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一战之后，郑洞国率部走出城准备投降。
郑洞国心里很不甘心，也很羞愧，他都做好被人民解放军鄙视、辱骂的思想准备了。
不料一出城，就碰到萧劲光、萧华两个人，这两个人对他十分亲切，一点也不倨傲，也不轻蔑。当晚，他们在指挥部为郑洞国举行宴会。
郑洞国本来就是个少言寡语的人，这两杯下肚，更是连话都不愿意多说。萧劲光、萧华看到郑洞国一脸的不高兴，依然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他们还是很客气地跟郑洞国打招呼，就像是在跟自己的老朋友打招呼。
郑洞国低着头，默默地喝酒，一言不发，但内心深处，却是充满了感激。经过短暂的思想挣扎之后，他起身对两名将军说："数月来，我从未尝过如此丰盛的一餐，对你们的盛情，不胜感激。我在国民党干了二十多年，这一次不成了，当然要听天由命；至于那些想要回家的将士，还请允许他们离开。”
萧华向郑洞国保证，他会安排好自己的部属，并向他们说明了我党的政策，愿意回乡的，组织上会尽量送他们回去，愿意留下的，就不计较过去的恩怨，给予同等待遇。
吃完饭，萧劲光向郑洞国打听以后的计划。郑洞国面色凝重，沉声道：“首先，我不会在报纸上发表任何言论。第二，这次的晚宴，我就不去了。”
萧劲光、萧华一口就同意了，还亲切地请他到哈尔滨去走走，好好看看，以后也能为老百姓出一份力。
郑洞国一口回绝：“我就是想做一名普通的百姓。”
两名将军并不担心，而是委婉地说道：“如果你不想干活，可以休息，也可以读书，你自己选吧。”
萧劲光、萧华两人的建议正中郑洞国的下怀，他决定先进修一阵子。他带着几个部下，到哈尔滨解放地区，在那儿待了3个月。
至于郑洞国为何不肯入党，根据郑洞国后代的回忆，并非郑洞国有意与国民党勾结，而是越不过自己的道义底线。
他出身湘西，是一名爱国志士，在革命年代，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孙中山的学生。起初，他之所以参加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党派之争，而是因为他想报效国家。
他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军官，用自己的方式在抗日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
对于郑洞国来说，加入共产党就像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昔日的战友。
战争结束后，他到哈尔滨，无意中了解到，当长春被解放军围困时，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总理，曾经写过一封信。
信上说，中共解放大陆大局已成定局，并请他参加解放军，同吴化文、曾泽生等人一道，为祖国的解放做出贡献。但最终，这封信还是没有送给郑洞国。
长春一片混乱，他所在的指挥部到处都是枪声，信也不见了。
郑洞国听了周总理的来信，很是感动，这也是他后来参加新中国的一个铺垫。
当时在国民党，蒋介石就经常把共产党贬得很惨，认为他们是落后的、不是“正统”的、是匪类的。
但是郑洞国记得，他在长春被打败的时候，东北解放军军团长与政委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两个人都下了车，热情的和他握了手。
当晚三人聚餐时，也对郑洞国说明：长春实行经济封锁，目的是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争取长春的和平解放。
二人当晚对他的关心，被郑洞国默默地看在眼中。他对蒋介石所说的中共，产生了一种疑虑，决心要再认识、再了解。
郑洞国是在叛变后由国民党军官调往中央后方解放区时，开始还有些胆怯。
在国民党战争中，被抓的中国人，大多被关押起来，不留活口。西安事件中，杨虎城一家受到的对待，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郑洞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当地的党员并没有因为他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就对他进行刁难，反而很是热情地带着他到处走走，和他聊着天。
哈尔滨解放区作为东北解放区的中心重镇，担负着巩固地方政权，恢复经济，支持前线作战的重要任务。郑洞国能够被调到这个地方休养，就已经说明了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解决解放区的发展问题。在当地强调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废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保证了他们的生活。
郑洞国率军辗转数个国民党统治区，也没有见过当地生机勃勃、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郑洞国在田地里辛勤的工作着。他一直住在哈尔滨，一直住到1950年。
1950年10月，郑洞国抵达北京，并被周总理亲自接待。听说周总理对他念念不忘，他心里也很感动。所以，郑洞国高兴地去了。
这一天，黄埔军校的教官聂荣臻也来了，周总理一见到郑洞国，立刻站起来，和他握手，“欢迎光临，好久不见，真是太好了。”
郑洞国也没有料到时隔多年，周总理依然对自己一如往昔，顿时如同犯了错的小孩一般，老泪纵横。他收拾好心情，歉然道：
“周总理，先生的教诲，我已经忘记了数十年，长春解放前夕，你还亲笔给我写过信，我对你，对共产党的宽容，都表示感激。”
