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打算不打算回成都？”李大奎的话在我耳边炸开，他的语气有点急，像是在逼我，又像是不明白我怎么还磨磨蹭蹭的。

我没回答，点了根烟，看着眼前的橡胶林出神。林子里雾蒙蒙的，树上挂着的胶桶滴答滴答作响，像在催人下决定。可我心里乱得很，怎么想得清楚呢？

说起来，离开成都已经快八年了。1972年，那年春天，我还不到十八岁，带着一腔热血和一张稚嫩的脸，跟一群同龄人挤上了开往云南的绿皮火车。那会儿，大家伙都兴奋，说什么“建设边疆”，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可火车开了三天三夜，越往南，天越热，心里的那股劲儿也慢慢散了。

到站的那天，雨下得瓢泼。我们下了车，又挤上颠簸的卡车，开了整整一天才到农场。站在泥泞的路边，我看着眼前一片荒凉，心一沉：这就是我们要干一辈子的地方？

农场叫勐河农场，周围是连绵的热带雨林，蚊子比拳头还大。我们住的是草棚，铺的是稻草，吃的是咸菜拌饭。天刚亮就得上山砍树、开荒，天天累得像牲口，手上磨出的水泡还没好，就又磨破了。

有一次，我干活干到一半，突然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一回头，看见一条蛇盘在树枝上，吐着信子直盯着我。我吓得腿都软了，队里一个老知青笑着说：“怕啥子，砍就是了！蛇也是命，咱也是命，谁都不容易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命这个东西，在这里是多么微不足道。

可就在这样的地方，我遇到了小朵。

小朵是本地傣族姑娘，十七八岁，清秀的脸庞晒得有点黑，但那双大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水。第一次见她，是在村口的榕树下。她正蹲在那里剥玉米，玉米粒噼里啪啦掉进竹筐里，她忽然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我愣住了。

后来才知道，小朵是养蜂队队长老吴的女儿。我借着“学习养蜂”的由头，三天两头往蜂场跑。其实我哪是想学什么养蜂，我就是想多看看她。

她性子直，见我笨手笨脚地拿着蜂箱，说了句：“你这么慢，蜜蜂都飞光了！”说完自己动手，麻利得很。她手上沾着蜜，抬头问我：“你们成都人是不是都不会干活？”我被问得脸红，说不出话来。

那天回去，我躺在草棚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的笑容。

慢慢地，我和小朵熟了起来。她总在村口的榕树下等我，问我成都是什么样的，问我想不想家。听到“家”这个字，我愣了一下，说：“想啊，可回不去了。”

她没再问，低头拨弄着手里的野花。我看着她的侧脸，心里莫名一阵酸涩。

1974年，农场开始调整岗位，我被调到了橡胶队，离蜂场远了。每次想见她，都得绕半天路。可即便再累再远，我也愿意去。

有一次，我下工后跑去找她，天刚擦黑，村里的狗狂叫不停。我刚到她家门口，就听见她母亲的声音：“小黄来了？快进来吃饭！”

她家是竹楼，楼下挂满了玉米和辣椒，楼上点着煤油灯，灯光昏黄，但暖得让人想哭。那顿饭吃得很简单，糯米饭配腌菜，可我吃得心里发热。

饭后，她父亲老吴看着我，突然问：“小黄，你是不是喜欢我家小朵？”我被问得脸一下子烧起来，低着头不敢看他。倒是小朵，笑着跑出去，说：“我去给蜂箱加点糖水！”

就这样，我和小朵算是定了下来。

1976年冬天，我和她结了婚。婚礼很简单，村里人凑了几桌，大家喝得醉醺醺的，唱了一夜的傣族歌。那一晚，看着她穿着傣族的婚服站在我面前，我突然觉得，这片陌生的土地，竟然有了家的味道。

婚后，我们承包了一片橡胶林，日子虽然苦，但有她陪着，就觉得什么都能熬过去。

可天有不测风云。1978年，国家突然下发了知青回城的政策。消息一出，农场炸开了锅，大家都忙着办手续。我站在队长办公室门口，看着一摞摞的表格，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回城，我就得和小朵离婚。可要是留在这里，这辈子可能再也回不了成都了。

这个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变得沉默，连割胶都提不起劲儿。小朵察觉到了，她什么都没问，只是在饭桌上突然说：“你想回成都就回去吧，我带着孩子在这儿，没事的。”

她说得很轻，可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饭也吃不下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榕树下，点了根烟，眼泪止不住地流。回城的手续就在手边，可我怎么也下不了笔。

第二天，我还是去找了队长，说我要回城。队长没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一张表格，说：“想好了就填吧。”

回到家，小朵正在洗衣服，看到我手里的表格，愣了一下。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继续搓着衣服。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心里空得慌。

那晚，我坐在床边，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带着孩子在田里干活的画面，全是她为我做饭时的笑容。想到这些，我突然明白了：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人。

第二天，我把表格还给了队长，说：“我不走了。”

队长愣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膀：“想清楚了就好。”

后来，我们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我带着小朵和孩子回了一趟成都，父母见了她，很高兴，说她是个好媳妇。

现在，我们已经搬到了县城，住进了楼房。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每到周末，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李大奎又问了一遍：“你真不后悔没回成都？”

我笑了笑，看着窗外的橡胶林，说：“不后悔。这儿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