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渣叔

编辑 | 渣叔

曾几何时，大城市的街头总是见不断行乞的人们，他们或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者，或是所谓的“职业乞丐”。

然而近年来，街头乞丐明显减少了，这一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在古代，因战乱、灾害等原因导致家破人亡的普通百姓，往往只能选择沦为乞丐，他们衣衫褴褛，在街头哀求路人施舍一点钱财度日，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这类坎坷的乞丐形象。

北宋末年，武状元苏乞儿本是将军之子，资质卓绝，武艺高强，但因为得罪权贵，被人陷害排挤，最终只能在街头化名“苏乞儿”，靠向路人乞讨度日。

苏乞儿不仅要忍受饥寒交迫，还要承受路人的辱骂甚至鞭笞，他坚持正义，终于战胜谗言，恢复名节。

诸如此类的乞丐描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他们大多是因家变、疾病等不可抗力而走上乞丐之路，乞丐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随着时代发展，“职业乞丐”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乞讨者，而是主动将乞讨当成一种生计，这类乞丐表面上穿着褴褛，装出一副可怜相，实际上组织严密，生活富裕。

21世纪初，中国一些大城市开始频繁爆出“职业乞丐”的新闻，这些乞丐明明双腿健全，却假装残疾，整日坐在路边求钱，被揭穿后，私下里却开着豪车，住在豪宅中。

更有甚者，这类乞丐还组建了所谓“乞丐帮”，甚至划分好了地盘，大有黑社会化运作的趋势，这无疑触动了普通民众的道德底线，引发强烈反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滥用他人同情心的现象，这些人利用道德漏洞，通过各种手段博取路人的同情，将乞讨作为一条获取非法收入的捷径。

据媒体多次采访和揭露，这类自称“职业乞丐”的人，每天可以通过在街头歌颂同情心获取上百元的收入。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联合成团伙，有组织地在不同区域进行“作业”，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上万元。

这与许多勤劳的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后者通过辛勤劳动，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元左右，这种明显不公平的现象引起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

据一位记者采访的内容显示，有些组织化的乞丐团伙会进行分工合作，不同人负责不同区域，团伙头目会调配车辆将人送到各自的“工作区域”，一个月后汇总各成员的乞讨所得，然后进行分成。

部分乞丐被媒体曝光后，还被发现租住在高档小区，驾驶豪车出入，这充分说明，他们将乞讨作为长期谋生手段，并非生活所迫。

为了制造同情效果，这些职业乞丐还使用各种下流手段欺骗善意者，例如，一些人会假借“生病的母亲”之名在街头乞讨，而实际上是与其他人勾结，大家分成。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制造更多“同情价值”，一些不法分子还残害健康的儿童，制造残疾人乞讨。

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伤害无辜儿童，然后强迫这些可怜的孩子在街头乞讨，以博得路人的同情和施舍，这种行为严重践踏了人性和道德底线，令人咂舌。

在长期的社会曝光下，人们对这种“职业乞丐”的行为越来越清楚，防备心也随之增强，一旦大众的防范意识提高，这些乞丐的诈骗手段也就难以奏效。

为了躲避道德审视，他们不得不经常变换“工作”地点，但很快就会在互联网上被识破，久而久之，这些乞丐逐渐从街头消失。

不仅如此，执法部门也在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治理，警方多次逮捕假乞丐，揭露他们的骗局，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在公众舆论和执法力量的双管齐下，这类滥用善意、践踏道德的行为正在逐步绝迹。

疫情的出现，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乞丐，也在这场疫情中经历了命运的重大转折。

过去，在人来人往的繁华街区，地铁出口，乞丐们经常出现，他们有的来自农村，也有本地城里的，靠在固定地点乞讨维生已经长达多年，甚至还出现了有组织性的乞丐团伙，采取围堵行人等策略以获取更多捐款。

然而，自疫情发生开始，防控措施严格实施，大幅减少外出活动，原本人头攒动的街道冷清下来，乞丐们也失去了讨生活的舞台，面对未知的困境，不同乞丐有不同应对。

张大爷是山西某乞丐之乡的村民，疫情前他经常带领村里十几人组成的乞丐团伙，轮流坐火车进京城乞讨。

一个月下来能收获上万元，生活富裕，疫情期间，高铁停运，进京无门，大爷也只能无奈回村，重新种起地，一年到头靠土地勉强填饱肚子，张大爷经常抱怨现在日子难过，想念从前进城乞讨的豪华生活。

李四是本地城里的中年乞丐，过去常年出现在王府井大街，采取围堵行人的策略，一个月可以收入过万。

疫情期间，他无家可归，只能睡在街边公园的长椅上，白天他不再固定守在某个地点乞讨，而是根据时段灵活变换位置，选择仍有一定人流的地点短暂现身乞讨后就快速离开，夜深人静时，他则翻找垃圾桶，寻找还可食用的残羹剩饭充饥。

还有些固执的乞丐，像曾经靠乞讨在三里屯过着衣食无忧生活的许大娘，在疫情期间警察巡逻时躲藏起来，一有机会就冒险现身乞讨，但收获微薄，且频繁面临被发现和处罚的风险，久而久之，许大娘也放弃了这种冒险的方式。

而那些组织性极强的乞丐团伙，则在疫情下分崩离析，无法再采用惯用策略，只能各自散落，有的在贫民区勉强打零工度日。

比如之前在王府井一带袭捕行人的“红花会”团伙，组头马某靠乞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现在只能在城郊的一个“贫民窟”租房居住，靠拉砖块赚取微薄收入。

短短几年之间，乞丐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策略发生了巨变，虽然疫情过去，但它已经深刻影响了这个边缘群体的命运走向，同时也让社会各界对他们的生存现状有了更多关注。

这场疫情无疑是乞丐群体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许多乞丐在这场疫情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作出改变。

一些乞丐选择回乡务农，有的通过学习手艺改行谋生，疫情过后，街头乞丐的数量明显减少，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在悄然变迁。

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减少街头乞讨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开发西部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

这些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的举措，如对贫困地区进行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资金投入等多方面扶持。

政府还实行“一户一册”制度，建立贫困户信息库，通过摸底调查明确各个贫困家庭的情况，使扶贫资源和帮扶措施能够精准落实到每个贫困户。

在云南省个旧市，20世纪90年代该市有近20万贫困人口，年人均收入仅200元左右，生活极为艰难。

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帮助下，个旧市结合本地资源情况，发展种植松茸等具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种植业。

如在个旧市麻栗坡镇红土坡村，村里90%以上贫困户都种植了松茸，靠每年销售松茸的收入显著增加。

个旧市还积极引进外地资金兴办工厂，提供就业岗位，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多方面支持下，个旧市贫困面积和贫困人口比例明显下降。

另外，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的重度残疾人，国家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生活费，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

各级民政部门还会为部分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帮助他们适度进行体力活动，恢复部分劳动能力。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会积极开展“居家就业”项目，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可以在家进行简单劳动，赚取一定收入，这些措施帮助贫困群众改善生活状况，摆脱衣食焦虑，因此也减少了乞讨现象的出现。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实现脱贫增收，同时也保障了残疾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些举措从根本上减轻了贫困群众的生活负担，减少了他们依靠乞讨维生的必要，可以说国家的扶贫政策对遏制街头乞讨起到了重要作用，未来我国还会继续增加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使其生活水平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