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松.
历史，文学，艺术。
阵地上有一只虎皮纹小猫(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按：刘铁生老师是少有的在第一线记录了中印、中越两场边境战争的战地记者。他镜头里的士兵，没有过去常见那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高大全，只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常人的人性弱点及光辉，他们是活生生的战争中的人。战争中的人是战争灵魂，而刘铁生战争生态摄影观的核心是诉说战争中人的悲壮生存状态，诉说人性的张扬，诠释雨果的话：“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口述：刘铁生，生于1942年，湖南长沙人，摄影家，作为战地记者，用影像记录了中印、中越边境战争，曾任《解放军画报》社副社长。
采写：刘青松
时间：2014年10月12日
地点：北京
中印边界：两军阵地相距30米，敌人扔手榴弹只扔20米
中印边界战争是1962年打响的，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是一个蚕食和反蚕食的过程，就是互相占领、对峙。当时我在西藏军区运输部队当文书，看到部队用军车把炮弹运上去，把伤兵运下来，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场战争背后有很深刻的政治含义，其中西藏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
西藏我几乎跑遍了。我喜欢藏族人，喜欢西藏这块土地，喜欢西藏的气候。人家就奇怪：那里缺氧，你还喜欢？我就觉得，西藏的蓝天白云，泥石流，暴风雪，雪崩，潜移默化地让我有了一种对天，对地，对人的认识。
我是怎么成为战地记者的呢？我爱写点东西，写得不好，可是在当时军区的小报啊，还算是个人物。1965年有个全国业余文学创作青年积极分子会议，我作为基层代表，到北京开会。开完会，上面想调我去搞摄影。当时军委有个指示：物色电影、照片摄影师，记录边境冲突。那个时候拍电影没有现在的小东西啊，都是苏联的大家伙，我说我体力不行，高原缺氧，我更扛不起。人家就说，你去照相吧。我就调到文化部，成了摄影干事。
1965年，我去了中印边境，几乎走遍了边境线，见证了一些局部战斗。1967年，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出现冲突以后，我又去了。
我去以前，是受命于外交部，他们要我把敌人入侵的场景拍下来。拍完了回到北京，新华社一个编辑问我：“你就是刘铁生？”我说，是啊。他说，“唉，等你的照片发稿，一直等到凌晨一两点啊。”
你想想，乃堆拉山口离拉萨五百来公里，没有柏油路，崇山峻岭，海拔五千多公尺，长年积雪，雪都一米多深，多么荒凉的边疆路啊，拍完了下来，坐车都要坐很久。而且我到前线的时候，敌人的尸体已经入境了，我拍下来，可是敌人不干啊，他要抢尸体啊。相互之间就是箭在弦上，那你这个拍摄者就是一个焦点。
山脊上的对峙哨（乃堆拉山口，1967年，刘铁生摄）
我上去的时候，带队的领导对我说，“铁生啊，你等一等，你告诉我们，这个胶卷是怎么上的？”他一说，我完全明白了，那意思是，如果我回不来，他们再上去拍。
我拍完回来，一位战士抱着我说，“刘记者，你真行啊。你在最前线，敌人所有的枪口全都露出了掩体，瞄准你了。”我说，“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那能告诉你吗？我们所有的枪口也全都伸出去了。”那就是说，一触即发，你就完全是个靶子啦。
敌人为什么没有开枪？有两个原因：他们知道，不光是我们在前线的火力，还有我们在后面的炮火可以覆盖他们；最重要的是，印度阵地上基本是雇佣兵，尼泊尔廓尔喀兵。
上了前线，头一天晚上我要摸阵地呀，我上去以后，把敌人的尸体都摸了，看铁丝网在哪儿，看我们的位置，看第二天怎么拍。后来，前线指挥的团长命令我撤回来。
我刚一撤回来，敌人就把手榴弹甩过来了。两军阵地相接，距离不到30米，他们的手榴弹完全可以甩过来。可是廓尔喀兵很有意思，只甩了20米。我们的战士也只把手榴弹甩过去20米。大家有一种默契。
第二天我去拍的时候，敌人没有甩手榴弹过来。
第一次战地摄影之后，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当时我二十多岁，对生死问题想得不是太多，想得最多的还是把片子拍下来，把任务完成。下来以后，军区领导都很紧张，问我：“小家伙，拍得怎样？”我指着相机里取出来的胶卷说，“拍得怎么样，要看这个。”在暗房里，看着图像慢慢显现，我也很紧张。
所以我说，当时一张照片就是一发炮弹，就要靠你这些照片，向全世界公布，中印的边境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照片洗出来后，他们就都轻松了。
那个时候，用传真往北京发二三十张照片，要用三四十分钟。新华社的编辑哪能不等呀。
当时总共在中印边界拍了上百张，我觉得基本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了。现在这些照片都在新华社的底片库里，我自己都拿不出来。
入侵者下场（乃堆拉山口，1967年，刘铁生摄）
庆功会上哭泣的姑娘，唱《小草》的越南士兵
