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咱俩这辈子……要是没遇见过，会是什么样？”张连花一边剥着手里的橙子，一边盯着我，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屋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吹得窗缝里直往屋里灌凉气。她的声音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我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旧暖壶，装作没听见，可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
1974年，我刚满20岁，从天津来到河北的安河县插队落户。那时候，望着村口那片光秃秃的田地，我心里想，这地方能有什么“广阔天地”？可没办法，政策来了，咱们这些刚毕业的知青，得服从安排。
安河县的冬天冷得钻骨头。我们几个知青被安排在村里的一间破旧土坯房里，屋里连个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晚上睡觉裹着又薄又硬的棉被，冻得直打哆嗦。村里的赵队长是个热心肠，见我们实在扛不住，就让家里人送来几床旧棉被，还搭了几件棉袄。别看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可穿上后，那感觉比什么都暖和。
张连花就是那个时候和我熟起来的。她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干活利索，说话也利索，总爱拿我开玩笑，说我挑水的样子像“铁匠铺里的歪锤子——看着结实，实则不中用”。我嘴上不服，心里却觉得她这人有意思，干活带劲，人也泼辣。
村里的冬天，活儿不算多，可也不轻松。清理牛圈，挑粪上地，修渠填堰，哪样都得下苦力。张连花干活从不偷懒，甚至比我们男知青还拼。可我知道，她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她常说，“咱们干活不是为了挣工分，是为了有一天能走出去。你说，天天待在这大山沟沟里，能有啥出息？”
1975年春天，村里传来消息，说上面下来了一个去县里棉纺厂的招工名额。消息一传开，整个知青小组瞬间炸了锅。大家都盯着这个名额，觉得这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可名额只有一个，谁都想要。
最后，赵队长拍了板，把名额给了连花。理由很简单，她文化水平高，干活也积极。连花高兴坏了，临走前还拉着我的手说，“等我进了县城，回头一定给你写信。”
可人算不如天算，她走了不到两个月，又败兴而归。原来，厂子只招非农业户口的人，连花是农村户口，结果被刷了下来。那天她站在村口，脸上挂着笑，可眼睛却红红的。
“没事儿，命不好呗。”她笑着对我们说，“回来还能陪你们这帮‘歪锤子’一块干活，挺好。”
我心里难受，可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那段时间，她话少了很多，干活也没了以前的劲儿。赵队长看在眼里，就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说是村里木匠李大福，人老实，有手艺，日子不愁过。
我听了心里不舒服，可又不知道咋劝她。谁知道连花却一口回绝了赵队长，说，“我还想再拼一拼，不想这么早认命。”那天，她站在田埂上，迎着夕阳，语气轻轻的，却像一把锤子敲在我心头。
1976年，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连花依旧是那个连花，干活麻利，嘴上爱逗趣儿，可我能感觉到，她比以前更加执拗了。她开始主动找村干部帮忙，想办法争取每一个招工的机会。
可天不遂人愿，机会一次次擦肩而过。那年冬天，她终于松了口，对我说，“我看着这天，心都凉透了。”
没多久，她接受了赵队长的提议，嫁给了木匠李大福。婚礼那天，她穿着红嫁衣，站在炕头上给长辈磕头，笑得很灿烂，可我总觉得那笑里藏着几分苦涩。
婚后，连花的日子看起来过得还算平稳。李大福是个实在人，对她不错，可我能看出来，她的心早就不在这个村子里了。有一次，她偷偷对我说，“我也想回城，可现在这日子，回不去了。”
机会是1980年春天来的。那年，政策突然有了变化，农村知青可以通过离婚迁回城镇户口。连花知道后，直接找到我，眼睛亮得吓人。
“我想离婚，我要回天津。”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愣住了，问她，“那大福咋办？你真舍得？”
她低下头，沉默了半晌，说，“他是个好人，可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儿。我不甘心。”
那个春天，连花真的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天津。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到村口，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土路上，心里像被人掏空了一块。
日子一晃就是十几年。1997年，我已经在村里扎了根，日子过得平平淡淡。那一年，我突然收到连花的信。她说她在天津的日子过得不错，孩子也出息了，可她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信里还问我，“你还记得当年我问你的话吗？咱俩这辈子，要是没遇到过，会是什么样？”
我看着信，心里五味杂陈。后来，我回信告诉她，生活没有后悔药，咱们都得往前看。可写完信，我却忍不住想起她当年的样子，那个站在田埂上迎着夕阳的姑娘。
2005年冬天，我听说连花回村了，是回来祭祖。那天我特意去村口等她。她远远地看见我，笑了笑，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张，咱俩这辈子，真挺不容易的。”
她的话让我愣住了，心里却升起一股暖意。
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冬日的寒意，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释然。我看着她，忍不住笑了笑，说，“不管咋样，咱都没白来这一趟。”
她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却什么也没说。
后来，她带着孩子离开了村子，而我，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每当想起她，我总会想起她问我的那句话。
“要是咱俩没遇见过，会是什么样？”
我想，可能会不一样吧，可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