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打算一直守着这个家，守着这片荒地？”二狗倚着磨盘，盯着我问。

我没答话，手里的活却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远处翻滚的黄土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1973年秋天，我到西沟小学教书，那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三年。学校建在半山腰上，只有三间土坯房，风一吹，窗户缝里呼呼作响。学校一共三个老师，校长老崔是个四十多岁的老教师，另一个老师叫林柱，比我小两岁，刚来不久。

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四岁，一心想着趁着青春还能熬几年，说不定哪天政策变了就能回北京。可谁知道，这一片黄土地，竟成了我一辈子都走不出的地方。

第一天进教室，我就注意到坐在最后一排的两个孩子。大的那个穿着满是补丁的外套，小的那个脸上冻得通红，手里攥着一截断了头的铅笔。

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大的站起来，小声说：“老师，我叫孙大柱，这是我弟弟孙小柱。”

那天中午，我问老崔那俩孩子的事，老崔叹了口气，说：“孙家的娃命苦啊，爹妈前年翻车掉进了山沟，两个孩子捡回了命，可那场天灾把家里全毁了。现在靠奶奶一个人拉扯，日子过得紧得很。”

我听得心里酸酸的，晚上回到知青点，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两个孩子冻得通红的小脸。

第二个星期天，我去了孙家的窑洞。一进院子，就看见两个孩子蹲在磨盘旁写作业，见我来了，小柱赶紧喊：“奶奶，老师来了！”

窑洞里走出来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眼睛浑浊得看不清东西。她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让，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快屋里坐，屋里坐。”

屋子里很干净，土炕上铺着一块旧毯子，炕沿边上放着一只小木盆，里面是两个孩子洗得发白的布鞋。老太太端了一碗水给我，颤巍巍地递过来：“老师啊，家里穷，没啥好招待的，别嫌弃。”

我接过水，心里不是滋味。她告诉我，儿子儿媳没了以后，这个家就靠她一个人撑着。两个孩子还小，日子过得再难，她也不舍得撒手不管。

从那以后，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孙家。帮老太太洗洗衣服，带点红薯和学校分的粮票。两个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连分到手的糖块都舍不得吃，全塞进奶奶的枕头底下。

时间一晃过去两年，孙大柱和小柱长高了些，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我和他们一家人越走越近，老太太甚至跟村里人开玩笑：“咱家有个好老师，祖坟上冒青烟了。”

可谁知道，日子刚有点起色，事情又来了个大转弯。

1975年秋天的一天，学校刚放学，孙奶奶突然跑到学校找我，急得话都说不清楚：“老师，柱子们的叔叔要把他们接走！”

我赶紧跟她回了家。一进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争吵声。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男人站在炕边，正冲着奶奶发火：“娘，我带孩子去城里是为他们好！你这是什么道理？”

奶奶一边哭一边拄着拐杖敲地：“你说是好，可你问过娃们想不想去吗？你问过吗？”

两个孩子站在一旁，一个劲儿地掉眼泪。大柱低着头，小声说：“叔叔，我不想去。”

男人愣了一下，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手一挥，扭头就走了，临走前还丢下一句：“娘，你不让他们去，你这是害他们！”

那天晚上，奶奶拉着我的手，话里话外全是托付：“老师啊，我知道我不行了，可柱子们还小，您别嫌弃他们……”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阵发紧，连觉都没睡好。几天后，大柱的叔叔又来了，这次是带着村干部来的。他们想劝奶奶，让孩子跟着去城里读书。奶奶抱着柱子们的腿，哭得嗓子都哑了：“你们要是走了，我就没命了！”

那一晚，我坐在奶奶身边，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她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念叨：“老师啊，我只求你，别让柱子们离开我。”

那几天，我脑子里全是她的话，连课都上不好。一次老崔问我：“你是不是有啥心事？”我摇摇头，没敢说。我怎么能说呢？我自己都觉得那想法太荒唐了。

可最后，我还是做了个决定。

1976年春天，我顶着所有人的议论，嫁给了柱子们的叔叔孙建国。比起我，他大了十岁，性子沉稳，话不多。村里人背地里说我是“为了两个孩子赔上了自己”，可我不在乎。我只是想守着这家人，守着柱子们和孙奶奶。

婚后没多久，孙奶奶就去世了。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嘴里一直念着“老师啊，谢谢你。”我哭得像个孩子，旁边的建国也红了眼圈。

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轻松多少。那时候，建国还在乡里的砖厂做工，工资不高，家里的日子紧巴巴的。可日子再难，我也舍不得让柱子们受委屈。大柱考上中专，小柱也考进了县里的高中。

送大柱去学校那天，我站在村口，看着他背着行李越走越远。建国点了根旱烟，扭头问我：“你后悔不？”我摇摇头，说：“只要他们好，我啥都不后悔。”

可谁能想到，生活又给我们开了个玩笑。

1982年，小柱高考那天突然晕倒在考场，被送到县医院后，医生说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事儿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们心头。为了给小柱治病，建国跑断了腿，找亲戚借钱，还卖了家里的几头猪。

小柱的病控制住了，可也没能再参加高考。他躺在炕上看着天花板，眼泪一颗颗往下掉：“娘，我没用，让您操心了。”我坐在炕沿边，拍着他的手说：“傻娃，只要你活着，娘就知足了。”

这些年，两个孩子都成了家，大柱在县里当了乡干部，小柱承包了村里的果园，过得都不错。我和建国则搬到了县城，和小柱一家住在一块儿。

2019年的腊月，我接到大柱的电话。他说：“娘，春节回村祭祖吧。”我愣了一下，问他：“为啥突然想起这事儿？”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大柱低声说：“我小时候的作业本，还在奶奶的枕头底下呢，我想看看。”

那天，我站在炕头，看着大柱翻着那些泛黄的作业本，眼里噙满了泪。他说：“娘，要不是您，我们兄弟俩早就没了今天。”

我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傻孩子，娘没做啥，都是你们自己争气。”

窗外的风吹过，炕头上的旧作业本被翻开了一页，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话：“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