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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在转眼间，时间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年我们离开陕北回北京的那段往事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每当回想起那段往事，我的心里就如打翻的五味瓶，真的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1978年初夏，我们五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五个知青点集中到了一个知青点，在陕北插队落户九年多，我们一直都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也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我们却迟迟没能招工回城。

为了便于管理，公社干部把我们都集中到了刘家圪台大队第一生产小队的知青点，我们五名知青的名字分别是吴东亮（我本人），徐建宁、张德成、王胜利、孙志国。

一队的刘东升队长是一位很淳朴很善良的人，他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照，鼓励我们多参加生产劳动多挣工分，要把日子过红火了，还把他家老母猪下的小猪娃给我们送来一头，让我们喂养。

因为我的父母还在接受审查，我是问题比较严重的黑五类子女，那年的高考我就没报名，我担心过不了政审这一关。王胜利和孙志国没想这么多，他俩报名参加了高考，结果那年政审一点都不严格，就是走了一个过场，王胜利考上了上海工业学院，孙志国落榜了。

王胜利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整理好自己有用的生活用品，把他那个木箱子和一些带不走的物品都送给了我，他带着铺盖和换洗的衣服直接去了上海。王胜利上大学了，我们四人都着急了，拼了命地复习功课，都卯足劲备战下一年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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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刘队长给我们安排了轻松的农活，我和孙志国在牲口棚帮忙喂牛垫牛圈，夜里睡在牲口棚打更。一天也就干半天的活，剩余时间就能安心复习功课。徐建宁刚来陕北插队就分派在了刘家圪台大队第一生产小队，他算是一队知青点的老人了，刘队长就让他为生产队放羊，十来只羊赶到山沟里，羊自己吃草，徐建宁就能看书学习。

张德成虽然天天跟着社员们下地干农活，刘队长就让他干半天歇半天，队里也不少给他记工分。也有个别社员有意见，刘队长就对他说：“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咱应该给北京知青提供方便嘛，你要是能考大学，我也让他歇半天，工分照给。”刘队长一席话，有意见的社员也就无话可说了。

一晃就到了1979年初夏，就在我们去招生办报名的时候，招生办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报考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周岁以内，超龄人员不能报考。这个新规定不亚于晴天霹雳，我们都惊呆了，徐建宁当时就圪蹴在招生办门口抹起了眼泪。

就在我们准备回刘家圪台时，那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插队知青都可以回城了，你们也抓紧时间办理回城手续吧。”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情就如空中的乌云突然散去一样，顿时晴朗起来。问清楚了办理回城手续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路高歌，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刘家圪台。

回到村里，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刘队长，刘队长很高兴，他说你们几个娃娃总算熬出头了，再也不用受苦了。刘队长带我们找到大队书记，大队书记亲自在我们回城审批表上一一盖章，还分别为我们开具了证明信。

办好了回京的手续，张德成提议说：“这马上就要回北京了，咱们干脆把那头猪杀掉，犒劳犒劳肚子里的馋虫，顺便庆祝一下，也请刘队长来吃一顿。”我觉得不妥当，就说道：“那头猪才几十斤，还没长大，杀掉白瞎了。再说了，小猪娃还是刘队长送给咱们的，也没要咱们一分钱，这头猪咱们不能杀，应该送给刘队长，让刘队长养大了卖点钱，他家的日子也不富裕。”

听了我的话，张德成也觉得在理，我们四个人都同意把那头猪还给刘队长，我们剩下的口粮，也打算给刘队长家一部分，再给家庭贫困的老乡家分一分。当我们把大半袋子玉米、半袋子谷子和那头猪还有两个木箱子送到刘队长家时，刘队长很高兴，还让他婆姨拿出钱来，非要给我们钱。

离开刘家圪台大队的前两天，我们杀了两只公鸡，买了两瓶烧酒，买了三斤豆腐，请刘队长到我们知青点喝了两盅烧酒，也向刘队长表达了感激之情。刘队长却笑着说：“哈呀！你们都是我的娃娃，说什么谢哩。你们不用受苦了，我比你们还高兴哩……”

我们离开刘家圪台大队的前一天中午，刘队长让他婆姨包了饺子，也杀了一只大公鸡，为我们饯行，他说我们吃了公鸡肉，就能步步高升，以后保准都能当上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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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午饭后，我们回到知青点，把用不着的生活用品都弄到院子里，我们的旧衣服破被子也都拾掇出来，准备付之一炬，烧掉霉运，好轻装上路回北京。就在张德成划着火柴的时候，刘队长恰巧赶来了，他大声吼道：“哈呀！这可不敢哩，这好好的东西，咋能烧哩……”

看看院门口有看热闹的乡亲们，刘队长就对大家说：“大伙都来看看，谁家需要就拿去嘛……”刘队长话音刚落，围观的乡亲们呼啦一下子闯进院子来，那一大堆破旧的生活用品转眼间就被大家抢光了，就连我那双补着好几个补丁的解放胶鞋，也被一位大伯拿走了，那位大伯还对我们说了感谢的话，我们又送给了一把锄头和一个土筐。随后还有赶来的乡亲们，我们的镢头、铁锨等农具也都分给了大伙。

幸亏刘队长及时阻止了我们，我们才没把那些生活用品付之一炬。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毫无用途，可对贫困的乡亲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用途的。要不是刘队长及时阻止我们，我们烧毁的将不是那些破旧物品，也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吃过早饭，刘队长就用一块老粗布包来了一摞白面烙饼，他说让我们路上吃。紧接着就陆续有老乡来给我们送煮鸡蛋，送白面馍，光煮鸡蛋我们就装了满满一脸盆。看看乡亲们的热情和亲切，我们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那天乡亲们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我们都坐上刘队长赶着的毛驴车走了老远，乡亲们还站在村口朝我们挥手哩。

到了公社汽车站，刘队长拉着我们的手说：“娃娃，你们在北京混好了，再回来看看，我老汉真舍不得你们走……”说着说着，刘队长竟然抹起了眼泪。

在公社开往延安的客车上，张德成打开包着烙饼的那块老粗布，这时才发现，一个旧烟盒里装着二十块钱。不用说，这钱肯定是刘队长偷偷和烙饼放在一起的。

到了延安，张德成跑到邮电局，把刘队长的那二十块钱又寄给了刘队长。

带着对乡亲们的不舍和对第二故乡的留恋，我们离开了陕北，回到了北京。

2009年冬季，刘队长去世了，我和张德成赶回陕北，送了老队长最后一程。徐建宁他们因为脱不开身，委托我们给刘大妈捎去了慰问金，表达了心意。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回过陕北。

前几天我们几位知青老友一起吃饭，大家又说起了当年离开陕北回北京的那段往事，提及淳朴善良的老队长，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还多，期间乡亲们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帮助，乡亲们的恩情，我们永远都会记在心里。特别是老队长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们将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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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令人忧伤也令人感动，艰苦的岁月里，陕北乡亲们的关爱和帮助就如冬日阳光令我们温暖。老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虽然报不了涌泉，但绝对不能忘恩。我们已经约定好了，2024年的清明节，我们一起回陕北看望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一起去给老队长上坟扫墓。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吴东亮老师讲述编写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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