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渣叔罗影

编辑 | 渣叔罗影

近几年，中国的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不过，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

有人主张鼓励生育，有人则认为应该维持现状，过分的干预只会适得其反，但在最近，有专家提出了一项颇有争议的建议：重启计划生育。

坦白说就是把生孩子的数量纳入政绩考核，谁家生的少，会受到一定的惩罚，试想一下，如果真的重启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会不会让生育率有所改善呢？

计划生育，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国家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制定新的政策，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宣传标语，限制人们毫无节制的生育。

从此，“计划生育”成为70后、80后、甚至是90后的深刻记忆，每当提起村里的陈年旧事，总是绕不开计划生育，毕竟很多人都超生了，这些人要么带着孩子东躲西藏，要么交付巨额罚款，在每个人口中，都有关于计划生育故事的不同版本。

计划生育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那时候一对一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人们都说，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这么多年，很多人都把计划生育当成一项非常伟大的政策，这是章法，只要你是中国公民，就必须遵守，但我也常常狭隘的想，如果大家都不想生孩子，那么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果不其然，前几年真的出台了最新的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生二胎，又过了没多久，开放三胎，但这些政策只是书面倡议，并没有纳入法章。

需要注意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没有被官方取消，当年的法律和制度还在，只是没人遵循，也没人钻牛角尖往死里罚了，至于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故意搬出来一个和“法律”唱反调的“超”生政策，我们不得而知。

直到2012年，我无意间在网络论坛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躺在床上，表情痛苦而绝望。

在她身边，铺着一张褶皱的塑料布，上面摆放着一个蜷曲着像个大逗号的婴儿，这是一个男婴，身体布满血丝，脐带也没有处理。

奇怪的是，婴儿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也没有放声啼哭，而是背对着母亲侧躺在床边，就像睡着了一样，十分安静。

这位妇女名叫冯建梅，今年23岁，陕西省安康地区镇平镇，因为一时交不上4万元的计生罚款，被当地计生干部围、追、堵、截、打、拉到医院，打了催产针，30多个小时后生下这个死婴。

很快，这张照片轰动了全世界。

面对冯建梅和她死去的孩子，我瞠目结舌，难以言语。

这个小小的人儿，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死了，因为他没有人间的“准生证”。

看到这样的人间悲剧，我很愤怒，又不停的垂泪，为躺在病床上如鱼在刀板上任人宰割的母亲，为这个没有权利到人间啼哭一声，还没有留下姓名的生命。

很多人在网上发帖，不断质问是谁杀害了这个已经长足月份的小人儿，而冯建梅只是冰山一角，社会的各种阴暗面，某些人不想被大家看到。

赶上计划生育的那一代人，可以说是心惊胆战，受尽折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地方领导的执法力度不同，闹出很多惨剧，有的家庭被毁，被罚的家破人亡，还有的东躲西藏，生完孩子不敢落户口，怕交不起罚款。

在村头大街上，随处可见白底漆红字的宣传标语，这些标语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奇葩标语，有生硬冷漠型，有劝导教育型，还有腥风血雨型。

比如这个“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结尾还特意用感叹号，增强语气和整体调性，但滑稽的是，原标语的“超”生不知被谁改成了“少”生，或许是村民看不惯这种反人道主义的血腥标语，才把字改了。

60到70年代的人，很多都是经历过苦难的，孩子越多，家庭劳动力也就越多，但问题是，有很多家庭连吃饱饭都是问题，自己养活不了，只能把孩子送人，或是由其他亲戚抚养。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事情层出不穷，据奶奶回忆，那时候一家7口人，算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条件有限，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上学念书，一件破棉衣能穿好几年。

好在那时候没人管生育，一家人过得很是自在，但村里生育比较晚的人倒霉了，邻居家有两个孩子，生第二个的时候，刚好赶上计划生育政策落地，为了躲避罚款，带着孩子跑出去住了，生产的时候大医院都不敢去。

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变为要求一对夫妻只生一胎，不光是村里抓得紧，单位上抓得更紧，还要请来医生给女职工讲解避孕知识，介绍各种避孕环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是只敢生一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生下来就再也不提二胎的事，但是避孕措施偶尔也会失效，每当单位有妇女请长假，同事之间就会小声讨论：“肯定是刚做掉个娃娃，在家休息了。”

当然了，大家并没有恶意，只是平静的说笑着，唯独对流产妇女有同情之心的，基本都是家里人，或者是跟超生妇女有同样遭遇的女性同胞，没有任何人站在那个被流产的胎儿角度去惋惜去叹息。

人们觉得，那不过是一块不到核桃大的肉，是多余的，不应该存在，必须让医生用机器、用剪刀、用钳子把他弄出来。

没有人想到，没有人认为、没有人能说出：“那是一个生命！那是一个人！是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她的)！”

当时结婚都比较早，一百多人的单位，育龄妇女不超过三十岁，很多人都被迫流产过，时隔好几十年，一名曾经做流产的中年妇女依然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

医生骂她：“你刚生过孩子，就怀上了，就打胎，你不要命了吗？”

相信她也不愿打胎，打胎有多疼，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让生，她想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女儿，给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多好。

但是没有办法，政策不允许多生，那时候打个胎10块钱，还可以报销，又有半个月休假，妇女觉得不亏，医院妇产科总是很忙，稍大一点的医院，每次到门诊部看病，都能见到妇女排队等着打胎。

肚子里的胎儿没有反抗，没有思考，更没有选择的权利，那时的妇女像一头任人宰杀的绵羊一样，自己坐上手术台，岔开双腿，心甘情愿的堕掉自己的骨肉，没有愧疚感的打掉一个生命。

现在想起来，大家都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只是觉得自己不该超生，不该给村里的生育指标拖后腿，也有人在拷问自己：“是不是我们太愚昧、太残忍？”

根据卫生部2010年流出的统计年鉴显示，中国一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时间为1983年。

2000年以来，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手术多稳定在每年700万人左右，最高峰为2008年，人工流产人数为917万人，一位长期从事此项调研的学者说，三十多年来，单单是被强制堕胎造成的死婴及孕妇死亡就在4000万以上。

现在时代不同了，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政绩，竟然贴出了“催生”标语，说什么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这些荒诞的标语是一种警示，也从侧面说明了旧社会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变。

但是重启计划生育，给每个社会公民规定二胎或是三胎的生育指标，完全另一种极端，对此，有人表示支持，觉得多生孩子可以维持人口红利，增添劳动力，振兴国家经济。

但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倘若生育补贴不到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被迫背上沉重的生育负担，“生得起、养不起”等经济社会因素才是影响生育的更大“堵点”。

希望有关部门谨慎处理，不要让曾经的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