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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北京政权覆灭后，南京成为明代“两京”的定都，拥有完善的政治体制和百万军队的支持。南明弘光上台以后，政治混乱，党争不断，勋贵霸权，武臣失节。
明末北京政权被推翻后，南京各地的文武派系发生了争权夺利，为争取新皇帝，军方势力以暴力相威胁，以伦理秩序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家族。
崇祯十七年4月，因为崇祯诸公没有南下，南京的权贵们“莫之敢决”，在福王和璐王的问题上，各大门派都在权衡利弊。吕大器，高弘图，钱谦益，张慎言，姜曰广，都是支持立璐王朱常淓的。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身为东林党人，对福藩继统持保留意见，因为朱由崧的外孙女是明神宗郑贵妃，所以在万历到天启年间，因为储君的问题而引发的刺杀和移宫案，都与他有关。
在南京有些有势力的官吏中，以璐王最具号召力，“立贤”和“立亲”其实是为了争夺继承权、垄断地位和权力。福王是明成祖的孙子，与皇家关系最为密切。
甲申年四月，南京军务大臣史可法，提出「福王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
马士英则认为“福王奇货可求”，主张用亲族的眼光来看人。凤阳总督英致史可法，陈福王是最接近皇室的，是最好的继承者。凤阳守备长公，在老福王朱常洵手下效力，与高杰、黄德功、刘良佐等江淮军中实权人物，欲以武力要挟大臣，立福王为“定策之功”。
马士英与大臣刘孔昭、高杰、黄德功、刘良佐等人联合，向韩赞周发出了一封朱由崧的诏书。马士英派五百名黔军护送到福王，使事情变成了事实，史可法等不得不承认。
“崇祯十七年四月甲申，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礼、兵二部，拒不签字。吏科给事中李沾厉说：“今日若有异心，杀无赦。”这是一种循规蹈矩的做法，他终于动用了南京的防御体系，让福王在南京继承了帝位。弘光帝继位之后，便荒废了朝政，封了不少功臣。
弘光政府在太监的帮助下，将南京的主要官员改为京营，以此来拉拢大臣和太监。
弘光帝派徐弘基魏国公为孝陵献祭。他还命令徐弘基、魏国公、东宁伯焦梦熊，各领一方，刘孔昭、朱国弼，因立功而立。“黄澍入京，弹劾马士英贪赃枉法”，马士英无言以对。
宦官田成在弘光帝面前哭道：“皇帝若不是马公，就不能立，今日赶他走，就是皇帝不忠；有马公在，万事不劳陛下操心，马公一走，又有谁能为陛下效劳？”弘光帝默许，田成吩咐马士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弘光帝在元宵节张灯，韩赞周说：“天下大事，无能为力，何必多管闲事？”福王说：“老马在，有什么好担心的？”
甲午（1645）五月，清兵向南都进犯，弘光帝骄奢淫逸，醉心于梨园饮酒。在弘光帝“啾然不乐”的除夕，他住在兴宁宫时。乙酉年三月，弘光帝以京中无人能及，下旨在江南各郡挑选淑女，并以“汴京传统”为由，命太监田成下杭州，挑选一位“容止端庄，言辞婉约”的女子。弘光帝即将举行婚礼。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从清末就已产生，至弘光时期更为剧烈。弘光王朝成立之初，太监与东林派就是水火不容，以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为首的太监，马士英，阮大铖，刘孔昭。
太监以支持马士英为功，挤史可法出朝，排斥东林党的重臣。马士英入主后，以太监阮大铖为核心，武将们为争取小团体的利益而努力。
1.勋贵专权专制
从魏国公徐弘基起，勋官们就有举荐文官的权利。弘光朝不但可以举荐文臣，还规定了给封爵的权利。
这位大臣有弹劾的权利。勋臣南方都不立藩制，为争夺权力，文臣对勋臣的制衡，在弘光朝已经不复存在。
2.马士英通过两党的斗争获得权力
弘光王朝的内斗，是明末东林党与太监党争的延续。弘光政府成立之初，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王铎，都是东阁大学士官。
史可法还执掌着朝中的大权。马士英虽然在内阁任职，但仍然是凤阳的总督。张慎言为吏部尚书，任命刘宗周为左都御史台，徐石麒为右御史，张国维原为兵部尚书，辅佐京师。
