时间为南宋初年，地域为淮泗区域，主题为淮泗水患，事件为杜充决堤造成淮泗水患的坐标，大致就是此后延绵不绝的淮泗水患与僧伽、巫支祁关联的滥觞与源头。
5、延绵的淮泗水患与持久的僧伽花钱
正是因为南宋初年淮泗持久的水患灾难，所以也从理论上促使佛家的淮泗治水大圣僧伽借势崛起成为治水患救万民的大神灵，由此，这种从南宋直到明清的延绵不绝的水患与祈祷信仰，也反映到了花钱上面，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泗州大圣治水妖的主题，在花钱上不仅花色多样，也具有年份上的连贯与长期性。
花钱中的僧伽制水妖巫支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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