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第1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率进入华中敌后、驰骋在大江南北的一支抗日主力部队，是在南方部分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由陈毅、粟裕等同志直接统率，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激烈战火中组建、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一师的变迁与发展
1937年10月，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其中第1、2、3支队的一部分后来发展为新四军第1师。
1938年4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派粟裕同志和我率领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与发动群众工作。6月8日，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在溧水县新桥与先遣支队会合，部队进入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南京、杭州公路以东，镇江以南，金坛以西的茅山地区。1938年10月，新四军军部将第1支队1团和第2支队3团调往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将第3支队6团调入苏南，归第1支队指挥。
1939年11月7日，第1、2支队领导机关正式合编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任正副政治部主任，开创了江南敌后抗战新局面。到1939年底，进入苏南敌后心脏地区的新四军各部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从最初的6000余人发展到2.1万余人，并且屡战皆胜，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进退自如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6月，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北渡长江，与先行北上的叶飞、管文蔚同志领导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领导的苏皖支队会合，改称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要领导人不变，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纵队，下辖九个团；留在江南的部队组成新的江南指挥部，由罗忠毅、廖海涛任正副指挥，下辖四个团。江北部队在频繁与敌伪军作战的同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一系列进攻，特别是黄桥战役胜利后，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向北发展、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从而，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后因病不在位，政委由粟裕兼任）、我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后为副师长兼旅长、政委）；第2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3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后为吉洛，即姬鹏飞）。苏南部队编为第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下辖两个旅：第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第18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从此，部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1年4月，苏中军区及各军分区成立，由第1师和各旅领导机关兼苏中军区和各军分区领导机关。1941年8月，第1师部队进行攻势作战，积极主动配合盐阜区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军的秋季大"扫荡"。
1942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1师、第6师领导机关对内实行合并，归粟裕同志统一指挥，两师原番号不变。1942年至1943年，第1师领导机关先后五次精兵简政，适应了严重的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为夺取反日伪军残酷的"扫荡""清剿"与"清乡"斗争的胜利，坚持和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4年起，第1师部队不断向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消灭了大批敌军，尤以车桥战役的胜利震惊中外。1944年12月，粟裕同志率第1师主力一部南下，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向东南发展的战略任务。1945年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未到职），同年3月率第1师另一部南下的叶飞同志任副司令员，我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萧望东未到职），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部队，先后在天目山地区胜利进行了三次反顽战役，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第1师主力南下后，师部名义对外仍旧保留，先由叶飞后由管文蔚任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继续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8月，第1师部队由抗战初期的三个支队的一部分，发展到近50个团的一支强大的抗劲旅，向日伪军展开了锐不可当的大反攻，同其他友邻部队一道，夺取了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10月，苏浙军区部队北撤苏中。随后，其第2、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旅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北调山东；第1、第3纵队分别编为华中野战军第6、第8纵队。以上各部以后参加解放战争，都成为后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四个正规军（第20、23、24、29军）、到80年代还有三个集团军（第20、23、24集团军）是由新四军第1师部队为主发展起来的。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第1师部队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藐视敌、伪、顽的夹击与多方限制，转战在大江南北、黄海之滨的苏南、苏中和苏浙皖边地区，力挽狂澜，智斗群魔，英勇善战，以弱敌强，克敌制胜，战果辉煌，共歼灭日伪军6.6万余人。就在日寇侵占上海、南京、杭州等战略要地，并在多数中小城镇和部分乡村遍布占领军据点的"眼皮底下"，在国民党主力军溃退后鱼肉乡里的杂牌军、"游吃队"多如牛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我军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脏，所向披靡，使敌、伪、顽闻风丧胆。而抗日军民的斗志越来越高涨，我们的部队越打越壮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演出了当代中国抗外战争奇剧的光辉一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上级的英明领导下，新四军第1师部队坚强的战斗力，除了军事指挥的正确、战略战术的巧妙与机动灵活之外，部队政治建设和战时政治工作的坚强有力的保证，是重要因素之一。陈毅、粟裕等同志不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楷模。他们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方针，亲自制定政治工作纲要，参与政治工作实践，使第1师部队沿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胜利前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为第1师政治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贡献出宝贵的智慧和鲜血。广大政治工作干部，以身体力行的模范行动，谱写了第1师政治工作的光辉篇章。大江南北中共党的地方组织、人民政权和广大的苏、浙、皖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关怀与支持，是第1师政治工作的力量源泉。
我试就第1师部队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做些挂一漏万的回忆。
"独立自主"与"人枪款主义"
日寇入侵，国家危急！民族危亡！!