周总理原谅了他，并劝慰他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以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众人坐定以后，周总理向郑洞国问道：“你在北京认识什么人吗？”
郑洞国说，他还有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名叫李奇中，如今也在北京。周总理也知道，这位是国务院的顾问，所以没过多久，就有工作人员将他叫了过来。一见，两人便亲热起来，围成一圈，十分热闹。
吃饭时，周总理还亲切地向郑洞国打听他的家境，并询问他对未来的计划。郑洞国琢磨了一下，就说自己年纪大了，准备回去种田。
李奇中打趣道：“行啊，你在老师年前也敢称老？”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总理收拾好心情，开始向郑洞国说明自己的计划：
“你是起义军的将军，哪有回乡种田的道理！而且，还不到五十岁，时间还很多，我们的祖国才刚刚起步，我们的工作还很多。”
郑洞国很是感动，也很高兴的答应了下来，说他要回上海接受治疗，然后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周总理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他先回去休息一下，等他恢复了再说。1951年冬天，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给李奇中，谈到他亲眼见证了国家的发展，他也感到非常高兴，所以他打算趁着过年的时候回北京。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在国务院接见了郑洞国，他也坦率地讲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周总理看到郑洞国如此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于1952年6月将郑洞国一家迁往北京，并委任其为水利部门的参事。
1952年6月，郑洞国离开家乡，到北京任职，出任水利委员会的参事。
1954年，郑洞国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时，忽然接到一封烫金的红色请柬，他拆开一看，上面写着毛主席要在中南海丰泽园设宴款待他。郑洞国有些兴奋，也有些忐忑，他跟毛主席没有任何交情，也就是在会议上见过一次，但从来没有单独见面过。
郑洞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心情，竟然会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宴会。不幸的是，在毛主席宴请的那一天，由于某些特别的事情，郑洞国姗姗来迟，他一进屋，贺龙，叶剑英，鹿钟麟等人就都来了。
“郑洞国，你真是个好名字。”董学斌一进门，他就站了起来，跟董学斌握了握手，用湖南话道：“你真是个好名字。”
郑洞国跟屋子里的人并不熟悉，所以显得很拘束，毛主席看到他，主动问道：“想抽根烟吗？”
郑洞国道：“抽。”说完，他从毛主席桌上的烟盒里摸出一根烟来，毛主席的动作让郑洞国大吃一惊，他擦了一根火柴，起身为郑洞国点燃了一根香烟。
他早就听人说过，毛主席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多么的谦虚，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以前看过的毛主席的书，都变得栩栩如生了。原来书上的东西，都是真的。
随着谈话的进行，郑洞国越来越觉得毛主席能够领导新中国，并不是巧合，也不是侥幸，而是真正的历史，也是所有人都做出的决定。
当毛主席向郑洞国询问家庭状况时，他很诚恳地回答说：「我儿子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不久，目前在沈阳一家建筑单位上班。家里人都很好。”
毛主席点头：“你的家人过得很好，现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了。你五十一岁了？看起来年纪不大。”
郑洞国这些年已经想通了，所以他对工作很有激情，立刻表示自己会为国为民服务。他很早就问毛主席：“毛主席，您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是怎样的？”
毛主席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弄得一愣一愣的，看了看郑洞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又不是天生的知识分子。当年学了马列主义就到了煤矿里，跟那些矿工们打了招呼，他们不买帐。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终于想通了。我现在都在煤矿工作了，还装出一副书生的样子，说明我的立场还没有完全改变。”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当我们的位置改变了，我们的架子就不那么大了，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很容易的。”
郑洞国事后回忆，在饭桌上，毛主席跟他说了很多话，他都忘了，只记得这一次的对话。也就是这一次与毛主席的对话，使郑洞国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从此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郑洞国来到北京之后，曾任傅作义的顾问，当时傅作义是水利部的部长。郑洞国利用空闲的时间，写信给陈碧莲，希望她也能来北京，但是都没有回音。
