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年第1期，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日前，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古籍有效利用，推进古籍数字化，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细化。“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 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 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支持古籍数字化重点单位做强做优，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 共享。统筹古籍数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积极开展古籍文本 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入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 告》。不难看出，《意见》是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细化，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应该说，国家对古籍的 保护利用一直都比较重视，但像今年这样浓墨重彩却前所未有。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古籍工作确实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对此，笔者深有体会。

近年来，因为曾在北京大学从事新媒体及大数据的研究工作，笔者对互联网以及数据库比较熟悉。又因对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颇有兴趣，就利用网上的多种古籍数据库对部分经典唐诗及其争议 作了一些考证和辨析，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撰写了 30 多篇共计 40 多万字的论文，并结集出版了 《唐诗正本———大数据视域下的唐诗新考》( 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21 年 10 月) 。

之所以能够获得学界的认可，应该主要是因为这些论文确实有很多全新的发现，甚至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疑难杂症”。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中的“衰”字应该怎么读，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应该读作shuāi，有人认为应该读作 cuī，甚至不同版本的《语文》教科书都各执一词。之所以长期争议不断，主要是因为两种观点都不能自圆其说: 若读作 shuāi，全诗押韵了，但流传下来的古代韵书灰韵中没有“衰”字; 若读作 cuī，与尾句的“来”字又不押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在各种古籍数据库中对此诗进行了全面的检索，获得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其中很多信息是近几十年来其他学者未曾引用的。基于这些新的发现，笔者得出了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而且能够自洽的结论: 《回乡偶书》中的“衰”应该读作 shuāi，灰韵中之所以没有这个字，是因为宋人在修订韵书时把灰韵中的“衰”字删掉了，只保留了支韵中的“衰”字。唐代的韵书早已无存，流传下来的韵书都是宋代以后的。关于这一观点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考证研究中，笔者还发现了很多经典唐诗在流传中出现的严重讹误，比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遥看瀑布挂长川”中的“长”讹为“前”; 杜甫的《望岳》，“会当临绝顶”中的“临”讹为“凌”; 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初日朗高林”中的“朗”讹为“照”; 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胡儿琵琶与羌笛”中的“儿”讹为“琴”; 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中的“黄沙直上”讹为“黄河远上”;张继的《夜泊松江》，“江村渔父对愁眠”中的“江村渔父”讹为“江枫渔火”，诗题也讹为《枫桥夜泊》，等等。这些重要讹误的认定绝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基于大量的古籍版本以及相关文献。除这些前人未经发现的讹误外，笔者还发现了很多前人在考证辨析中的错误判断，比如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里，“竹径通幽处”的“竹”讹为“曲”，是始于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刊刻的《常建集》，但笔者查验发现，汲本《常建集》仍为“竹径通幽处”，毛氏并未窜改此字，而明朝中前期的很多文献版本已经讹为“曲径通幽处”，余嘉锡的“‘曲’字为毛刻之误，审矣”之说虽然斩钉截铁，实则大错特错。再如崔颢的《黄鹤楼》中，“昔人已乘白云去”讹为“昔人已乘黄鹤去”，主流观点认为始作甬者为王安石，因为王氏辑编的《唐百家诗选》此句中为“黄鹤”; 笔者查《唐百家诗选》清代以后的多种版本，此处确为“黄鹤”，但在国家数字图书馆的两种宋本中却为“白云”，这说明王安石并没有窜改，而是被后人窜改。

笔者能发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占有的文献远远多于前人。就拿《黄鹤楼》的考证来说，之前有多位学者曾经涉足，比如 2017 年第 6 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人文社科版) 》曾发表罗漫的论文《＜黄鹤楼＞诗案的千年偏误及其学术史的警省意义》，此文列出的参考文献有 18 种，均为当代的出版物。而笔者引用的参考文献仅古籍版本就有72 种，包括 1 种唐写本( 即敦煌卷子) ，7 种文献的 9 种宋本( 即《唐百家诗选》《才调集》各 2 种，《河岳英灵集》《唐文粹》《苕溪渔隐丛话》《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太平寰宇记》各 1 种) 。宋太宗手书碑刻，也是宋代的文物。另外，还有两种现存日本和朝鲜的古籍版本。罗漫就认为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最早把“白云”改成了“黄鹤”，之所以判断失误，主要就是因为他所占有的文献版本太少、太近。余嘉锡关于“竹”与“曲”之误，也是这个原因。

校勘考证，版本是基础。获取的版本越多、越古，判断就会越准确。而古籍的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检索功能的完善，为文献的获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前人考证唐诗的论文，引用古籍版本超过 10 种的都很少，而笔者平均每篇论文引用的古籍版本约有60 种。由于占有的古籍文献很多，笔者能够率先利用大数据进行考证，并对同一古籍文献进行多版本的比对。由于获取的古籍版本太少，很多学者甚至完全没有版本意识，以为同一文献的内容不会因版本而异，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因无心的失误，或为有意的窜改，古籍文献的每一次重新刊刻都可能产生文本的异变。

中国的古籍数字化工作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已初具规模。仅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可供查询的数字古籍就达十几万种，包括英藏和法藏的敦煌遗书等珍贵古籍文献的实物照片。有了这些数据库，用关键字一搜索，相关的文献瞬间就会涌到眼前，这是传统的手段所无法比拟的。那种区别就像是: 一是用古代的罗盘找方向，一是用现代的“北斗”( 软件) 来定位———无论是效率，还是精确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古籍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但保存和利用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收藏业界及有关部门。虽然“纸寿千年”，但在历经数百甚至上千年之后，纸质会因碳化而松脆，每次翻阅都会造成损坏，因此很多稀有的古籍版本都是深藏高阁，向不借阅。比如《唐百家诗选》的两个宋本，一直藏于国家图书馆，借阅过的人肯定寥寥无几。几年前，国家曾推出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但成本仍然不低，发行量也很少。而古籍的数字化，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古籍，也极大地提高了利用率。一劳永逸，两全其美，可以说古籍的数字化是古籍文献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一次革命，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几十年来，我国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在考证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很多古籍，包括考校类的文献，都存在很多的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考据手段传统及研究方法落后造成的。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古典文献研究，是未来古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我甚至觉得，在古籍数字化及各种专业数据库建设基本结束后，在全新的文献信息资源环境下，古籍整理工作应该重新来过。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古籍的保护利用，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当然也要与时俱进。令人欣慰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有了及时、全面、科学的《意见》。这既是古典文献工作者之幸，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