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4日夜，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北侧的东小石岭村成立。

参加游击队成立会议的只有7个人，仅有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游击队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王春义任副队长。

此时的游击队尽管力量十分弱小，但却掀开了新的一页，标志着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始。

到1937年初，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30人左右，扩建为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下辖3个长枪队、一个手枪队和一个少年先锋队。游击区以确、泌、信、桐4县交界处为中心，纵横五六十公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局面初步形成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3月给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下发了一封指示信。

信中要求:

停止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和向国民党政权进攻；游击队可通过和平谈判改编为合法的地方民团，也可就地解散。

北方局的指示在省委和游击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和争论，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难以在鄂豫边区执行。

不久，北方局又来信要求，省委不要解散游击队，派两人到北方局汇报工作。

周骏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此，鄂豫边省委派周骏鸣、邓一飞前去北平，向北方局汇报后，邓一飞返回边区，周骏鸣则转赴延安，请示解决鄂豫边区工作方针与政策的转变问题。

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后，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贯彻落实，继续推行“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围剿”我南方各游击根据地。

1937年5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全面“进剿”鄂豫皖、鄂豫边游击区。东北军第129师受命进驻泌阳，其下辖的王理环团部署在王店、高邑、马谷田一带，对省委和游击队构成了较大威胁。

面对国民党的重兵“清剿”，鄂豫边省委认真分析当前形势，认为第129师曾参加“西安事变”，且因家乡东北沦陷，多数官兵怀有较强的抗日情绪，即决定主动对其开展统战工作。

随后，省委派仝中玉、李子健同王理环团代表田作舟进行谈判，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

一、东北军应向红军提供军事情报，对付国民党及地方顽固势力的进攻；

二、双方任何一方受到袭击，对方有协助反击的义务；

三、必要时，东北军应支援红军枪支弹药；

四、东北军不侵犯游击区群众利益，并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义务；

五、红军方面不封山，保证山货、柴草、粮、菜、肉、蛋等在城镇上公买公卖，以解决东北军给养问题。

秘密协议签订后，游击区的紧张局势遂告缓和。但是，这一情况很快被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得知，刘立即电令第129师向红军进攻，“违者撤职，严惩不贷”。

于是，王理环团长按照约定派人向游击队报告了刘峙电报一事。

但在省委机关尚未安全转移的情况下，该团3营营长吕伟绩突然带人袭击了省委机关及设在管驿村的文印室，逮捕了省委宣传部长邓一飞及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使该地区的形势骤然发生剧变。

为避免再遭受损失，王国华带领游击队转移到湖北应山、随县一带活动。不久，第129师撤离泌阳，游击队重返确、泌边游击区。

在这期间，游击队由于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停止了“打坏货、拉土豪”活动，致使经济来源断绝，思想极度混乱，接连发生了两次队员逃跑事件，人员精简。

6月11日，在追击邓庄铺联保主任王廷杰的战斗中，队长陈香斋不幸牺牲，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

7月初，游击队锐减至59人，干部战士思想茫然，士气异常低落。

正当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几乎陷于绝境时，周骏鸣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了边区。

他于1937年4月随同北方局联络员到达延安后，向中央组织部及负责筹建河南省委的朱理治汇报了鄂豫边区和红军游击队的情况。

延安苏区代表会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5月2日至14日，周骏鸣还参加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报告。

中央十分重视鄂豫边区的工作，针对国民党不承认游击队，而且加紧“清剿”的实际，朱德明确指示周骏鸣，要猛烈地扩大游击队，待扩大到国民党消灭不了时，他们就会主动同你们谈判。

毛泽东还亲自审批了朱理治拟订的关于发展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即在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充游击队，并注意和当地开明士绅及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的抗日武装。

为加强鄂豫边区的领导力量，中央和北方局分别派胡龙奎和刘子厚来到鄂豫边区。

1937年7月中旬，周骏鸣偕同胡龙奎回到鄂豫边区后，为尽快扭转被动局面，边区省委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在听取周骏鸣、胡龙奎传达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作出了大力扩充游击队，恢复整顿党的各项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决议。

同时，决定调整边区省委和游击队的领导，由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刘子厚任统战部长，周骏鸣、王国华分别担任游击队队长和指导员。

会后，随着会议精神的逐步贯彻落实，边区各县党组织和农民自卫武装经过整顿，普遍恢复活动，并不断得到发展。

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动员下，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游击队，原被遣散的一些游击队员也主动归队，重新回到革命的怀抱，游击队迅速恢复到100多人。

在鄂豫边区形势开始出现转机的重要时刻，游击队还得到了鄂豫皖边区红28军的有力支援。

1937年7月下旬，红28军第244团第1营在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带领下，越过平汉路抵达桐柏山区。

