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时候，周总理因为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好多人都特别担心他的身体。有人把这事儿跟沈醉说了，结果沈醉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精神恍惚。

第二天去上班，沈醉由于心里想着别的事儿，骑自行车时差点就跟别人怼上了。

到了单位，这一路还算顺利，沈醉实在顶不住同事们的连连问候，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最终忍不住哭了出来。他眼睛红红的，低声告诉大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

一听到那消息，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悄悄地眼圈泛红。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么多年，谁心里没装着周总理的关怀，谁又没被周总理的廉洁奉公、勤奋踏实给触动过呢。

之后，沈醉跟他的老兄弟，还有以前一起在监狱里的难友杜聿明聊起了心里话。他说，要是能像古代刮骨疗伤那样，他真愿意割自己的肉来给周总理治病。

他自个儿动手写了一首诗，里头不光说了自己不惜一切、哪怕赴汤蹈火也要尽孝，还直截了当地讲，他愿意给周总理让出十年的寿命。

杜聿明直接说了，要是真能把寿命给总理，他二话不说，给出个10年、20年都行。

沉醉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呢？他和周总理之间有啥故事呢？

【误入歧途】

沈醉1914年在湖南湘潭出生，说起来，他和毛主席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但他的经历跟我党那些革命的人一点都不一样。

沈醉家境挺殷实，但他老爸走得早。他老妈特有文化，写诗写词都很在行，以前还是清末那会儿大名鼎鼎“南社”的一员呢。说起来，沈醉这名字，还是取自李清照那首特别有名的《如梦令》。

沈醉18岁那年，在长沙文艺中学跟同学们一块儿搞了个学生运动。这事儿能瞧出来，沈醉心里头还是有点新潮想法的。可没多久，学校就把他给撵走了。

这个18岁的小伙子，一下子没了学上，干脆自个儿跑到上海去了，打算去找他的姐夫余乐醒帮帮忙。

讲起他姐夫，那可是个经历相当独特的人。他早些年是我党的一员，跟周总理是一批去法国留学的。按常理说，这样的人回国后，应当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他的命运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从法国回来后，余乐醒就在黄埔军校当起了教官。那时候，他碰到了沈醉的姐姐，两人看对眼了，就成了家。那会儿国共两边关系好得很，这对新婚夫妇估摸着做梦也没想到，局势会变得那么快，让人措手不及。

1927年那会儿，蒋介石突然间搞了个大动作，反革命政变来了。巧的是，沈醉的姐夫刚好被我党派去苏联深造情报方面的活儿，一回来就撞上了这事儿。因为形势所迫，我党的活动全转地下了，结果他就跟党组织断了线，联系不上了。

可能是因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盛行的严酷政治氛围让他感到了压力和危险，沈醉的姐夫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共产党，彻底站到了国民党那边。他凭借着在苏联学到的那些本事，混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

那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归戴笠管。余乐醒因为在苏联学习过，有本事，所以很快就成了戴笠身边的重要人物。

沈醉跑到上海，投靠了他的姐夫，借着姐夫的关系，他顺利在国民党的特务部门谋得了一份差事。

由于他姐夫深得戴笠的信赖，沈醉就被姐夫直接介绍给了戴笠。后来沈醉聊起那段往事，直说戴笠见到他时特别热情，就像是老相识一样，对他也很友好。

特务头子的那份热情，很快就打动了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特别是戴笠，一见面就慷慨解囊，给了他一笔钱，还说要让自己的儿子跟他交朋友。

沈醉没多久就陷入了戴笠给的种种好处里，在戴笠的教导下，他变成了戴笠身边忠心耿耿的弟子。

说白了，沈醉后来琢磨过，那会儿戴笠估计是急着想在情报机构里拉起自己的一帮人马，得找些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小伙子，好跟那些党里的老资格斗一斗。

