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底，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之势向西南挺进，而成都，这座四川省的首府，也成为了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1949 年底，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蒋介石在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的成都，虽有“天府之国的明珠”之称，物产丰饶，但面对解放军林立的攻势，蒋介石又能在这里坚持多久呢？
11 月 28 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结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然而，这一部署早已被毛泽东预料到。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作出安排，由他率领第 18 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
10 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世帝等人率领第 18 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师徒充满了疑惑。他找到贺龙询问：“我们四川人民希望解放军尽早入川，解放成都。”贺龙答复说：“我比四川的人民更着急呀，巴不得明天就能打到成都呢。可不光是解放成都，要歼灭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还得服从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此时，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两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
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四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谋生路。
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较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 7 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 18 兵团向成都击进，以第 5 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 16 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与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
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入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
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 1938 年 4 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 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仓坪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刘文辉若想举起起义大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
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职务，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
1949 年 8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说只需积极准备，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 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 月 5 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
就在大家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之时，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了怀疑。兼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
12 月 6 日的一天下午，几人突然同时接到去北郊场开会的电话，这让刘文辉等人从中嗅到了危险。这必定是一场鸿门宴，几人经过商议后，只有一个办法——走为上计。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几人佯装出城，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三天的紧张准备，12 月 9 日，刘邓潘三人率所部第 24 军、第 95 军和第二三五师，通过内部隐藏 8 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 月 10 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
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 1945 年 12 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
郭汝瑰表明自己曾是 1929 年的共产党员，后来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希望恢复他的党籍，让他到延安去工作。董必武告诉他：“你到延安去只是一个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的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很不容易，你在那里比到延安工作有效的多。”之后，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着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区，关键时刻举起起义大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 22 兵团司令官兼第 72 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
这座处于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如归的第 72 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 12 月 11 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
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为了完成对成都的包围，各路大军采用急行军的方式，向既定目标前进。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与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为解放军指路，苗族青年们主动当起了向导。在他们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
1949 年 12 月 8 日，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第 16 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祝元铺是井沿街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就驻扎在这里。很快，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朱元浦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 12 月 14 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为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创造了条件。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
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 18 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20 天，行军 2000 里。
第 18 兵团中路军第 60 军于 12 月 14 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上天下雄关剑门关。12 月 18 日解放剑阁县。第 18 兵团左路军第六十一军于 12 月 21 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六十二军于 12 月 22 日攻占江油、中巴等地。至 12 月 21 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
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渣滓洞牺牲的江竹筠曾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十二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爵、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 32 人惨遭杀害。
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 月 15 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 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 月 23 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 23 期 3000 多人，彻底抛弃了蒋介石，加上高级军官和士兵 14000 人宣布起义。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好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带领 120 人穿过严密封锁，突袭敌营，打垮一个营，俘虏一个营。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 月 26 日 4 时，第二野战军指挥部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李文无奈地打起了白旗，宣布投降。至 12 月 27 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第七军 5 万余人，俘虏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
成都战役自 1949 年 12 月 8 日开始，至 12 月 27 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 30 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十八兵团。
1949 年 12 月 30 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 18 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司马桥进城，马师徒所坐的吉普车在前面带路，贺龙紧随其后，受到了成都 30 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之中。
成都的解放，使 60 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成都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无数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