数日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桐柏县老虎爬村与1营会合，为了帮助游击队扫除发展的障碍，该营决定与游击队联合作战，拔除信阳县西北最反动的地主土围子蔡冲。

7月24日，游击队和1营经长途冒雨行军接近蔡冲外围，按照预定战斗方案，游击队化装成“土匪”，先行抵近蔡冲喊话，以武力要挟大土豪蔡守恭捐献枪支、钱粮。

1营官兵身着国民党军服，紧随游击队之后，佯装剿匪，诱使蔡冲守敌开门迎接，乘机冲入寨内，一举攻克了蔡冲，共缴枪20多支，子弹5000多发，还有大批的钱粮和衣物。

其中，粮食、衣物分发给当地群众，枪支弹药全部装备了游击队。

9月中旬，鄂东北道委书记胡继亭、红28军第244团副团长林维先根据军政委高敬亭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二分队，来鄂豫边区传达红28军已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等情况，并带给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部分活动经费。

他们在信阳县吴家尖山地区与游击队汇合后，应队长周骏鸣的要求，决定长途奔袭泌阳县，拔除邓庄铺、马谷田等据点。

9月17日上午，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28军官兵抵达邓庄铺南门，声称是东北军某部路过此地，要求门卫通知联保主任王廷杰出寨迎接，接着趁机尾随进入寨内，解除了守寨保丁的武装，逮捕了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动联保主任王廷杰，将其押赴王楼村附近处死。

接着，他们乘胜出击，连克马谷田、高邑等据点。尔后，在确、泌边界驻扎了半个多月。

这两次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当地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开创边区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7年9月下旬，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在泌阳县召开会议，将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制作团旗，公开活动。

同时，还作出了加强抗日宣传、扩大群众抗日武装、争取瓦解土匪队伍，以及进一步号召广大青年参军等项决定。

会后，游击队在邓庄铺进行改编，“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由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冯景禹任副团长，文敏生任政治处副主任。

下辖两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在团政治处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和民运科，各连还建立了俱乐部，具体组织官兵的政治、文化学习。

修复后的鄂豫边省委驻地旧址焦竹园 图片来自网络

独立团团部与省委机关一并设在泌阳县邓庄铺、焦竹园，使这一地区成为领导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和后方。

为便利开展斗争，独立团成立不久即兵分两路，在周骏鸣、王国华的带领下边宣传武装群众，边清除顽固势力，并连克信阳县大梨园，泌阳县王店、贾楼等反动地主围寨，使纵横五六十公里的游击区连成一片。

以独立团成立为标志，鄂豫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呈迅猛发展之势。在边区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在抗日形势的感召下，泌阳、确山、桐柏、信阳、新野、唐河等县的抗日自卫会、自卫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而且，边区各县的抗日救亡组织如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民团及游击区内的多数联保主任、保长顺应抗战形势要求，纷纷向我党靠拢，积极与省委和独立团建立统战关系。

与此同时，边区各县党组织掀起动员青壮年参加独立团的热潮，还有数支土匪武装在地下党的争取下，接受了独立团改编。

中共河南省委也陆续选送了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到鄂豫边区工作，使独立团迅速发展成为一支600余人的抗日武装。

在新的形势推动下，国民党河南省地方政府开始寻求与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举行“和谈”，预谋削弱乃至消灭独立团。

1937年10月间，国民党河南省第9行政区公署专员武旭如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罗山县县长的陪同下，到信阳县邢集寻找独立团谈判。

与此同时，秘密将上述5个县的保安团和一个正规团部署在邢集附近，欲借谈判之机对独立团实行“会剿”。

鄂豫边省委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根据中央有关谈判注意事项的指示，决定独立团主要领导暂不出面，由团政治处副主任文敏生作为谈判代表，迅速将独立团调离信阳地区。并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吴家尖山。

在文敏生赴吴家尖山谈判期间，武旭如等人发现独立团去向不明，而且又是初次接触，未敢轻举妄动，第一次谈判匆匆收场。

11月下旬，武旭如带原班人马气势汹汹地来到确山县竹沟镇，再次要求与独立团会谈，提出要亲自与周骏鸣谈判。

为防止敌人故伎重演，边区省委和独立团决定派独立团第一营政委张明河作为代表到竹沟谈判。

张明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武旭如见无法诱使周骏鸣出面，大施淫威，扬言要在3日之内消灭独立团。张明河针锋相对，当场揭穿其假和谈真反共的阴谋。

武旭如无奈，只好提出独立团今后只准在泌阳县邓庄铺、信阳县吴家尖山一带驻扎，其它问题独立团可与确山、泌阳县县长具体洽谈，尔后离开竹沟。

次日，张明河到确山县城与县长全子杰等人继续谈判，因双方意见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果。