1986年上老山前线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中越边境战争，可能是为中国的阵地战画了一个句号。阵地战最突出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人性，就是战争生态。战争生态是什么？它是民族的一种意志，是个人的一种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达，它不是那种抽象的革命英雄主义。
比如说，在阵地上，看到战友牺牲了，战士绝对是义愤的，绝对是要报这个仇的。在阵地上，他想不想自己的母亲，想不想自己的兄弟姊妹，想不想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是想的，时刻都在想。所以，在我的战地摄影作品里，你一看就知道了，战士有一种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忧郁，特别的沉重，特别的责任，特别的感觉。这种战争生态观念，我是在老山上开始形成的。
我背着相机到八里河东山的一个屯兵洞去，20多个快要上战场的突击队员都在里头。那时候我已经是副师了，在平时，我就是首长了，但在那里，有战士招呼我：“照相的，快过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能给我拍张照吗？”我问他干嘛，他说，“我把照片寄给我的妈妈。”我说，“你把你的地址写上，我拍。”
所有的战士我都拍了。
拍完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到麻栗坡照相馆把照片洗了，按战士们写的地址，一个一个寄到他们的家里。后来在庆功会上，有个战士跑过来，抱着我说，“我还以为你们照相的都是骗人的。我活着回来了，我妈妈收到你拍的照片了，看到我了。”人情的表达就是这样的。有些战士，可能他们的妈妈看到我拍的，就是儿子最后一张照片了。
战旗上的266个弹孔（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祖国卫士（八里河东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彝族战士阿生瓦路“孤岛封锁”（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战地小学的孩子们来到前沿阵地看望帮助办学的解放军（八里河东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猫耳洞”里的灯光（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树巢炮兵观察所（八里河东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在庆功会上，演出队的一个姑娘在一边哭泣。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今天庆功会，有好多人都没有回来。在出征大会上，我看到你了，你给他们照相，我们给他们送行。当时有一个突击队员，说他想吻我一下，我没有答应他。现在，他已经在那儿长眠了。我遗憾啊，人家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啊。”
其实我也有一个遗憾：我这个记者的位置太高了，我不可能去把这些人物和细节全部回访一遍，我做不到她那样。
战士的情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给作家刘白羽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觉得非常好：我们的战士喜欢唱《小草》这首歌，当年非常流行，战士们天天在堑壕里唱。敌人的堑壕离我们很近，他们天天听，学会了，也唱“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们的战士火了，从堑壕里捡起一只破胶鞋，甩过去，冲那边喊：“你妈的，你也够格唱？！”
战场的那种险恶环境，两边士兵共同的小草一样的心态，都在这个细节里面。
伪装网上的新生命（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我曾经跟着一些军工一起上山。他们不得了啊，每人背着上百斤粮食和水，但是这些食物他们自己不动，每人腰上都挂着一颗“光荣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坐那儿休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累垮了，我把那个场景拍下来了。这，就是战争生态呀。可是，当时的报纸是不可能登这样的照片的。
极度疲劳的军工们（那拉口，1986年9月，刘铁生摄）
军工路上（那拉口，1986年9月，刘铁生摄）
敬神、招魂的军官，被战士舍命保护被宾馆拒绝的首长
当时我们的一个阵地，在悬崖上，三面受敌，岩石都被炮弹揭了一层皮，有两个战士在那儿驻守。团政委是我朋友，告诉我，山上有个土地庙，每月初一，他们都要带上供品去庙里敬土地神。我问这是干什么，他说，祈祷我们部队的平安。不是说马列主义的军队就不能这么做，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后来换防，撤离阵地的时候，他们点上香烟，供上酒，祭奠在这里牺牲的英灵，说，“我们要走了，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家吗？我们带你们一起走。”这就是招魂啊，是我们中华文化根上的东西。
我要去那个阵地，团政委不让我上去，呵呵，要保护首长嘛。我就说，“你要怕死，你不愿上去，你待着吧，我去！”这样的地方，我不去看看，能行吗？