按照明朝的惯例，南京军机大臣是留都百官之首，史可法则是因为在崇祯皇帝的帮助下，被任命为弘光朝的大学士。史可法在决策问题上未能得到朱由崧的信任，“失势”，“攻史附马”，魏国公勋臣徐弘基，更是扬言：“史君，是可以杀的！救不了皇上，又怎么会回来？”
马士英等人为了争夺大权，在官场上大放异彩，很快就会对东林党展开反击。至于内阁的任命，“刘孔昭为谋内阁而动”。史可法以“朝廷不能为官”为由，将刘孔昭拒之门外。刘孔昭向马士英举荐道：“既然我不能，那马士英为什么不能？”
于是，史可法在顺冶元年五月十六日被马士英赶出南京，督师扬州。
3.吏部尚书张慎言因功臣之争而被革职
东林党以选举法、评判官为手段，对官员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勋贵们要求参政议政，而非由吏部主持的文官推举，而是由五军都督府选出大学士、尚书，建议朝廷在文官任命、军事措施制定、朝廷规划等方面，均由显贵参加。
由忠义刘孔昭率领的武将派系，在朝廷上斥责吏部尚书张慎言，反对勋贵，拥立福王。甲申年（1644年）5月23日，庚戌，刘孔昭在早朝上斥责张慎言拒任勋臣、与李自成勾结的奸臣，以吏部的任命权限，在朝中安插心腹。
刘孔昭拔出一把小刀，向张慎言追去，一直到韩赞周的太监才出面阻止。张慎言马上提出辞退，张慎言被弘光帝收下，最后罢免张慎言。
3.马士英的内线宦官
阮大铖马士英利用太监阮大铖，在弘光朝太监、东林党的斗争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高洪图呼吁恢复群议的选官方式，任命和罢官，特别是大学士，要按照先帝的旧制度，由九卿开会，以恢复朝臣的权利。
马士英坚持废除“九卿评选”的体制，主张加强君臣任免，希望把阮大铖纳入内阁。阮曾和魏忠贤勾结在一起，刺杀了东林党的人，被崇祯帝以太监的罪名扣在了他的头上。
在是否可以重用阮大铖的问题上，东林党与马士英、勋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甲申年6月6日，壬戌年，马士英推举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高洪图等人对阮大铖进行了攻击。姜曰广、高弘图等人，也都退出了内阁。九月一日，马士英避过了九卿的会议，宣布阮大铖为左侍郎。
第二年，马士英又将阮大铖提升为兵部尚书，同时也是副将。到了崇祯十七年末，陆大器、户部尚书高弘图和其他要员纷纷下台。太监清除异己，重用阮大铖。阮大铖得势后，鼓动弘光重印魏忠贤等所著《三朝要典》，迫害东林党人，制定“顺案”，恢复东厂，使得弘光政权在这场激烈的党争中失去了统治的力量。
1.错误地向北求和
“争空”的是洪光政权，人民怨声载道，财政空虚。这支部队由于党派斗争而士气低落，失去了战斗力。面对清兵南下，洪光政府不得不派遣使者“北上议和”。
弘光政府以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尚书、兵部尚书马绍愉、总兵官、太保陈洪范三人为使节，奉上了崇祯皇帝的诏书，赐金千两，银十万两，绸缎万匹，并派出使者三千，赴北京求和。
崇祯十七年十月，弘光朝使节奉命北上，被清廷刁难、凌辱，特使左懋第被关在京，马绍愉投降，陈洪范被逐出京。左懋第不肯向清威逼利诱而死，弘光派人联清灭寇，最终以惨败收场。
吴三桂也拒绝了弘光赏赐，甚至拒绝了使者的接见，“联吴”的美梦就此破灭。
2.文臣内部争权夺利
弘光王朝的内乱，牵扯到了军中，武将之间的争权夺利，限制了朝廷的军事力量，使四镇的抵抗能力大大减弱。武将以官职为要挟，使之升迁，但在江北，朝廷没有任何官员的任命和任命，也没有任何军事调动的权利，甚至连招揽、赋税的权力，都是由四镇来管理，只有史可法这个名义上的监工。
高杰和刘泽清，都是曾经与农民军队战斗过的残兵败将，如今却拥有一大块土地，还将当地的赋税都据为己有，这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连弘光朝都不放在眼里。
马士英不顾戍边之责，以四个镇要挟群臣。长江以北，淮安，徐州，扬州，滁州，凤阳，泗州，庐州，六安。四位将军没有时间准备战争，但他们都在积极地支持马士英参与党争，以争取洪光政权的最大利益。
马士英利用四个镇作为后盾，笼络江北将领，使其内部矛盾加剧。史可法被逐出京，督师扬州，朝中缺乏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与马士英和勋贵团体相抗衡。
