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为何至今不挂“中央人民政府”牌子?其实有原因!

渣叔罗影的人生 2023-10-21 1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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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渣叔罗影

编辑 | 渣叔罗影

中南海为何至今不挂“中央人民政府”牌子?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下令不让挂的,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敌特破坏的缘故。

其实不然,至今不挂不挂牌子,其实另有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看见政务院下属单位都挂上牌子,于是提出建议,专门为中央人民政府做块牌匾,挂到中南海办公厅大楼。

也就是说,当时的任职领导专门做了一块牌子,只不过没有挂出来,党政的机构都有正式名称和办公场所,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必须悬挂机构名牌,但这已经成为传统。

鲜为人知的是,只有极少数党政机构不挂牌,比如国防部和国务院办公厅,除此之外,其他部门都会挂上牌子,而且牌子的样式十分统一,看得出来,挂牌子、制作牌子有很大的学问。

对党史有一定了解的都知道,齐燕铭的名字经常出现,尤其是建国初期,很多会议的会标都是由他亲自题写的,比如中共七大的会标,至今还挂在会场主席台上方。

就连毛泽东都对齐燕铭的宏伟设计做出高度评价,1924年,国共合作非常紧密,齐燕铭在一家名牌大学就读,在那个教育普遍落后的时代,齐燕铭绝对称得上是百年不遇的人才。

但是好景不长,在齐燕铭就读国语系那一年,家里出了问题,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花花公子,瞬间变成穷小子。

好在他肚子里有知识,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是别人拿不走的,于是齐燕铭当上了教书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够过日子。

在教书期间,他撰写《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这两本书,后来自创月刊,鲁迅、陈伯达都当过他创办杂志的撰稿人。

建国后,中共高层办公地迁至中南海地区,为了区分每个单位的职务和部门,人们还是沿用之前的传统,在办公厅前面挂上牌子。

牌子一般都是找木工做,由齐燕铭写下“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大字,为了字迹工整,每个字独占一格子宣纸,气势磅礴。

几天后,厂家将木牌子做好了,办公员的同志们看着牌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于是齐燕铭摆了摆手说道,快去找人把牌子挂起来。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他一脸严肃的看着办公厅的同志,说道:“这里是人民的政府,以后是要为人们办事的,我看还是不要搞那么隆重,挂什么牌匾了,免得让人觉得我们像旧社会的衙门,让百姓望而生畏。”

从那以后,齐燕铭牢记周总理的训诫,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匾也被摘了下来,放在办公室的一角,许多年来无人问津。

直到后来,人们才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挂起来,每次推开门,就能看见这五个鲜红的大字,提醒众人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在齐燕铭晚年时期,曾多次和别人讲起这段经历,还抽空写了回忆录,表示当年加入共产党,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1935年,红军正在艰苦长征路途,齐燕铭受身边同志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主要担任文职工作,比如组织中共外出宣传活动,为戏剧表演者撰写剧本等。

抗战接近尾声那年,毛泽东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的舞台剧,时候专门写信给齐燕铭:“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表演的欣赏,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为观众呈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毛主席还说,在旧戏舞台上,人民的形象往往被扭曲,而现在我们通过表演的方式,恢复了历史真实的一面,这次的开端是旧剧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将继续努力,为观众创造更多精彩的作品!

就连齐燕铭的孩子齐翔安也受益良多,2003年,他亲笔写下从小到大对父亲的理解,齐燕铭几乎是当时最受敬佩的人,使无数学者充满了优越感,教育的温馨和民主气氛熏陶着下一代,铸就了民族的坚韧不屈的性格。

齐翔安曾在回忆录《我的父亲》中写道:“父亲去世已25年,我仍常常梦到他,一些生活的细节仍历历在目。”

母亲去世后,齐翔安开始清理父母的物品,期间发现父亲的自传和工作笔记,以及特殊时期被监禁时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交待材料(专案组退还的)等。

得以对父亲的家世、革命经历,以及建国后所受的动荡和他的思想情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齐燕铭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更鲜活了,以至于很多人撰写文章,缅怀这位伟大的老革命干部同志。

齐燕铭的学识和品格决定了打的命运,在延安时,他的子女都在距离延安70多里地的安塞县白家坪上小学,那时生活极清苦,寒暑假回家,总让孩子吃上些好一点的东西。

比如在窑洞中的小炭火盆上,给子女烤土豆、烤玉米、煮红枣,有时还弄块铁片为孩子烙饼,每次弄这些东西,都会多弄几份,给同村的孤寡老人、孩子送去。

他做事细心,又善于总结规律,总是做得恰到好处,齐燕铭有时到学校去教书,给孩子们带吃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就找老乡要两枚鸡蛋,晚上烤着吃。

有一年寒假,天气特别冷,很多学生生了疥疮,衣服上布满虱子,身上到处是破皮,又疼又痒,齐燕铭很是心疼。

思来想去,他找了一个破窑洞,拣许多柴草,每天烧火让学生一边烤一边涂硫磺膏,把衣服又煮又洗弄干净,假期过后,孩子们总是脸蛋红红的,衣服干爽爽地回到学校,身上的疥疮也好了。

那时候,齐燕铭的妻子还要完成纳鞋任务,要知道,她是上海富裕家庭出身,这种针线活从来没做过,可把她难坏了,齐燕铭工作很忙,没时间帮她做活,只能帮她用毛笔在鞋底上按规律点好小点,让她照着穿针。

总之,生活上不管碰到什么难题,齐燕铭总能用他的智慧迎刃而解,据齐翔安回忆,父亲是一个讲民主的人,小孩子平时嬉皮笑脸,只要不犯家规,就不会惹他生气。

如果齐燕铭做得不对,就会很严厉的批评自己,在齐翔安六岁那年,父亲要出去办事,他缠着父亲,非要跟着一起去,要知道,当时国共两党打得厉害,出去办事是最危险工作,带孩子肯定是不行的。

小孩子不懂国事,耽搁了时间,被齐燕铭一脚踢开,当时齐翔安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发那么大火,直到多年后,学习了中共党史,才明白父亲这样做的心情。

齐燕铭从小没有接触过正规的教育,以至于他从不墨守成规,什么都靠自学,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很强,小时候是祖父教他识字,后来条件好了,就去图书馆借书看。

据齐燕铭自己交代,在他9岁那年,就开始作诗了,虽然早期写的诗词没什么内容,也没有深度,只能被归为打油诗一类,但和当年同龄的孩子相比,已经算是神童了。

那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常有名人名家(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讲演,只有14岁的齐燕铭常去听讲演,很多人都很奇怪,觉得他一个小孩子,听这么深奥的东西,完全不可能听懂。

齐燕铭再一次用行动证明自己,他读杜威、尼采的书后,写下《我的哲学》,在中学由于他主要精力用在课外,中学的功课没认真学,因而考大学很不成功,他本是家中同辈里最聪明最受到宠爱的,考不上大学对他刺激很大。

1924年,齐燕铭终于考上中国大学,随后开始受教于吴承仕先生,那时读书非常刻苦,拼命钻到线装书中去,只想做一个章太炎的继承者。

齐燕铭曾计划出两部大书“经史学”和“史记集注”,后来帮助吴承仕先生编辑出版文史刊物。

现如今,齐燕铭题写的这块牌匾已经被北京博物馆永久收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的远大理想和目标,为共产主义新社会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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