团政委就派了一个副营长，陪着我上了那个阵地。到了那儿，我躺下去准备拍摄，哎哟，背上硌了一个东西，热乎乎的。一看才发现是炮弹壳。我把那块炮弹壳带回来了。
顽石上的哨位（那拉口，1986年9月，刘铁生摄）
此掩体距敌仅20米（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这里海拔900米，距敌300米，因为有瓦解敌军的高音喇叭，敌人视它为眼中钉，一次就落下80多发炮弹（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回来以后，在大会上，我说，“我要作一个检讨。我非要上去。政委担当着全团重要的责任，他要保证我的安全，但是那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你们的战友，我也有责任把他们拍下来。我感谢政委，感谢全团！”大家都鼓掌。要维护他们的领导啊。
有个地方，战士们正在方便，我路过那儿，有人陪着我，要让他们停止方便。我说，“这能停止吗？我走过去就行了嘛。”
我在另一个团，政委对战士们说，“刘记者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炮弹打来，你们要扑在他的身上。”我流泪了，我说，“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各自为战。当炮弹打来，我们都自己保护自己。”我有亲人，他们没有亲人吗？
刚开始我还是很注意仪表的，穿得很正规。结果有一天，在阵地上，我突然被人拉倒在掩体里，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被敌人俘虏了。当我仔细一看，是我们的两个小战士，说，“首长，你这样的打扮，人家的狙击手瞄的就是你。”
从此以后，我就跟他们一样，一身迷彩服，手提一只编织袋，胡子拉碴的。
在前线待了三个月以后，我要从昆明返回北京。之前来的时候，在昆明机场，一些人来接我，很风光。但这次在昆明，我黑了，瘦了，胡子长了，看着有些邋遢，宾馆居然不让我住。诗人李瑛，当时他在文化部，看到我后帮我协调，对我说，“你快进房间洗个澡吧。”我说，“今天我偏就不住这家宾馆了，昆明哪家宾馆最高级，我就住那儿。”
当时，社会上对战士确实有一种偏见。我觉得，作为记者来讲，你能上天，也能入地，但你的情感一定要到位。什么情感？就是你站在基层立场的人道情感。我明白了，为什么战士们会有气？我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战士们能没气吗？
上前线前，上面给我的要求是，只上炮兵观察所。那里是非常安全的，但拍不到什么好东西。我不愿像有的人，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每天莺歌燕舞，我坚决要到第一线去。我跑上去了，他没办法。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愧对了这场战争，愧对了这些战士。跟战士们在一起，你才能体会他们的情感，才能拍出那样的照片。
战地体能训练（老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突击队胜利归来（老山，1986年10月14日，刘铁生摄）
通往战地的丛林小道（八里河东山，1986年9月，刘铁生摄）
前沿急救医疗所（老山，1986年10月，刘铁生摄）
“我不要这些，我要我的儿子”
从战场下来以后，我就很想到烈士们的家乡去走一走，看看他们的遗孀和父母。
1987年3月，我到了陕西的礼泉县，特别想找一个烈士的遗孀，因为她们承受的东西是最多的。社会的偏见使她们不敢发声，她们要走的下一步很艰难。
我去了乡下。一户人家，门没关，我看到卧室里，床上枕头底下有一本书，是《第三次浪潮》。在这个地方，看这么一本书，这非常不简单啊。
我决定要等这本书的主人。可是没等到。我就先去看望烈士张小悌的父母。
我穿军装去的，给烈士父母带了一点烟酒和点心。烈士的老父亲看到我，第一句话是：“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了呢。”
我说：“老人家，我们没有忘，您看，墙上的立功喜报和烈属证，都在这儿呢。”
老人家说：“我不要这些，我要我的儿子。”
听了这话，你伤不伤心？当时我就流泪了。我说，“我在前线的时候，跟你儿子在一个猫耳洞里，你儿子是挖地雷的工兵，在战场上表现非常好。”
老人家看了看我，说，“你的鼻梁和颧骨很像我的儿子。”
我说，“我就是您的儿子。”
老人家不知道，敌人的子弹，正是从他儿子最美的颧骨处打进去的。
后来我见到了那本书的主人何小薇，她就是张小悌烈士的遗孀。谈话以后，我就准备拍她。
我们一道去了烈士的墓地。何小薇新的男朋友也去了。
到了墓地，何小薇说了一句：“小悌，我来看你来了。”说完，就扑在墓碑上哭起来。她的男朋友站在一边，低着头，不说话。我拍下了这一幕。清明前的天气，冷森森的，傍晚时分，天快黑了，我用二分之一秒拍的。
张小悌遗孀在烈士墓前（陕西礼泉，1987年，刘铁生摄）
张小悌遗孀向烈士墓鞠躬（陕西礼泉，1987年，刘铁生摄）
陪我去的人武部的人问我：“刘记者，拍摄上有什么要求吗？”我说，“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能有什么要求？”
何小薇遇上了这种生活的灾难，总得继续往前走吧。她现在的这个男人也了不起啊。我想，这个男人是她往前走的帮手。
后来我为这事写了一篇文章，一口气写完，只用了15分钟。我在文章里写，在前线，张小悌最喜欢采撷太阳花，他管那些黄的、白的小花叫小薇花。
刘铁生（左二）当年在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