事隔不久，省委派统战部长刘子厚作为独立团谈判代表，在信阳县芦庄与确山、信阳、罗山等县县长举行了第三次谈判。

经刘子厚据理力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部队改编问题由独立团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解决；

在同省政府谈判期间，独立团应暂驻泌阳县邓庄铺、信阳县吴家尖山一带；

国民党军队不再向独立团进攻；

独立团给养由信阳、罗山、确山、泌阳、桐柏等县政府负责供应。

谈判后，按照该协议，除确山、泌阳县政府送给独立团少量经费和粮食外，其他各县均未付诸实施。

为了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促进边区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1937年12月初，鄂豫边省委在邓庄铺召开会议，重点研究了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决定派刘子厚为代表，并由张明河陪同，赴开封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

根据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上拟定了独立团听编不听调，干部自配，以及国民党方面必须保证供应独立团给养等谈判条件。

刘子厚、张明河达到开封后，以共产党谈判代表的身份公开露面，陆续接触了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

期间，张明河还曾在街上遇到已叛变投敌的原鄂豫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郝久亭，并从他那里得知武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等情况。

经与刘子厚商量，张明河即返回鄂豫边区向省委汇报，后决定派张明河等两人到武汉汇报请示工作，并要求他先绕道鄂豫皖边区，通知到那里领取服装的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尽快带队返回。

同时，刘子厚在开封继续为谈判斡旋。他先通过关系会见了国民党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张钫，后经张钫引见会晤了刘峙。

刘峙得知刘子厚来意后，表示同意谈判，并将谈判事宜交由张钫代理。

张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张钫原为国民党第20路军总指挥，因该部在江西、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时大部被歼，余部亦被蒋介石嫡系部队吞并，其时正想收编队伍，扩充实力。

在刘子厚申明我方谈判条件时，张钫尽管心存顾虑，仍基本接受，为表示诚意，他答应拨给独立团1000套军装和3000元钱。

谈判结束后，张钫调专列把钱和服装运到了确山县，同时还派他的部下孟参议随车到鄂豫边区点验部队。

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在邓庄铺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接受孟参议的视察，庆贺停战谈判顺利达成协议。

在鄂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的局面下，仍有一些反动势力置团结抗战大局于不顾，继续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其中，竹沟镇联保处主任徐景贤猖狂之极，扬言要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仍不断派打手骚扰群众，拦路截杀无辜，偷袭我地下人员。

为此，省委和独立团决定拔除这颗钉子，给予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回击。

竹沟镇寨墙坚固，内设4座炮楼并拥有七八十人枪的反动武装，易守难攻，独立团决定派周庆鸣潜入竹沟，发动该镇群众举行暴动，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

周庆鸣受命潜入竹沟后，秘密串联了10多名青年作骨干，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了徐景贤和另一保长两人的护兵。

独立团还派王勋到竹沟镇北狮子口尖山一带，依靠地下党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从外围配合、策应竹沟暴动。

11月29日，正值竹沟逢集，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一些保丁倒背着枪在人群中转悠。上午8点多钟暴动战斗打响，周庆呜带领暴动队员迅速控制了竹沟东门楼，凭借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当场打死一名保长和数名保丁。

枪声引起竹沟镇大街小巷一片混乱。保丁们不明何故，纷纷夺路向寨外仓皇逃命。经过数小时战斗，暴动队伍击毙徐景贤及多名保丁，顺利地占领了竹沟镇。

次日，为扩大战果，周庆鸣让张运才等人留守竹沟，自己则带暴动队伍直扑徐景贤的老巢大罗庄。

但当周庆鸣率队返回时，内奸张运才勾结当地土匪头子王占奎抢占了竹沟，经多次交涉，王占奎拒不撤出。

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派宣传部长邓一飞及周凤泉到竹沟谈判。王占奎非但拒绝谈判，还残酷地将邓一飞、周凤泉杀害，焚尸灭迹。

后来，王占奎在逃跑之前带土匪外出抢劫时，被马卜寨农民抗日自卫队击毙，余匪则四散溃逃，竹沟镇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竹沟东寨门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派组织部长林恺到鄂豫边区检查指导工作，同时传达中央关于将鄂豫边省委改为鄂豫边特委的决定。

在林恺主持下，省委在泌阳县邓庄铺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改组事宜。

会议决定由仝中玉任鄂豫边特委书记，周骏鸣任军事部长，王国华任组织部长，李子健任宣传部长，刘子厚任统战部长。

林恺还传达了河南省委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在发动与武装民众的同时，工作重心应放在大力扩充党的组织，特别是加强军队和农村党组织建设上。在舞阳、驻马店、汝南等地建立党的中心县委机关，加强对游击区以外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然而，会议结束不久，泌阳县顽固势力头子王友梅与宛西民团司令别廷芳相勾结，纠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欲对我特委和独立团驻地邓庄铺、焦竹园发起了突然袭击。