但是，就算戴笠心里打着利用他的小算盘，他对沈醉的培养和表现出来的重视那可是实打实的。就连戴笠的亲儿子想从沈醉那儿占点便宜，都被戴笠自己狠狠批评了一顿。

【特务工作】

沈醉跟了戴笠后，就一直给国民党干特务的活儿，并且经常立下大功。因为上头很看重他，所以他在组织里升官升得特别快。

沈醉之所以受到戴笠的重视，不光是因为戴笠的提拔，他自己也挺有想法的。他做起事来，总能拿出不少新点子，经常让戴笠都夸他做得好。

有一回，戴笠给上海复兴社派了个棘手活，让他们悄悄地把上海的一个国民党特工抓起来，然后送到南京去。

不过，这家伙是上海情报组织里的一个小领导，对特务那一套门儿清，而且他个子高壮，枪打得准，打起架来谁都不怵。

这个人吧，要想明目张胆地抓住再送走，估计不容易，更别提还得偷偷地押送了。

那时候，沈醉的上头头头正好是他的姐夫。他瞧见姐夫对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有点犯难，沈醉脑子一转，立马就想到了一个点子，帮上司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沈醉的策略是，对小头目隐瞒抓捕真相，反而编造了个谎话，说沈醉自己惹了麻烦，得押到南京去，让戴笠老大亲自过问。接着，就让那小头目负责把沈醉押送到南京去。

就这么着，两人悄没声地一起坐火车到了南京。一到站，立马就把那个小头目给紧紧捆上了。

沈醉后来在他的书里和文章里，揭露了国民党特务运送自家罪犯的一些套路。他们通常会搞得神神秘秘的，虽然本质上就是押送，但跟人说的时候，总会找个别的由头来掩盖真相。

就拿a押送b这事儿来说吧，表面上他们可能说是出去一起办公事，但实际上会偷偷跟a说，让他暗中盯着b。等到了地方，a就拿出介绍信，顺势把b给扣下。

不过，谁也不清楚对方手头到底有没有那份介绍信。听说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儿，两个人到了地方后，都掏出了介绍信，结果俩人都被扣下了。

我不清楚这个办事流程，是不是沈醉想出这个点子后才推广开来的，还是说其实早就有这样的做法了，只不过被沈醉灵活地采用了。

沈醉因为多次立下大功，很快就当上了情报组的头儿。干特务这行，他老得抓人审问，但这些事儿都不能摆在台面上。所以，沈醉琢磨出了不少办法来对付。

举个例子，他通常会先把目标人物给打晕，然后让别的特务装成是受害者的亲戚或朋友，借着送去医院的幌子，把他们给逮住。

在繁华的市区里头，要是瞅见有人落单，他们就会派女特务上去跟那人拉扯，假装是感情纠纷。然后，其他人就装成是那女的家人，硬把人拽上车拉走。这么说吧，现在大家常听到的绑架、拐卖人口这些招数，都是当年特务机构早就用烂的套路。

沈醉凭着一系列的花样百出的法子，帮戴笠摆平了不少琐碎难题。在国民党的特务圈子里，他一路高升，赢得了戴笠的诸多信赖和看重。还没到三十岁呢，他就已经坐上了少将处长的宝座。

上海这个地方挺特别，吸引了不少左派作家来这儿生活。沈醉呢，他以前负责盯着这些人的动静，就连咱们近代大名鼎鼎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在他的监视名单里。

说白了，国民党特务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对待抗日这事儿上，戴笠的态度就很强硬。在抗日战争那会儿，沈醉也亲自带着特工跑到日军占领的前线去，冒着生命危险给前线的战士们搞调查、下指示、辨真假，干了不少活儿。

【幡然醒悟】

尽管沈醉在特务部门工作，并且在国民党的官场里一路升迁，但他却没咋染上国民党那些坏毛病。他既不赌博，也不抽烟，更没有贪污受贿那些烂事儿。

说起来，要是跟国民党政府后期那些整天沉迷于吃喝嫖赌的官员比起来，沈醉还真算是个挺清白的人了，一点没被那股歪风邪气给带坏。

这主要是因为他妈妈教得好。

他自小就没了爹，一直是娘带大的，所以跟娘特别亲。沈醉他娘为人正派，心眼儿好，对沈醉管得也挺严，老跟他说：当不当官无所谓，但做人得正。

沈醉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干的那些活儿，他从来不敢跟母亲提半个字。有时候在街上碰见了母亲，他心里头那个慌啊，根本就不敢上前打招呼，还得硬着头皮装出一副“您认错人了”的无辜样。

