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汴京皇城司天监内。
司天监正苗训正伏案研读一卷泛黄的《青囊经》。
窗外春雷乍响，案上铜制风水罗盘的指针微微颤动。
这位曾预言"太祖黄袍加身"的易学大师，历经三朝始终执掌司天监，此刻正为宋太祖陵寝选址而绞尽脑汁。
他未曾想到，这个开启宋朝风水的重大工程，将拉开中国历史上风水学最辉煌时代的序幕。
一、易理为基：宋朝风水学的理论突破宋朝是中国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随着印刷术普及和理学兴起，《周易》研究突破汉代象数派的窠臼，催生了以陈抟、邵雍为代表的图书学派。
华山道士陈抟做《先天图》、《河洛理数》，后由邵雍继承并发扬光大。邵雍著《皇图极世》、《梅花易数》、《铁版神数》，将宋易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
真宗朝时，王洙奉敕编修《地理新书》，系统整理自郭璞《葬书》以来的风水理论。详细规定墓葬选址的“四灵”格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强调“明堂开阔”“水绕砂环”等风水要素。
书中记载的"汴京四象布局法"，将皇城比拟为紫微垣，朱雀门对应南宫，开创都城规划的新范式。
《地理新书》首次将零散的风水经验整合为系统理论，提出“形势派”与“理气派”并重的观点，对后世风水流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何谓聚？山之所交，水之所会，风气之常藏也。何谓散？山之所去，水之所难，风气之所散也。"南宋大儒蔡元定在《发微论》中如此论述。
他提出“地道一刚一柔”的核心思想，通过14组对立范畴（如动静、聚散、向背、雌雄等）推演地理规律，主张刚柔互济的辩证关系：使理气派风水获得严密的理论支撑。
其子蔡沉继承父业，寒窗夜灯，潜心著述，十载著成《洪范皇极内篇》、《书集传》。此二书均进入四库全书。《洪范皇极内篇》是以81个洪范畴数，论述天地阴阳理气体用，动静以至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等问题。
二、名师辈出：两宋风水学宗师谱系北宋初期，江西派风水大师廖瑀著《九星穴法》。
廖瑀将山峦形态归纳为“太阳、太阴、金水、紫气、天财、天罡、孤曜、燥火、扫荡”九星，并细分“正体、开口、悬乳、弓脚、双臂、单股、侧脑、没骨、平面”九变，形成81种地形判断标准。
相传廖瑀为饶州（今江西鄱阳）许氏家族卜选住宅时，断言“后世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北宋建炎四年（1130年），许氏后裔许某果然考中进士并任赣州知府，应验了廖瑀的预言。许氏后人专程至廖瑀墓前立碑纪念，此事被清《赣州府志》记载。
南宋时期的赖文俊堪称风水史上的传奇。这位被传说九岁即高中秀才，曾任国师之职，后受奸相秦桧陷害而流落江湖的风水学大师，以"布衣子"为号行走江湖。
他在《催官篇》中首创"天星风水"，将天文四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少微垣）与地理方位对应，构建“天星催官”框架。将二十四山向与天星一一对应，提出"龙穴砂水皆应天星"的革命性观点。
传说他曾在无锡为富商点"天鹅孵蛋"穴，预言"葬后当出三进士"，后果然应验。
皇室风水师队伍同样壮观。历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司天监正苗训奉诏修《阴阳正要》，专论皇陵选址要诀；
与他一道亦师亦友的王处讷深究历法、精通天文，于961年制新历，宋太祖亲自作序，命为《应天历》；
981年，王处讷又献新历20卷后被升为司天监，为从三品，这应是宋朝给予技术官员的最高奖励。
三、罗盘革命：风水技术质的飞跃崇宁三年（1104年），泉州市舶司的仓库里，一艘阿拉伯商船卸下三十箱磁石。这些优质磁矿很快被送往福建风水师聚集的泉州清源山。
在海外贸易刺激下，宋朝罗盘制造技术突飞猛进。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的"指南鱼"，到南宋已发展为带有三十六层刻度的精密堪舆罗盘。
作为北宋司天监编纂的官修地理书，《地理新书》系统总结唐宋风水理论，明确规定罗盘使用的标准化流程。
例如，书中“辨方正位”章节要求风水师“以罗盘正针定子午，人盘拨砂，天盘纳水”，并绘制了“二十四山分金立向图”。形成了罗盘使用的标准化，推动风水从民间术数向官方技术转型。
风水操作的标准化推动了规划建筑业的规范化，例如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规定建筑方位必须"用望筒与景表测定子午"。
罗盘的精度大幅提升：《玉髓真经》提出分金精度需达0.5度，《催官篇》引入“人盘中针”解决了地磁偏角问题，反映宋代罗盘制造技术的成熟。
四、皇家堪舆：宋朝皇室的风水实践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赵炅夜召司天监正苗训入宫。烛影摇红中，太宗指着洛阳地形图问道："卿当年为太祖定陵时说'巩县地脉承乾贯艮'，可否详解？"
苗训，这位历经两朝的风水宗师。展开《河洛理数图》指出："北邙余脉过黄河而结穴，左青龙为洛水，右白虎为黑石关，正合紫微垣局。"
这番对谈最终确立宋朝皇陵区定于巩县（今河南巩义）。
该陵区北依黄河，南望嵩岳，完美符合"山高水长"的帝王陵寝标准。真宗朝时，司天监邢中和进一步将各陵穴定位与北斗七星对应，形成"一帝一星"的星象布局。
徽宗营造艮岳堪称皇室风水实践的巅峰。
政和七年（1117年），道士刘混康建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
于是皇帝命人仿余杭凤凰山筑万岁山（后改名艮岳），特意在东北"艮"位堆筑主峰。
这种"取象比类"的风水设计，既暗合八卦方位，又呼应徽宗笃信的道教雷法。
南宋定都临安更是风水考量的典范。
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赵构命杨筠松后人杨宗道勘察临安地形。
杨氏奏称："西湖为明堂，凤凰山为案山，钱塘江作玉带水，四象俱全。"皇城特意选在"龙飞凤舞"的凤凰山麓，重要官署则按"南衙北宅"的风水原则分布。
这种布局使偏安王朝竟延续了152年，时人叹为"风水延祚"。
五、文化交融：风水学的社会文化影响随着风水理论成熟，其影响渗透到宋朝社会各层面。
司马光《书仪》规定士大夫葬礼必须"先择地之形势"；袁采《袁氏世范》强调"起屋须避五虚"。
就连反对风水迷信的程颐，也在《葬说》中承认："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盛。"
民间风水活动异常活跃。
《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相国寺前有"数十家卖卜卦、风水图籍者"；
《夷坚志》收录的"黄十翁择地"等故事，反映风水观念已深入市井生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等地出现"风水诉讼"，地方官判案时常参考《地理新书》等专业典籍。
佛教寺院也吸收风水理论。天台宗高僧知礼在《修忏要旨》中融合"五行相生"与佛教忏法；禅宗寺庙普遍采用"背山面水"的格局。
契嵩和尚在《镡津文集》中直言："寺观风水关乎法运久暂。"这种三教融合的现象，正是宋朝风水学蓬勃发展的文化土壤。
通过以上多维度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宋朝特殊的思想文化氛围中，风水学完成了从术数到学术的蜕变，成为融合易学、天文、地理的综合性学问。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不仅塑造了宋朝独特的人文景观，更为后世风水发展奠定了基本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