大敌当前，几经谈判，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议。向来不予承认、"久剿不灭"的中国工农红军取得合法地位，统一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这对全中国人民、进步党派和团体来说，是大势所趋，是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所在，是挽救危亡的唯一希望与正确途径，是各族人民的重大国策。但对当时坚持独裁反共反动政策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却是别有一番特殊心态：他们既不得不暂时屈服于民心民意的压力，又不甘心于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地位的合法化。他们既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战胜强敌而不得不暂时借助我党我军的智慧与力量，又忐忑不安地担心"异党""异军"在抗击外侮的斗争中力量增长。他们既想利用"异党""异军"的力量抗击外敌以维护自己一党一军的私利，又想借助外敌限制和消灭"异党""异军"而巩固自己一党一军的统治地位。
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承认"与"合作"，是被迫的、表面的、暂时的、虚伪的；而利用、借助、限制与消灭我们，则是实在的。因而，他们当时对我们的一切政策与手段，都是从这个根本方针出发的。
1938年4月下旬，我们新四军第1、2、3支队在安徽歙县岩寺集中后，国民党军政当局既不让进行整训，又不给补充武器装备，即命令我们开赴敌后战场。并且指定开赴路线，指定活动范围，指定作战任务，指定到达时限。他们规定：江南方面，以孙家埠为起点，一路经苏浙皖边，越沪宁铁路中心的苏州，到达长江下游的江阴；另一路沿长江东下，经江宁、镇江至江阴；江北方面，只能以淮南铁路沿线为活动范围。这就是说，新四军的作战区域，只能在当时被日军严密占领的南京、江宁、镇江、句容、溧水、高淳、丹阳、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等日伪统治中心一带的狭小地区，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五六十公里。并一再下达指令，不准新四军"越境"活动。显然，蒋介石之流想把新四军放在入侵日军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方便、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其用心何在，一目了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党我军自有自己的高明战略与策略。为了表达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为了履行中华民族抗御外侮的历史使命，我们不顾日伪军封锁与扫荡的疯狂，藐视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三个支队下山集中不到十天，即组成抗日先遣支队，由粟裕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部主任，智闯多道敌伪严密封锁线，巧制地头蛇的层层骚扰纠缠，勇胜江南梅雨恶劣天候，取得了首战韦岗的胜利，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与发动群众的任务。针对日伪军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险恶用心，我们通过多种形式的政治教育，使广大指战员牢固地树立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不是"你"要我抗战，而是"我"要抗战。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当时陈毅同志提出，要开展三条火线的斗争：第一条是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第二条是粉碎顽固分子的进攻；第三条是反对内部的一切不良倾向。我们的具体政治工作，就是根据"独立自主"的方针和"三条火线斗争"的原则而广泛深入地展开的。使部队始终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抗战方针，做到既执行国民党抗战统帅部的作战命令，又不被它的诸多限制捆住手脚；既不主动破裂两党两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始终坚持合法"非法"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既力争完成抗战任务，又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说到"独立自主"，我们有过教训。1937年秋，当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后，由傅秋涛、邓洪、涂正坤、刘玉堂和我五名常委率领的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由于处在深山密林中，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电台联系，又没有得到上级任何指示，只是从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但不明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政策与要求，以致在我们刚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接受了他们派来的副司令罗世忠等人的不利条件。当我们逐级汇报情况后，党中央及时指出了我们的错误："（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我们果断地纠正了错误，将国民党派来的几个人"礼送"出境，与其重新谈判整编条件，并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使"拒人、要饷、靠山扎"成为当时我部官兵人人皆知的与国民党打交道的方针。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战略转变，将这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
1938年5月4日，当我们抗日先遣支队出发才六天，毛泽东主席即指示我们："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薛岳（当时国民党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这是针对国民党对我军的限制和不怀好意而制定的英明决策，当时和以后，都被新四军许多领导同志称为毛泽东同志的"第一个五四指示"。陈毅、粟裕同志领导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