当时，独立团主力正在信阳、桐柏等地剿匪、扩军，留守邓、焦的仅有副团长冯景禹及独立团新编第六连和少年先锋队。

留守部队察觉了敌人的阴谋后，事前对防范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派人通知王国华、周骏鸣速带主力部队返回。

1938年1月8日中午时分，敌人兵分数路，向邓庄铺、焦竹园包抄而来。冯景禹指挥第六连战士在台山一线顽强阻击敌人，掩护特委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到邓庄铺、焦竹园以东山丘地带。

敌人占领邓庄铺后，遂集中兵力向焦竹园进攻，留守部队在当地农民抗日自卫队及群众配合下，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战斗至天黑时方主动撤离。

次日，王国华率部分主力回师焦竹园，积极动员附近一带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参加战斗，待机歼敌。

第三天，独立团佯装撤退，诱使敌人兵分两路，沿东、北两个方向追击。待敌人进至设伏地后，独立团与农民抗日自卫队占据有利地形联合夹击敌人，迫敌退回邓庄铺。

第四天，周骏鸣团长率主力部队赶回，汇合全团人马和农民抗日自卫队，将抢占邓庄铺之敌团团包围。

为了团结抗日之大局，我军并未马上向敌人发起进攻，而是开展政治喊话，对其晓以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道理，同时主动放开了一条生路，傍晚时分，敌人狼狈逃回泌阳县城。

邓、焦保卫战是鄂豫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又是一次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检阅。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有力地加速了鄂豫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

武汉长江局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12月28日，中共长江局在武汉江岸区长春街57号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各地区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张明河、胡龙奎代表鄂豫边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张明河汇报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代表中央宣布，江北鄂豫皖、鄂豫边两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该支队第8团。

1938年1月11日，张明河携同长江局派往第8团队的10多名红军营团干部返回边区，向特委和独立团汇报了长江局会议精神及独立团的改编问题。

根据张明河等的汇报，长江局拟发了《中共长江局对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和《长江局对鄂豫边工作决议》，对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任务及独立团的改编问题，均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1月14日，长江局进一步对鄂豫边区工作作出决议，指示河南省委要以鄂豫边区为中心工作区，并力争向平汉路和鄂北地区发展；加紧发展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抗日；利用与张钫已有之关系，积极对付反动势力的进攻；同时开办教导队，培训抗日骨干。

并指示鄂豫边特委具体负责第8团的巩固与扩大工作，使其迅速完成开赴抗日前线之准备。

1938年1月中旬，鄂豫边区特委遵照长江局和周副主席的指示，在确山县竹沟镇宣布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胡龙奎，参谋长朱茂绪，政治处主任谢有才。团以下编两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

2月10日，第8团队获悉吴稍股匪千余人流窜至确山县烧杀抢掠，即在农民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发起剿匪战斗，将该土匪包围在竹沟镇西南之新庄、冷水铺一带，经围追堵截，这股土匪被彻底击溃。

此战胜利对其它土匪起到震慑作用，有的闻风远逃，有的主动交械投诚，使游击区的匪患基本上被肃清。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和适应对日作战需要，第8团开赴信阳县邢集整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河南省委十分重视中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派遣和动员了大批党员骨干、进步青年和爱国学生来到鄂豫边区。

1938年2月16日，党中央又派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以及张震等数十名军政干部来到竹沟，协助豫南特委集中整编新四军4支队第8团，尽快开赴抗日前线。

2月下旬，经地方党的教育争取，安可祥、段永祥率土匪部队两个团共千余人开到邓庄铺一带待命接受改编。

因部分土匪恶性难改，不时发生骚扰百姓事件，彭雪枫、张震、王国华、周骏鸣等人经周密策划，决定将安、段两团分别调至竹沟、邢集两地进行彻底整编。

此后，整个整编工作进展顺利，部分惯匪被遣散，另挑选出二三百人编人第8团序列。至此，全团扩大到3个营10个连，共约1300余人。

1938年3月15日，周恩来派罗炳辉由武汉赶赴邢集，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要求新四军第4支队集结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命令。

3月29日，第8团在邢集结束整训，召开了东征抗日誓师大会。

会后，在震耳的锣鼓、鞭炮声中和人民群众的夹道欢送下，第八团全体官兵在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悄的率领下，告别了桐柏山区的父老乡亲，途经河南信阳、商城等地开赴安徽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