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是我下乡在吉林延吉三道的第二个年头，四月底正忙着春耕，队里安排为地里送肥，忙乎了一阵子，觉得腰酸背痛，尿频乏力，于是去了公社卫生院看病，检查结果：尿常规红血球一个加、尿蛋白三个加；血常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都高，院长杨大夫建议我去延吉市中医医院找林医生作检查治疗。
延吉市中医医院的林医生真厉害，不用化验，仅用三根手指搭脉就能断定我的病况，他不仅说出了与三道卫生院化验一样的结果，而且确诊我的病是由混血性球菌感染引起的肾盂肾炎。他开了几天的消炎药和两周的中药，让我回家按要求服用。两周后我感觉好些，血检基本正常，但尿检的蛋白尿还是三个加，于是我又去了延吉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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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挂了林医生的号，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大家很照顾我这位来自130多里路的知青病人，晚来的给先看了。医生搭完脉后他对我说：“孩子，这个病是不能受累、受凉的，要休息一段时间。你们知青的生活太难了，你还是回家治病调理吧”。他又给我开了一周的中药，并开了张病情证明，去院长室盖了章，让我拿着它去县知青办开病退证明，赶快回上海家搞病退吧。我点了点头，当天就去了龙井的延吉县知青办。
回到集体户我就着手准备了。这次生病，在生产队里预支了30元，公社知青办补助了15元，加上我手头的10元，一共55元，看病办事已用去了35元，显然剩下的20元是不够买车票的。自从我在延边插队，给家里添了很多麻烦，我不能再问母亲要钱了，只能学逃票回家搞病退了。我选择的回家路线是从安图坐图门到长春的列车先到吉林，然后转车去沈阳，再坐沈阳到大连的列车，最后买张大连到上海的船票。我把买船票的10元钱藏在毛衣的袖口内层，其他的钱分几处藏好，路上只带个书包，县病退证明、医院诊断书和检查报告就放在书包内层有拉链的口袋里。
吃完了最后一付中药，第二天6月2日下午，我搭上了林场的拉木头车到了安图，听说火车每次过安图站都会查票，所以我买了张到亮兵台的车票，晚上坐上了由图们到长春的列车。长图线的火车是慢车，每个小站都停，过了亮兵台我就提心吊胆了，只要看到远处乘警或乘务员，就提前走开或藏在厕所里。列车走走停停，过四平站了，还有五、六站就要到吉林了，犯困的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有人叫醒了我，让我把票拿出来，没票的我刚向他们说明，可是这些长春段的列车员一听我是上海知青，就不听我的解释了，到了下一站凶巴巴地把我推下了车。
“下就下吧，何必这么凶神恶煞，难道你家没有知青吗？”我回过头愤愤的说。走进候车室，只听见售票处的窗“吧嗒”的一下被关了，看着挂在墙上的小黑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列车靠站的时间，这是个小站，一天只有两列开往长春方向的慢车。“倒霉，只能等明天白天的车了”，我叹了口气，坐在候车室脏兮兮的椅子上。东北六月初的凌晨真冷，只能小跑取暖，跑了一会肚子又饿了，逃票的滋味真不好受，我第一次体验了什么叫饥寒交迫。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又被一阵嘈杂声吵醒了，一看售票处开始排队买票了，买票的人还真不少，原先打算买一站路程的车票先上车的我改变了主意，从小站没有围栏的地方走了进去、藏了起来，等到火车到了，迅速走上站台，找上车人最多的车厢挤了上去。上车后才感到后怕，如果因没买票上不了车，那我又要在这小站等半天了，感谢上苍的保佑。为了逃避查票，我靠在车厢中间的车椅上，再也不敢走神，两面张望、提高警惕、随时躲避。列车行驶了近2个小时，也没有查票，吉林站到了，我下了车，没出站，等着坐吉林到沈阳的列车。
我在车站里的游动食品车上买了两个面包，喝着车站的过滤水，肚子总算填饱了。车站里遇到了一位在吉林四平梨树县插队的上海徐汇区知青李军，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到沈阳后可以找车站的京津沪知青办，他们会帮你解决问题的。他说他就是说自己是从上海探亲回吉林四平时钱包和行李被盗，后来知青办给了他回四平的路费，叫我到沈阳也试试，我们还互相留了姓名和地址。
上了吉林直达沈阳的列车，中途查了一次票，我被查票员带到了列车长办公室，我向他们说明我是回沪病退的上海知青，没有钱买回家的车票，准备去沈阳京津沪办公室求助，并给他们看了县里的证明。这趟列车是沈阳段的，沈阳人和长春人对上海知青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很同情我的不幸，列车长不但没让我下车，而且到了终点站沈阳，还叫列车员送我到车站的京津沪知青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我就按四平知青李军教我说的，说自己从延吉病退回沪的路上，钱包行李被盗，现想坐火车到大连再坐船回上海，希望能得到知青办的救助。当我拿出病退证明时，没想到里面夹着李军写的字条，知青办的人看了后脸色明显有了变化，似乎在说，你是昨天来过的李军同学叫你来的吧，“我怎么会这么糊涂，竟把病退证明和李军写的字条放在一起呢？”我很自责很郁闷。我没有得到李军的待遇，只是三棵树到上海的列车要进站时，他们打开了办公室的后门，让我上了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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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至上海的56次列车是“强盗车”，我挤在上车的人堆里钻上了列车。这时已经午夜了，大家都在休息，有的靠坐在椅子上或车桌上打盹，还有的就站在车厢过道上打盹，我在三人椅子底下铺上几张报纸，卷着腿在上面睡觉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从迷糊中醒来，便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一看，火车快要到山海关了，要进关了，该查票了。！