国民党责难我们，说我们不该发动群众，更不该组织民众、武装人民，说我们"这样干是别有用心"。我们不理这一套，而是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单靠军队不发动全民抗战，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国民党：我们大量地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正是执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指示，即所谓"兵役、自卫、参战、生产"等"四大动员"。其实，国民党的这些号召，只是口头上喊喊而已，并不真正实行。他们不但自己不实行，而且不让我们实行。但我们是要真干的。所以我们说，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武装，捍卫家乡，正合乎《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我们的行动是合法的，阻止我们进行这一工作是违法的。本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数十万正规军望风撤退，江南无大军，日伪横行乡村，社会秩序紊乱，人民叫苦连天，都有亡国之叹。我们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并以韦岗、新丰、句容、新塘、小丹阳、珥陵、当涂、永安桥、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和模范的纪律影响人民，使各阶层民众看到了新四军是抗日、真救国、真为民，而且确有办法，认清了只要坚持抗战，中国不会亡。大批的青年加入本军工作，我们对各种出身的人，只以赤诚抗敌为条件，一概团结争取。于是，部队扩大了，武器改良了，根据地稳固了。新四军声闻于天下，江南百姓更有"菩萨军"之称（除政治威望外，也因当时我军臂章上有个战士图形作标志）。
对于"独立自主"问题，在我党我军内部也是有分歧认识与斗争的。我在一团任政治处主任时，为了冲破国民党在人员、武器和经费等方面的限制，派股长洪德明（后改名洪季恺）、马金凤、宫副营长、丁麟章等干部，深入敌占区开展抗日宣传与组织活动。他们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动员爱国青年参军，征集武器弹药，很快发展了一个抗日游击大队。我要他们在进行基本的教育训练后，将其中百余名骨干带回了主力部队，扩大了我们的武装。我还要求他们设法搞钱，主要是回收农贷。当时我们得悉，国民党撤退后，原来发放的大批国库农贷主要落在地主手里，有的成了日伪财富。我们就发动进步群众举报，收回了不少国库农贷。有些地主不满，将此事告到国民党第三战区。三战区首脑自然免不了找新四军领导人算账。项英等同志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将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发展部队、自筹武器和经费的正确行动全盘否定，指令召开团委扩大会议批判，扣了一个"人、枪、款主义"的政治帽子，说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指令给洪德明等三人撤职处分、丁麟章警告处分。此事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思想上则始终持保留意见。我并且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为洪德明等同志承担责任。此事当时影响较大，多数同志都同情我们。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组织上也为此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和善后处理。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为了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活动范围的限制，1938年9月，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开辟后，陈毅同志即派第1支队2团一部东进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为大部队东进北上做准备工作。1939年2月，中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共六中全会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同年4月，陈毅同志又果断地决定，派叶飞同志率第6团向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太仓地区开进。为策略起见，并照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同国民党三战区首脑的关系，6团东进时没有用新四军名义，而是用了一支地方武装"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叶飞改名为叶琛，于5月上旬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琛、吴煜、何克希任副总指挥。江抗部队十分活跃，消灭了大批日伪军，一直打到上海郊区的虹桥飞机场。在此期间，第1、2支队各一部发展了宜兴、武进南部的太湖、温湖地区，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我军的机动回旋余地。同时，由丹阳游击纵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屡战获胜，进入长江北岸扬州以东的仙女庙（江都）、大桥地区。1939年10月，江南指挥部又派第2支队4团一部北渡长江，到达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与挺进纵队第3团合编，改称新四军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委。11月，江抗部队西返扬中，与挺进纵队合编为更强大的挺进纵队，由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部队随即进至扬州、泰州一带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一时期，国民党贯彻其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共、限共政策，先后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游击队调整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全国各地反共流血惨案迭起。并将其反共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蒋介石亲自发出将新四军视同"匪伪","立予剿办，以遏乱萌"的密令，致使两军磨擦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蒋介石对其部下说：20多年来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所以他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而他赶我们到江南敌后抗日，显然是企图"借刀杀人"。我党我军则既针锋相对，又讲究斗争策略。对此，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的头脑是清醒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蒋介石的"借刀杀人"变为"到敌后就能发展"。
