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了吗？老程昨晚在村里喝酒，回来的时候鞋子都丢了，听说是被几个傣族姑娘围住了！”王建国一边啃着甘蔗，一边冲我挤眉弄眼地笑。
我抬头瞥了他一眼，没接话。心里却嘀咕，老程这人平时稳得像座山，怎么会搞出这种事？不过在这村里，也真是闲得没啥事琢磨了，连这种小事都能传得沸沸扬扬。
那是1970年的夏天，我和几个同学从江城出发，来到了南岭县的一个叫曼洱的小村寨插队落户。说是“接受再教育”，其实就是从城里调到农村来干农活。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青，刚下火车时还觉得新鲜，可没几天，就被这里的湿热和蚊虫折腾得够呛。天一黑，成群的蚊子嗡嗡直扑脸，竹楼上的老鼠半夜跑得“咚咚”响，弄得人一晚上都睡不踏实。
村寨不大，住的全是傣族人。社长安排我们几个住在一间破旧的竹楼里。楼下是猪圈，楼上勉强算是住处，房梁上挂着几件破旧的傣家筒裙，空气里混着猪粪和甘蔗的味道。第一晚，我刚躺下，一只肥硕的老鼠从梁上掉了下来，正砸在老程的被子上。老程“嗷”的一声跳起来，差点把床板都掀翻了。
老程本名叫程向阳，个子高高的，眉眼清秀，性格却有点内向腼腆。我们几个男生平时爱开玩笑，他总是笑笑不接话。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个闷葫芦，后来竟成了村里姑娘们的“红人”。
刚到村里的时候，我们连锄头都不会拿，更别说干农活了。社长安排我们跟着村里的姑娘们下田插秧。说来也怪，傣族男人只负责犁田、耙田，插秧这种活却全是女人的事。村里的姑娘们个个麻利得像泥鳅，拖着长筒裙在田埂上走得飞快。而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别说插秧，连田埂都走不好。
第一天挑秧苗，我脚下一滑，直接摔进田里，浑身上下全是泥水，连鞋子都找不着了。姑娘们看得直笑，一个叫玉梅的姑娘甚至笑弯了腰：“城里来的哥哥，田埂都不会走呀！”
老程比我强点，但也好不到哪去。他一脸认真地挑着秧苗，刚走了两步，肩膀一歪，整个秧苗连着扁担掉进了水里。村里的姑娘们笑得更欢了。老程脸涨得通红，埋头去捡秧苗，嘴里闷闷地说：“再笑，我可不干了！”
村里有个叫阿月的姑娘，性格特别开朗，干活时总爱哼着小调。她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得发亮，眼睛像两汪清泉。她对老程特别热情，每次干活，总是围着他转。挑秧苗时，老程刚挑起担子，阿月就跑过来抢着替他挑：“程哥，城里人可经不住这苦，我来帮你吧！”
老程脸一红，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可阿月才不理他，硬是把担子接过去，挑得稳稳当当。她回头冲老程一笑，露出两排白牙：“看吧，这活儿我们傣家姑娘做得比你们男生还好！”
村里的老人们看着也乐呵。社长笑着打趣说：“老程，傣家姑娘这么帮衬你，你得考虑留下来做傣家的女婿了！”
老程听了更尴尬，低头搓着手，半天才憋出一句：“别开玩笑了，我还得回上海呢。”
可谁也没想到，阿月的热情不是开玩笑。
几个月后，阿月的父母邀请我们几个知青去家里吃饭。那天桌上摆满了傣家的特色菜，阿月的父亲一边给老程夹菜，一边笑着问：“小程啊，你觉得我们傣家的生活怎么样？”
老程低头扒着饭，含糊地说：“挺好的，大家都很热情。”
阿月的母亲接话道：“那你有没有考虑过，留在咱们村里，和阿月过日子？”
老程“啊”了一声，筷子差点掉地上。他愣了好久，才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我怕我配不上阿月。”
饭后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问他：“老程，你是不是喜欢阿月？”
他叹了口气，说：“我哪敢喜欢她？我是上海人，她是傣家人，我以后还得回上海呢。”
可感情这种事，哪里是说了算的。
1972年的秋天，村里突然闹起了传闻。有人说，阿月的父亲病重，想让老程留下来，做傣家的女婿。老程听了，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一连几天都不说话。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忍不住问：“老程，你是不是在为阿月的事发愁？”
他沉默了半晌，才低声说：“是啊。我要是留下来，怎么对得起在上海的父母？可我要是走了，又对不起阿月一家……”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没多久，我接到了调令，要到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临走前一晚，我对老程说：“不管你怎么选，都别后悔。”
他点点头，却没说一句话。
离开曼洱村后，我渐渐和老程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后来也调到了别的村寨，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再后来，听村里人说，阿月的父亲去世了，阿月一个人守着家，日子过得很艰难。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到了1978年。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工作，生活渐渐步入正轨。那年春节，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是老程写来的。他在信里告诉我，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和阿月结婚了。
信里写道：“我知道你一定会问我后不后悔。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这一生能遇到阿月，应该是我的福气。”
后来，我又回了一趟南岭。见到老程和阿月时，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老程一边给我倒茶，一边感慨：“这几年，我总想着上海的日子，可现在回头看看，觉得留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
阿月端着一盘水果走过来，笑着说：“程哥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早把这当家了。”
看着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老程的选择并没有错。
今年冬天，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是老程寄来的，他说，他们一家准备搬到县城去住。孩子考上了大学，老程也打算去县城的学校继续教书。他在信的最后写道：“兄弟，这一生能遇上阿月，是我最大的幸运。”
看完信，我久久没有回神。人生的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另一种模样。
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