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疯了？真要回去？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啥都没有了？”母亲的声音在屋子里炸开，刺得我头皮发麻。

站在她面前，我低着头，手里攥着那张体检报告，心底一片乱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我就是没法开口，没法解释清楚我心里的决定。

这事儿，要从1969年说起。那年，我刚满十六岁，初中一毕业，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们十几个同学被分到南岭公社插队，坐着大卡车一路颠簸到村口时，天已经擦黑了。

南岭是个穷地方，山多地少，村子像是被夹在山沟里，路是泥巴路，屋是石头砌成的。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拖着行李从车上跳下来时，村里人站在远处瞧着，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好奇还是防备。

“城里来的娃，能干啥？不就来吃闲饭的嘛。”一个瘦老头咬着旱烟袋，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进了耳朵。

我心里一阵发慌，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布包，那点带来的粮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撑多久。

后来，生产队长安排我们住到各家各户。我分到了李三叔家。李三叔家里穷，三间土坯房，屋里光线暗得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李婶看着我笑了笑，说：“丫头，就住西屋吧，跟咱家闺女挤一挤。”

我点点头，抱着铺盖走进屋。屋里摆着一张小床，炕头堆着一堆干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土腥味。我坐在炕沿上，心里乱得不行，想着自己好歹是从济城来的，咋就落到这种地方了呢？

可日子还得过下去。第二天一早，我跟着李婶下地干活。才知道，农村的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挑水、种地、除草，样样得靠力气。我一个城里长大的姑娘，手上没茧，肩膀也嫩，干不了几下就累得趴在地里直喘气。

“行了，你歇着吧，别给自己累垮了。”李婶把锄头从我手里抽走，笑着说，“你这细皮嫩肉的，慢慢来。”

可我心里不是滋味。晚上回到屋里，我坐在炕头上愣了半天，心里想着：不管咋样，我得学会撑下去。

转眼两年过去了，我从啥也不会的“小娇小姐”，变成了地里的“半个劳力”。挑水、打谷子、刨地瓜，样样都能凑合着干下去。李三叔家的老二德强，比我大两岁，平时干活特别利索。每次看到我挑水摇摇晃晃的，他总是抢过扁担说：“你别逞能，回头摔了谁扶得动你？”

慢慢地，他也成了我在村里最亲近的人。

那年冬天，德强用旧棉花缝了个垫肩，送到我手里：“给你肩膀垫着，别再磨破了。”我看着那个歪歪扭扭的垫肩，心里一下子暖了起来。

1974年，生产队推荐我去村里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我站在土坯墙围起来的教室里，看着一群鼻涕拉到嘴边的孩子，心里有点发慌。可李婶拍着我的肩膀说：“丫头，你行的。”

从那以后，我的日子就变成了白天上课，晚上帮着家里干活。德强也总爱往学校跑，给我送点吃的，还帮我修了个桌子。时间长了，村里人都打趣我们：“德强啊，有对象了就赶紧说，别藏着掖着了。”

德强听了红着脸跑开了，我却有点心动了。

1976年，我回城探亲，把这些事跟父母一说，家里炸了锅。母亲拍着桌子喊：“你是不是疯了？农村人有什么好？你要是嫁过去，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

父亲闷着不吭声，但眼里全是失望。

我低着头不敢吱声，心里却想着：等以后再说吧。

从城里回来后，我没跟德强提家里的事，只是说：时间还早，咱们慢慢来。可这一等就是三年。1979年，我终于接到通知，可以回城接班了。

临走那天，德强把我送到村口，塞给我一个布包：“带着吧，是咱娘给你做的干粮。”

车开动了，我回头看着站在村口的德强，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

回到家，母亲忙着给我安排工作，父亲也难得露出了笑脸。可就在体检时，医生告诉我：“你怀孕了。”

我手里的报告差点掉在地上，脑袋“嗡”地一下炸了。我不敢相信，可又只能接受。母亲看了报告，气得直跺脚：“赶紧去医院，把孩子打了！这事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咋做人？”

父亲叹了口气，背过身去不吭声。

那天晚上，我抱着枕头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背起行李，偷偷跑到车站，买了回南岭的车票。

南岭的天还没亮，我拖着行李到了李家门口。李婶一看到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丫头，你咋又回来了？”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只是把体检报告递给德强。他看了一眼，眼圈一下子红了：“你咋不早告诉我？”

那天晚上，德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他去找了大队书记，没几天，我们领了结婚证。婚礼很简单，可我心里踏实了。

婚后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德强对我特别好。1981年，村里分了个招工名额，他让我去。我摇摇头说：“这回该轮到你了。”

后来，德强进了镇上的食品厂，当起了搬运工。我呢，继续在村里教书。1985年，我转成了正式教师，德强也成了厂里的车间主任。我们攒够了钱，在镇上买了房子，总算有了安稳的家。

1990年，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城看望父母。母亲看到两个外孙，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妈错了，妈不该……”

如今，孩子们都成了家，我和德强也退休了。每次回想起当年的选择，我都庆幸自己没有放弃那份感情。

“妈，你是不是疯了？真要搬回农村住？”儿子站在门口喊我。我笑了笑：“你们搬吧，我和你爸，还喜欢农村的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