在江南茅山地区，我第2支队4团与新6团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将其完全击溃。但陈毅、粟裕同志顾全抗战大局，本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抗敌守土之责"的原则，战后决定转移地区，将江南主力逐步渡江而北。但顽军抗敌无能，磨擦有力。我们在江南被他们逼走，北渡后又一再挨打。这使我们认识到，这显然是有计划有目的反共反新四军。我乃抗战国力、民族精华，不得不为生存而战。我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军事方针，以"自卫还击"为基本原则。于是，哀军奋起，所向披靡，敌来击敌，顽攻胜顽。经郭村、黄桥、营溪、姜堰等战斗胜利，直到黄桥决战大获全胜，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新四军的阴谋，改变了苏中地区敌、顽、我战略形势，奠定了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牢固基础。也有力地策应配合了新四军其他各个支队的抗日反顽斗争。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的秘密报告也不得不惊呼：新四军"经两年余之扩编，番号随时增加，活动区域亦随之扩展。江南之苏浙皖边，江北之豫鄂边，苏鲁皖、苏豫皖边，甚至珠江流域之粤边及闽西南各地，几无不有该军活动之根据地。""迩来新四军在苏皖之活动，颇近于十八集团军在晋冀之所行，倘按其各支队之积极发展活动情形推断，河北事件之重演于苏皖，迨亦意中事耳。"
皖南事变的历史教训
1991年1月，在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之际，我应《解放军报》之约，发表了《不能忘却的一页历史》的纪念文章，对这一事变的历史教训作了一些分析。
1941年年初，正当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人民抗战热情逐高涨，并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之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华中指挥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重兵包围，疯狂袭击。除傅秋涛、江渭清等同志率约2000人突围外，造成我军7000余人伤亡和被俘的千古奇冤；并在全国范围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极大削弱了抗日力量，严重影响了抗日局势。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这笔账，当然主要应该算在国民党顽固派身上。众所周知，蒋介石之流接受国共合作抗日，本来就是被迫的、表面的、暂时的；而限共、溶共、反共和灭共，则是其既定方针与根本目的，是其本质。当我军冲破其限制、粉碎其"借刀杀人"之计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他们是坐卧不安、切齿痛恨。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政策，到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游击队调整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从造谣诬蔑的反共宣传，到大江南北的磨擦升级；从消极抗日，到集中全力"清剿"新四军而停止对日军的袭击；从接二连三下达"剿办""剿灭""剪除""肃清"新四军的密令，到全面炮制《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从制造借口公开发表《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到秘密调遣20余万兵力包围并以7个师8万余人直接进攻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从皖南阴谋进攻我军得手，到颠倒是非通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得寸进尺，紧锣密鼓，完全是有计划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阴谋与削弱抗日国力的反革命军事行动，是蒋介石得意一时而臭名昭著一世的严重反共事件。
虽然历史的发展并未以事变制造者的意志为转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和这次事变的历史教训，永远值得我们汲取。
我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虽然没有在皖南直接参与事变斗争，但经历了事变前后新四军从组建、发展、受挫和壮大的全程，参加了事变后重建军部和华中局召开的总结经验教训的高干会议，更经历了几十年来的政治风雨历程，当时有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后来逐步明朗了。现在看，皖南事变的造成，除了国民党反共的客观因素，我党我军内因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是鲜明的、正确的。其基本原则，是在国共两党两军联合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我党我军的独立自主地位，高度警惕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反共阴谋。在两党两军关系上，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主动、求发展。但时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这些基本原则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对国民党服从多，自主少；联合多，斗争少；说得多，做得少；相信多，警惕少；致使自己在政治上始终处在受欺、受压、挨卡、挨打的被动弱者地位，这是我军在皖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建军上，中共中央从当时的战略全局着眼，很早即确定新四军"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向东作战"的方针，力争将华中与华北、新四军与八路军连成一片，在建设巩固的强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武装。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不顾全局，强调局部；不顾全党全国的统一性，强调皖南军部的特殊性；不顾敌后发展相对有利，强调敌后发展困难；不顾上下多数意见向北发展，强调少数主张南进；不顾抗击外侮有利于我军大量发展的千载历史机遇，强调看他人脸色的所谓"以质代量"的"精兵主义"。以致自缚手脚，自甘限制，自安瓮居，自受摆布，不仅影响了新四军全军部队的更大发展，而且使军部及皖南部队长期不能脱离国民党的虎视。最后，落得南进不能，北上太晚，反抗又乏力，恶虎不义，终于为虎所食。