戴笠突然去世后，军统的新大佬毛人凤老觉得沈醉碍眼，心里嘀咕着沈醉功劳太大了，怕他会抢了自己的风头。所以，他就把沈醉打发到了云南，让他去盯着云南省的头儿卢汉。

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在解放战争里已经丢了三场大战，大陆那边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了。蒋介石怕云南省的主席会变心站到我们这边，就吩咐毛人凤动手，要解决掉那些站在卢汉身边、反对他的将军们。

沈醉和几个搞暗杀的特务凑一块儿，商量怎么除掉杨杰将军。可巧他妈在家呢，把他们的阴谋全听进去了。等那些特务一走，沈醉就被老妈一顿臭骂。老妈气得不轻，还说要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沈醉因为这事儿感到特别惭愧和内疚，最后放弃了刺杀行动。

说实话，蒋介石心里那点顾虑还真不是瞎操心。没多久，重庆一解放，卢汉立马就宣布起义，把国民党那边的官员和特务全都给抓了起来，沈醉也没能幸免。

说实话，把沈醉关起来那事儿，真的有点说不过去。毕竟后来沈醉也参与了起义，在电报上落了款。他还动手改了卢汉那份原本打算用来忽悠国民党大头的电报，把里头那些可能被特务瞧出破绽的词儿，都给调整得滴水不漏了。

说白了，沈醉在云南起义这事上，还真是出了把力，帮了忙。但云南省的头儿卢汉呢，他没跟我军提沈醉这功劳。不光这样，他还自己做主放了对他有恩的张群，这一放，可就把周总理想换回张学良的打算给搅黄了。更绝的是，他把沈醉他们一帮人，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解放军，想靠这个来“抵罪”呢。

沈醉心里明白，自己当国民党高级特务那么多年，光靠起义电报上留个名，是没法抹去那些坏事的。所以被抓住后，他心里特别害怕，对共产党也多少有点不接受。

但我党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并没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对他们动粗，反而是很有耐心地教导。对他们的管理，也是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进行。

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杜聿明，那时候身体不好，得了肺结核还有好多别的病。周总理知道了，立马就批了些在国内都很难搞到的药给他治病。在北京复兴医院，医生和护士们都特别用心地给他治疗和照顾，结果杜聿明的病就差不多全好了。

杜聿明自己心里都直嘀咕，这病如此之重，治疗又拖了这么久，就算他身为国民党的大官，能不能挺过来都是个未知数。更别提，还是共产党给治的。

回到拘留的地方后，杜聿明就跟沈醉说：“共产党对我来说，那真是救命恩人啊。”

【感恩总理】

1960年的时候，我们党让第二批之前被抓起来的战犯重获自由了，沈醉也是其中之一。

离开战犯改造所的那天，沈醉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他一听以后每个月国家还给补贴，并且在红星公社干满一年活儿就能给安排工作，立马就奔商店去了，买了一瓶墨水回来。他琢磨着，得把这些好事儿都记下来，好好写写自己的新生活。

过完春节，沈醉收到了消息，说周总理即将会见第二批被特赦的人员。等真的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还风趣地讲：“你们以前那套把戏，对我没啥效果。”

战争那会儿，周总理其实还负责我党的情报工作。咱们中共的特科和秘密战斗线，都是周总理亲自建立起来的。他弄的那套组织管理和保密规矩，连国民党特务部门都跟着学了。

聊完天后，周总理特意跟沈醉说，以后他可以动动笔杆子，把军统那些事儿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这样也算是给国家和人民帮了个忙，做了点好事。

沈醉受到周总理的激励，立马着手开始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到了1962年，他就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戴笠那些事儿》。

这本书面世后，沈醉又一次碰见了周总理，并且再次收获了周总理的赞许与激励。周总理还嘱咐他：“往后要继续写，不管篇幅怎样，都要如实记录。”

1967年11月，沈醉又一次被人冤枉，给关了起来。后来周总理得知，之前特赦的那几个国民党战犯，包括沈醉，又被抓了回去，他马上就下令把人给放了。

由于周总理长期以来的关心和帮助，沈醉心里一直特别感激周总理。到了1975年，周总理病得很重，那时候，沈醉就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为了治病愿献身，哪怕剔骨也甘愿。要是能用我十年寿命换总理健康，那我更乐意，因为这样总理就能多为人民做点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