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你这话啥意思？咱俩的婚事不是都说好了吗？你现在这是想反悔？”
我站在屋檐下，手里紧紧攥着搪瓷缸子，声音微微发抖，冷风顺着袖口钻进来，冻得人心里发凉。刘建国低着头，手里把玩着他那顶军帽，半天没吭声。
“不是我想反悔……”他闷声说，“是单位提干了，领导说，婚姻得注意影响。”
“注意啥影响？我咋就影响你了？”我忍不住把声音拔高了一截，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撕了一下，疼得难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又很快低下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兰子，是我对不起你。”
我妈闻声从屋里出来，见我们站在门口僵着，忙问：“咋了？吵啥呢？”
刘建国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冲我妈深深鞠了一躬：“婶子，是我对不起兰子。”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风刮得屋檐下的草帘子哗哗响，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片空白。搪瓷缸子里的热水已经凉透了，可我的手还是死死攥着，仿佛松开就会什么都没了。
那是1978年冬天，村里的北风刮得人耳朵生疼。刘建国是我半年前定下的对象，他在部队干了几年，回来探亲时穿着一身军装，精神得很。村里人都说我有福气，找了个当兵的，还是个干部苗子。谁知道，说变就变，他一句“对不起”，把我从头凉到脚。
后来，这事儿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村口的大娘们拉着我妈议论：“听说建国提了干，怕是看不上咱村里的姑娘了。”
我妈气得直跺脚：“他刘建国是个人吗？咱家兰子哪里配不上他？！”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又酸又堵得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掉下来。我妈拉着我说：“丫头，咱不稀罕！咱家兰子这么好，还怕没人要？”
话是这么说，可我知道，她心里比我还窝火。这婚事吹了，村里人背后怎么说咱家还不一定呢。
那段时间，我白天跟着我妈下地干活，晚上窝在炕上发呆。大伙儿都看得出来我情绪不对，可谁也不好多说什么。直到有一天，媒人王婶上门说：“兰子，这几天咋没见你笑啊？你别难过，婶子给你说个好人家，不比刘建国差！”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没吭声。
“你听我说，这人叫李长顺，是城里卷烟厂的工人，家里条件好，人也实在。你要是嫁过去，保准比守着地过得好。”
我妈听了，连连点头：“人家城里人，多好的条件！兰子，你听婶子的，咱不能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我还是没说话，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就这么快，大家都想着把我另嫁他人了，仿佛我被刘建国一甩，就成了谁都能捡起来的破布。
几天后，李长顺带着媒人上门了。他个子不高，长相普通，脸上带着憨厚的笑，手里拎着一袋苹果和一块布料。进门就笑呵呵地对我妈说：“婶子，这是给您和兰子的见面礼，东西不多，您别嫌弃。”
我妈脸上乐开了花：“这孩子，说啥呢！哪有嫌弃的道理！”
李长顺转头看着我，眼里带着点小心翼翼：“兰子，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我不催你，你慢慢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真心的。”
他这话说得不急不慢，却让我心里一颤，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一下。我妈趁他出去时拉着我说：“丫头，人家这是真心实意的，你别再犟了！”
后来，李长顺隔三差五往村里跑。每次来都会带点东西，给我妈送搪瓷盆，给我弟弟带糖，还帮着我爸修破旧的犁头。他不说好听的话，也没什么花花肠子，但每次他走后，我妈总是一脸满意地念叨：“这孩子结实，能过日子。”
1980年，我嫁给了李长顺。婚礼办得不大不小，村里人都说我命好，嫁了个城里人。那天晚上，我坐在炕上，看着身边的李长顺，心里却有点空落落的。
婚后的日子平平淡淡。李长顺每天早出晚归，厂里效益不错，工资也稳定。他对我好得没话说，逢年过节总给我买点小东西；我生病了，他背着我跑了三条街去看医生；孩子出生时，他忙前忙后，一刻没闲着。慢慢地，我心里那点别扭也就散了。
几年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家里添了电视机和洗衣机，日子一点点好起来。邻居们都羡慕我，说我这辈子算是嫁对了人。我听着嘴上笑着应和，心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1985年的秋天，我带着孩子去市场买菜。正挑着西红柿，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我：“兰子？”
我转过头，一时愣住了。
是刘建国。他穿着旧军装，脸瘦了不少，眼里没了当年的神采。他冲我笑了笑，笑得有点苦涩：“真的是你啊。”
“是我。”我点点头，抱紧了怀里的小儿子。
“过得还好吗？”他问，语气里带着一点小心翼翼。
“挺好的。”我笑了笑，“长顺对我很好，孩子也乖。”
他低头沉默了好久，才轻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后来听人说，刘建国这些年一直没结婚。他提干后调动了几次工作，错过了几个对象，等他想安定下来时，年纪已经不小了。我听了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是对着窗外的夕阳发了会儿呆。
晚上，李长顺端着一碗热汤进屋，看我坐在炕上发呆，问：“咋了？不舒服？”
“没事儿。”我笑着接过碗，“就是突然觉得咱家这日子挺好的。”
“那不就得了！”他说着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
我看着他，心里一阵踏实。人这一辈子，谁没个错过的事儿？只是啊，选对了人，才是最大的福气。
窗外的风轻轻吹着，带着一点凉意。我给孩子盖了盖被子，心想，这辈子啊，就这么过下去，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