在作战指挥上，新四军军长叶挺是经过北伐战争考验的军事家。他对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都有重大贡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是信任与支持的。但主持新四军党政工作的领导同志对他尊重支持不够，包办干预太多，使他在新四军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他的军事才能未得充分发挥。对此，我们这些部下深有所感。以致最后军部北移时，在时间安排、转移路线、行军组织、部署突围等问题上均有失误。尤其是星潭受阻后，叶挺军长率军事助手们亲自视察战场，提出了"攻下星潭、突出包围圈"的建议，未被采纳，失去了宝贵的战机，挫伤了士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这里有个项英同志的责任与评价问题。我认为，对新四军在皖南遭受的严重损失，除了敌人的因素，就内因而言，虽有军分会和其他军首长的一定责任，但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的政治委员，新四军各项工作事实上的主要决策者，项英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在上述政治上、建军上和作战指挥上三个方面，是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与指示的，多年来已有许多专题材料的具体事实为证。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对项英同志尊重中央领导不够，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强调个人意见太多等方面的错误，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当时就耳闻目睹的，完全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容置疑的。一个时期以来，有人曾引用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大量正确指示中的个别文字为证，企图减轻项英同志对事变应负的责任，甚至为其翻案，这是不足为据的，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实际上，皖南失败的格局，在事变之前由于项英同志与中共中央的长期对抗而早已注定。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实践检验，有两点我需要指出：一是对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和他一生的评价，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项英同志是我党我军早期领导人之一，从参与工人运动、江西中央苏区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到参与组建新四军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能因他在皖南犯有错误而全盘否定他毕生的功绩。即使他对皖南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将全部责任推给他一人。在极左盛行时，将他对皖南事变的责任扩大化，并以此掩盖其一生的功绩，以"好人""坏人"划线，将其列入"坏人"行列，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二是所谓"替罪羊"问题。这主要是敌对阵营对我党我军的造谣诬蔑与攻击。但受其影响，加之党内曾有极左危害，所以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这方面的模糊认识："因为项英失败了，死了，就拿他作批判的靶子。当'一贯正确者'和活人错误的替罪羊"。这也不是事实。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对项英同志错误的清算，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是以总结经验教训而教育后人为目的。而项英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客观的，实在的，不是别人编造的。所以当时不存在找所谓"替罪羊"问题。当然经过历史检验，各方面情况的进一步明朗，有些问题在分析上，某些词语上纲上线过高是有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些是非是不难分辨的。
所幸的是，皖南事变之后，我党我军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英明正确的。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中央决定"政治取攻势，军事取守势"，反映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的老练成熟与冷静科学态度。由此，在坚持和维护抗日大局的前提下，在内外两条战线上展开了同国民党的全方位的斗争，并获全胜。从而，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和削弱抗战国力的严重罪行，团结教育和争取了大批党外爱国志士和中间势力，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众叛亲离的空前孤立境地，迫使其反共阴谋暂时收敛，宣告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破产。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保持和维护了国共继续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我党我军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必不可少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同时，在我党我军内部，通过重建和加强新四军领导机构，认真总结事变的经验教训，在清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主张取消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痛快干一下""可以恢复内战时期的一套办法了"等"左"的倾向，实现了内部的空前统一与团结。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这是这次事变最根本的经验教训。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在目前，党的政治任务总的方针就是要求使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政府虽然是统一战线的政府，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军，不能说是统一战线军队……新四军八路军是党军，是工农的队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部队，不管名义上有什么变更，但这一点是永远不变的"，他还指出："毛泽东曾这样讲，搞好中国革命要三个东西，一个共产党，一个军队，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目前我们来讨论建设真正能够很好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能争取和团结友军抗战的党军，我们才不会失败，我们才会胜利。"陈毅军长指出："建军是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识的侵蚀。"由于抓住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措施，使新四军各项工作获得重大进步，在很短时间内以10倍的成功，将皖南事变中7000人的损失变为事变后9万人的大发展。正如陈毅军长所总结的："新的军部于（1941年）1月28日宣告成立。半年来的努力，本军突破了被包围的危境，取得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阵地的伟大胜利。本军本身反而更加壮大充实，完成了全军的铁的统一，由游击兵团提高到正规军团的阶段，由无数小块敌后游击区，形成了一片宽广的敌后游击根据地。"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红5军和湘鄂赣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