果然不出我的意外，过了山海关就开始查票了，由于车上的人很多，旅客们很同情我这位病退知青，他们没有检举揭发，反而用身子掩护着我，使藏在长椅下的我躲过一劫。俗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第三次查票，在济南的前一站德州，我去洗手间方便回来时，被查票的乘警碰个正着，列车长请我在济南站下车，去找当地知青办。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铁路工人出了站，却再也找不到进站的地方，只能花钱买一张到晏城的车票，坐上了济南到南京的慢车。当我看到列车长领着乘警在车厢头查票时，我就退到乘坐的车厢尾，因为慢车停的站多，只查了车厢的一半，列车就到下一站了，这时我马上下车从站台回到我们的车厢头。这个方法不错，因为检查过的车厢是不会再检查了。到了徐州，无聊的我下车逛了一圈，上车时与列车长撞了个满怀，他以为我没有票想上车，无法辩解的我只能在他的注视下离开了站台，跟着一群下班的铁路工人从他们的专用通道出了站，这次我记住了这个进出口。
徐州位于江苏省，与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三省交界，那时是一个乱、脏、杂无人管辖的地方，车站周围要饭的人很多，我在车站饭店买了一碗面，才坐下来吃了两口，就被要饭的乞丐冲上来舔了一下，之后他还呲着大嘴对我傻笑，吓得我转身就走。徐州这地方可不能久留，得赶快走。得知傍晚有一列从天津发车到南京的普快要经过徐州，趁铁路工人交接班的机会，我混进了车站，找到了站台，帮着一位老大爷提着行李，混上了列车。
列车行驶了两个小时，我被列车长在安徽宿县请下了车。宿县处于淮北，地方也很穷，但路边的小吃还蛮便宜的，1毛钱能买上当地的特色煎饼(含薄脆和鸡蛋)，五分钱能买满满的一碗豆腐脑或半个大西瓜……虽然也有要饭的，却没见明目张胆抢的。那晚我吃的饱饱的，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垫着脱下的毛衣当枕头睡了，这一觉谁的真死，醒来已经早上9点钟了，忽然发现戴在耳朵上的近视镜不见了，顿时紧张起来，但看到背在身上的书包和藏钱的毛衣都在，才松了口气，看来眼镜是自己熟睡时不小心掉在地上让人捡了。
宿县的车站里里外外有好多人啊！原来是附近发大水了，很多人扛着行李在撤离，其中不少的是知青。列车停在站台，不见下车人，只有上车人。车好不容易开动了，一起走的有人上了车，有人还在车下；有人把行李从车窗扔进了车厢，人却还留在站台上；火车声、叫声和哭声混杂在一片。
北京到上海的快车到站了，我总算挤上了车，上车的人心情都很浮躁，而我的心却暂时安定下来了，因为这么拥挤的车厢列车员和乘警已经无法查票了。看着列车过了一站又一站，望着一批一批的旅客下了车，我又担心起来，“我应该从哪个站下车呢？到上海，肯定不行，因为那里没法出站，你一定会被车站的巡逻队或检票员逮住送车站派出所，到时家里来人补个全票加罚款不算，还可能会反映到母亲的单位，那问题就严重了；要不去补个苏州到上海车票吧，可是哪个列车员会相信你是从苏州站买不上车票上车的？
正当我犯愁时，遇到了在宿州上车的南京知青，“知青见知青，两眼泪汪汪”，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没有钱买车票，让我不用担心，跟着他们出站就是了，还为我出了个主意，到南京后买一张重庆去上海的船票，南京到上海不远，船票不会贵的。“谢谢，谢谢”，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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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站到了，跟着他们不知不觉的出了站，其中两位热情的南京知青把我送到了中山码头，还要掏钱给我买船票，被我婉言谢绝了。我掏出了缝在毛衣袖口里的10元钱，买了张3元5角的五等舱船票，剩下的钱我们在码头饭店吃了顿便饭。
长江轮到了，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半小时后又启航了，站在甲板上，凉风吹拂着我的脸庞，望着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看着渐渐离去的南京古城和横跨长江的南京大桥，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凄美哀婉的南京知青之歌。长江轮顺流而行了十几个小时，6月9日上午到达了上海公平路码头，经过七天六夜的风险和拼搏，我终于回到了上海的家。
逃票回家的路太心酸、太辛苦；延吉中医医院的林医生太神奇、太高明了；为病退而逃票的我，紧张劳累了一周，竟然在几天后的上海病退体检时，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以后的两次复查还是正常，我的病退梦想没有实现。在以后插队的日子里，我再也没逃过票，但是这段逃票的回忆，却牢牢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本文来源老知青家园，感谢何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尹永林，69年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中心大队插队，79年上海市四平中学数学教师，至退休。曾获上海市虹口区教师园丁奖，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优秀辅导员。热爱写作，文章多有发表，受到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