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成员在一起讨论

在这种状态下，几名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完成了一个社会调研项目——探寻青年人最真实的婚育意愿，试图解开他们心中关于不婚不育的谜团。

01  浙工大学生调研

被省委领导批阅

调研项目从2022年1月开始，由8名同学组成的调研小组先是向全国发放了1500多份调查问卷，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大学生青年群体，问卷分别对恋爱、婚姻、生育、养育四个阶段进行调查了解。

问卷回收后，从总体情况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甚至有些人连婚恋的意愿都并不强烈。于是，调研小组提出一个问题：国家这些年出台了这么多促进生育的政策，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带着问题，调研小组对80多位重点人群进行了深度采访。受访者被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依照未婚、已婚、已育来区分；第二类是按照老年、中年、青年来区分；第三类则是对比中、英两国的情况。

指导老师周琼表示，选择英国来做对比，是因为这些年英国有相对短期的留学项目，去英国留学的中国女生很多。

除了深度访谈，小组成员还利用暑假进行线下的实地探访，他们走入社区街道的计生工作中，采访幼儿园园长和小学校长，了解妇幼医院的运转情况。他们希望从中了解到一个现实问题：国家在逐渐改变生育政策和福利，对于年轻人的婚育到底有没有帮助。

这些走访对于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们来说困难重重却又意义重大。困难主要在于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们要在课余时间完成调研，很多采访只能不断调整时间及采访对象。

调研小组成员

无论是调查问卷还是线下走访，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虽然学校和指导老师可以从科研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支持他们，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是用自己的奖学金来完成的。

从10月份开始，调研小组开始对前期调研进行整理和总结，形成多篇论文都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还参加了多个高校社会实践和调研的比赛。最终，在浙江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风采大赛上，这个项目获得了第二名，学生们的论文和建议还得到了浙江省领导的批阅。

“我们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听说省领导批阅了同学们的调研报告，学生们都觉得能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真正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成就感盖过了一切辛苦。”指导老师周琼认为，这个项目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当前社会对于生育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国家也很重视这一问题，而且同学们实打实地走了下去，“这是一份接地气的、引人关注的调研报告”。

02  二胎三胎政策下

被卷入的大学生们

这份调研报告缘起于时年读大三的杨怡然与导师的一次交流：在看过人口学家穆光宗的一些论文后，杨怡然和导师聊起有关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问题，导师鼓励她将这个问题作为科研项目搞下去。

这样一个调研项目杨怡然一人肯定无法完成，于是她找到同伴组成了调研小组。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很有趣的现象——自己身边的同龄人虽然生育意愿不强烈，但却都很关注婚育问题，而且不少同学已经被卷入生育政策的变化之中。

杨怡然找到了同班的黄启政，那段时间黄启政刚从家庭的一个小风波中走出。“你想不想有个妹妹？”当父亲突然抛出这个问题，已经21岁的大三男生黄启政一脸懵，他回了父亲一句：“您都多大年纪了，开什么玩笑。”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也找到他，郑重其事地说：“你爸爸是认真的，但我不想生。”

一家三口为此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分析了利弊得失后，黄启政和母亲算是暂时打消了父亲要二胎的念头。此后，父亲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现实的问题：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周只能回家一次；爱人还没有退休，儿子也正在上大学。全家如今的状态和精力，很难再供养一个孩子。

调研小组的同学正在采访中

在这个小组里，还有两个女生和黄启政有类似的经历。她们都有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弟弟妹妹，帮父母带孩子的经历让她们都对婚育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汪逸欣今年上大三，她比亲妹妹大了16岁，由于父母精力有限，在日常的很多时候，汪逸欣都要充当“半个妈妈”。尤其是在寒暑假，她几乎要泡在妹妹的身边，从小时候的把屎把尿，到如今的陪玩、讲故事。

“带孩子太累了，小孩子的精力太旺盛。她现在处于认字阶段，什么书都要我给她念，讲绘本能常常把我嗓子讲哑。”汪逸欣说，自己今年21岁，算得上身体状态最好的年龄，可仍敌不过小孩子。

汪逸欣坦承，小妹妹的出生是家里的一个意外。她在带娃的同时会思考，如今社会的状况之下，生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育的动力是什么？生育的问题又如何产生和解决？

03  生育意愿低，

或有一些“神奇因子”

调研小组在对未婚者的采访中发现，年轻人对生育的关注点主要是在社会的隐性问题上，比如非婚生子问题、女性权益问题。而已婚已育的群体的关注点主要是在社会竞争压力方面，他们觉得当前社会太注重成功论，养孩子“太卷了”。一位孩子爸爸直接跟杨怡然表示，“现在养孩子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作为调研小组里唯一的男生，黄启政认同这位爸爸的说法。自从参与调研后，他也曾跟父母闲聊，问过父母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把我从小养到大，付出了那么多，是凭着什么坚持下来的？”黄启政在调研后更体会到养孩子的不易，他觉得培养一个小孩长大，要付出很多，而这个过程中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