之后，陈碧莲给回了一封信，要跟郑洞国离婚，并附上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郑洞国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尽管心里很不理解，也很不愿意离开，但他还是咬着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陈碧莲为什么要跟郑洞国离婚？陈碧莲与郑洞国离婚后，与一名陈老板结婚。陈碧莲的这一决定，让陈碧莲悔恨终生，结婚没多久，陈老板就病逝了，失业的陈碧莲，日子过得很艰难。
陈碧莲在老年时就有了复合的念头。郑洞国娶了陈碧莲之后，陈碧莲对覃腊娥的一双儿女也是很好，做了一名合格的妈妈。郑洞国的几个孩子和孙女，都是支持郑洞国与陈碧莲复合的，毕竟他们都知道，郑洞国曾经有多爱过陈碧莲。
郑洞国不管儿子、儿媳妇，还是孙子的劝说，都不肯，他告诉儿媳妇焦俊保，“有她在，我的月薪也就够她十天的花销。”
焦俊保劝道：“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了，你的薪水也很高，绰绰有余。”
郑洞国在那个时候的地位很高，薪水也很高，所以郑洞国只是找了个理由，陈碧莲跟郑洞国离婚后，就嫁给了陈老板，这让心高气傲的郑洞国颜面尽失，哪里还会和陈碧莲和好？
郑洞国并非薄情寡义之人，知道陈碧莲独居，孤苦无依，郑洞国便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面，得到了全国政协的重视与关心，陈碧莲被调往上海文史资料馆任职。
虽然两人并没有在一起，但两人都很在意对方，郑洞国虽然不能亲自出马，但却让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在闲暇的时候，经常会来上海看陈碧莲，给她送点礼物，送点钱。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因病死于北京，终年88。郑洞国在弥留之际，显得很平静，他告诉身旁的亲人：「我戎马多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为我伤心，好好活着吧。」在许多黄埔将校中，只有郑洞国与杜聿明二人，是海峡两岸共同悼念之人。
郑洞国膝下郑安飞、郑安腾二子。
他们均为郑洞国的原配夫人覃蜡娥所生。
郑安飞和郑安腾在1948年被蒋介石派往台湾留学，蒋介石并没有想挟持人质，而是因为郑洞国被围困在长春，蒋介石认为郑洞国一定是战败自杀了，所以特地拨款，将郑洞国的两个儿子送到台湾念书，实际上，这也是蒋介石奖赏郑洞国“殉国”的一种奖赏。
1948年10月，长春，郑洞国将军投降；当时，国民党宣布郑洞国“殉国”，郑安飞和郑安腾身为台湾学生，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两人商议后，决定让大儿子郑安飞去长春对他的父亲郑洞国进行“收敛”，让他的弟弟郑安腾继续在台湾念书。
却不想，这一别，就是永远。
郑安飞到达长春后，当然得知自己的父亲不仅没有死去，而且由于自己的主动请缨，成为了一名革命英雄；所以郑安飞选择了留在大陆，和父亲住在一起；但自此之后，郑洞国和郑安飞、郑安腾都失去了联系，一人留在台湾。
20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重新沟通之后，郑洞国曾派人去台湾找寻郑安腾，却始终未能寻到郑安腾。这也就意味着，郑安腾和郑家，在1948年10月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是不是蒋介石的怒火，他就不得而知了。
郑安飞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并被派往东北工作；1977年，郑安飞夫妇因照顾年迈寂寞的郑洞国，被调往北京任职。直到1998年春天郑洞国因病去世。
郑安飞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甚至还带着几分怯弱和木讷。
据郑安飞的儿子郑建邦回忆，1980年代，郑安飞与他的爸爸郑洞国，常常一次就是几个钟头的面对面，什么也不说。
然而，郑安飞敢于为“妈妈”陈碧莲和郑洞国复婚，与郑洞国多次争吵，可见郑安飞为人虽然老实本分，胆子小，性格木讷；不过他还是很讲义气的。
事实上郑安飞与儿子郑建邦一直在照顾陈碧莲的生活，所有的开销都由郑安飞和他的儿子出，直到陈碧莲小姐在2006年过世。
陈碧莲死的时候，郑安飞已是八年前死的。
郑建邦，郑安飞的大儿子，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80年代早期到北京一所大学教书；1985年后，郑建邦先后任民革中央宣传部干部、主任科员，民革中央宣传部副处长；郑建邦，43岁，于2000年出任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
从2018年起，郑建邦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此外，他还兼任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等多个职位。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任职政协副主席，那可是副国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