在扬州，史可法曾设法调解长江北部四镇的矛盾，然而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四个镇中的将军，因为拥护朱由崧而被封为国君，没有反抗清军的意思，只凭武力威逼朝廷，贪图享乐。
首先，高杰和刘泽清为了扬州的富裕而结仇；高杰在土桥偷袭黄得功，抢走了三百匹战马，督师史可法不得不出面调解。
四镇之外，左良玉麾下数十万大军，都驻守在武汉，守卫南京，是一股不弱的军队，若是用来抵挡北方的入侵，对弘光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左良玉在平定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有势力。
他的军队和被征召来的农民军队控制着湖广一带，是抵御张献忠的有力屏障。张献忠此时正在四川扫荡，随时有可能顺流而下，对江南发起攻击，弘光帝极力拉拢左良玉，使他对南明忠心耿耿。
朱由崧登基的旨意被发配到武昌，左良玉却无动于衷。他与马士英、四镇的将军、将军们向来不和，所以他率领的军队，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左良玉没有参加南都“定策”的准备工作，他的政治位置和江北四个镇都不一样，武汉距离南京很远，马士英也没有把左良玉放在眼里。
左良玉在政治上的失利，使他转向了东林党，并在左良玉发动了军事政变。马士英和四个镇的势力，迫使左良玉放弃了武汉，派兵对南京进行了威胁。左良玉把“北来太子”当成了真正的太子，以此作为“清君侧”的借口，对弘光政权发动了一场战争。
马士英不顾史可法的反对，放弃长江北部，调集江北水师，阻击左良玉东进，致使清军到达江北后，江防空虚，更加快了弘光朝的解体。
3.明军未战而投降
清兵压境，弘光政府还在内斗。甲午，四月廿四日，清军围困扬州，不攻，反而劝降，史可法不降，瓜州等地的明兵，也都归顺，高杰统领李本深，杨承祖，李成栋，胡茂祯。
多铎率领清军增援，八旗主力用炮击坍扬州城墙。4月25日，辛丑，清军进京，俘虏了史可法，史可法不肯投降，被多多杀死。
扬州沦陷，洪光政府在江北的防御体系，已经被攻破。多铎攻陷扬州之后，便下令大开杀戒，理由是他不肯投降。直到5月2日，清军才停止了屠杀，并安排了官员来处理政务。
扬州之战，史可法壮烈牺牲，清军北上长江，统帅杨文骢和郑鸿逵率领的驻军，在大江上与清军对峙。弘光帝在乙酉年五月十日日辛卯，听到清军过河，二鼓声后，翻身下马，出了南京城。
马士英率领四百名黔军，携福王的母亲逃入江浙，南京的官员则四散奔逃。马士英辞官而逃后，赵之龙、王铎、钱谦益等朝政由忻城伯负责，南京军务处由赵之龙执掌。
弘光元年5月15日，多铎率领清兵到南京城，赵之龙率领南京城百余名文臣，向清军提出投降请求。广昌刘良佐向多铎投降，奉命抓捕弘光皇帝。
弘光帝向太平府投降的操江成意叔刘孔昭被拒，转投芜湖的黄德功。黄得功率弘光帝南下至杭州，刘良佐向清军投降，追上黄得功，劝他归顺，黄得功不肯投降，在战场上阵亡。
黄得功一死，他的左军总兵田雄、右军统帅马得功即刻归降，将弘光帝献给多铎，弘光帝则被押往北京，被杀。四镇大军大部分不敌清军，纷纷投降，洪光政权的防御系统很快就被攻破。
马士英、刘孔昭等一小部分部队分率逃走。根据多铎五月向朝廷递交的报告，一共有二十三名总兵、两名监军道、47名副将、86名参将、86名游击、马和步兵238300名。这二十三万多名士兵，大部分都是四镇的士兵。
除了黄得功阵亡，其余四镇兵不战而降，与清军一道，对弘光政权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明代永乐年间开始实施“两京”，北京政权覆灭后，南京驻军制度为弘光政权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然而，明廷依循着律法，在叛逆的操纵下，由直系后裔的孙福王登上了皇位。
福王不学无术，滥用皇权，任用奸佞，专制百姓，纵欲享乐，以致政治腐化，派系纷争。这些大臣都是世家子弟，仗着先祖的庇护，靠着自己的谋略和谋略，执掌朝政，以自己的家族为荣，在外敌面前，却是胆小如鼠。
敌人来了，士气全无，江城没有防御，外边没有援军，几十万大军，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弘光帝从南京逃走，马士英逃到浙江，钱谦益、大学士王铎、京营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久爵等纷纷出城迎接，弘光王朝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