“生育孩子经济压力大”这一原因在调研之前，小组的同学们就预想到了，不过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一点却并非是左右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用黄启政的话说，他们通过调研，发现了很多影响青年群体婚育的“神奇因子”。

在对不同年龄人群的调研中，年青一代表现出了对催婚催生的逆反，很多年轻人表示了“越让我生我越不生”的想法。

这种逆反心理还表现在年轻人对于两性权益的关注上。很多年轻女性认为，她们通过网络看到了太多男女不平等的信息，这让她们对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权益保障产生了担忧。

调研探访

“现在别说生孩子，年轻人连结婚甚至恋爱的意愿都降低了。”黄启政觉得，因为社会发展迅速，日常生活变得极为丰富，有太多东西可以填补年轻人情感上的空白，爱情这件事就变得不那么需要了。

这一点，汪逸欣也有体会。她主要负责的是第三组中英学生对比的采访工作。她发现，英国女生在谈到生育问题时，对于伴侣的重要性认知程度很低，而中国女生在考虑生育意愿时对伴侣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认为丈夫必须要足够优秀才会考虑生育子女。

在采访中，令汪逸欣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英国女生，她有着非常高的生育意愿，但希望能到四五十岁时再生育，而且她表示愿意选择辅助生殖的方式，即使生四五胎也没关系。

“2020年，英国的未婚生子率达到51.3%。”汪逸欣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而且英国社会对于未婚生子的包容度较高，对未婚生子的保障也很好，这也让汪逸欣有些能够理解，为何前一段时间有省份放开了未婚生子户口登记的相关事宜。

04  生育支持政策超出预期，

但仍有待完善

调查问卷表现出来的是冰冷的数字，深度采访中的一些受访者略显偏激，但在实地走访过程中，调研小组的学生们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东西。

杨怡然说，他们走下去调研后发现，浙江省这边在开展“婴幼儿成长驿站”的建设工作，母亲可以带孩子来社区接受育儿知识的教育，也可以带孩子来玩耍游戏。此外，社区还会组织全职妈妈参加读书会活动，很多全职妈妈会借由此机会，互诉衷肠。

在这次活动中，仅有一位爸爸参与进来，调研小组马上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才发现这位男士就是活动的发起者之一，他和妻子希望通过阅读国学书籍这样的活动来缓解全职妈妈的焦虑。

在一个社区正在进行的育儿夏令营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和专职老师正带领孩子们做剪纸和绘画的活动。社区书记主动向前来探访的黄启政介绍说，社区举办这些活动的初衷是希望能帮这些父母排解养育孩子的压力，也能给小朋友传递乐趣。此外，社区还开展了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露天电影节等，还有不少全职妈妈自发组成了相亲群，促成了多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也为推动社区生育工作做出了贡献。

网络截图

由于一直充当着小妹妹的“半个妈妈”，汪逸欣的感受更加直观，她发现近几年来，身边的母婴设施在逐步完善，商场里开始出现了母婴室，周边人对于带孩子的女性也变得更关照和友好。

但两位小组成员都觉得，这些变化的步伐还有些小，无法形成对生育意愿的刺激。比如浙江省出台了相关政策，打算在未来几年把全省的福利性托幼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这项政策的落地却略显缓慢。

05  了解生育才能确定

自己真实的生育意愿

对于调研小组的同学们来说无论是比赛中的成绩还是省领导的批阅，都不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他们觉得，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这次长达一年的调研，他们对于婚育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婚育问题不再是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

汪逸欣此前算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但她在调研后开始考虑生孩子的问题。

汪逸欣认为，调研过程让她能够更准确地认知生育问题。比如生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这是无法被母性光辉所遮掩的。此外，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努力地去读书，这样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同时，她也通过调研看到了生育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有很多孩子的妈妈说，养育孩子能带来快乐和成就感。

而在养老方面，汪逸欣认为“养儿防老”是有道理的，尽管现在很多丁克会计划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度过晚年，但一群七老八十的人互相照顾，很可能会力不从心。“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至少有一个孩子。”汪逸欣说。

调研小组讨论中

黄启政此前是一个对婚育没什么意愿的男生，通过这次调研，他发现现实并没他想象得那么悲观，他能看见社会上那些有助生育的政策逐步落地，社区所做的相关工作也带给他信心，“如果生育条件好的话，我会考虑一下，这也算是一种进步，相当于我以前给生育砌了一堵墙，现在会打开窗看看外面的环境适不适合我生育。”

作为小组长的杨怡然则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她的婚育意愿在调研后有所减弱。调研前，她憧憬着以后养育一儿一女，但她发现养育孩子所需要的教育和生活成本还是很高，对时间和精力的需求巨大，自己不确定将来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同时养育两个孩子。

杨怡然觉得，自己生育意愿的减弱不是坏事，而是让她更慎重地看待生育问题。这一点也是调研的价值体现，青年人只有去更贴近个体的“人”，才能了解生育意愿背后的意义。

（图片为受访者供图）

撰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统筹/林艳 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