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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唐、宋两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国家。宋朝虽重文轻武，武力相对弱小，但无论在文化还是城市方面，宋朝都是最发达的。

北宋时，汴梁的繁华和气派，甚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这一点看出来。汴梁也为近代都市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一座城市的文化发展离不开它的规模和它的居民。宋代为何会有如此繁华的大型城市，如汴梁？实际上，这些都是建立在唐朝税制之上的。

唐代前期，在隋末的战争和覆灭中，整个社会已经变得千疮百孔。由于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的贫瘠。唐代初期，为解决这一问题，实行了“均田制”。

那时，国家把土地分给了人民，每家人多，就能分到更多的土地，人少了，就能分到更少的土地。就算是赋税，也是以人口为单位，这就是所谓的租庸制。

在唐代前期百废待兴的时代，租庸制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很好的适应。这样的赋税体系，也使得大唐的经济迅速复苏。不过，随着大唐的发展，国土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人口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两种制度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虽然朝廷没有能力再分派到更多的地方，但也要按照人口来计算。也就是说，每一户人家的人口都在增长，税收也会相应的提高，但是土地的分配并不多。

再后来，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的治安也变得混乱起来，贵族和地主趁火打劫，导致百姓生活拮据，无家可归。那时，土地的合并问题日益突出。

而租庸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在这一刻体现了出来，对民众的伤害和压力都很大。贵族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税收还是要按照自己的人口来计算的，而平民则是因为没有了土地，所以他们必须缴纳一定的赋税。

于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统治者们也意识到，如果不改革的话，他们的社会就会回到唐朝的黑暗时代。

因此，唐德宗即位后，制定了一项“两税法”，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两税制度与租庸制不同，它不是以人为单位，而是以每个家庭的财产和土地为基准。

两税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了租庸制中的繁琐的赋税程序，而是以钱为单位。而且，按照每个家庭的土地面积和产业来划分。

“两税”的推行，使唐代的社会治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可谓是一项重大的进步。中国率先实行了商业税制，并将其转为货币税制。

两税制度实行以后，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的负担减轻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也在逐渐的缩小，最主要的是，这一税制为国家增加了税源，使国家的财政更加的充裕。

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体系，是需要强大的执行力来支撑的。然而，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两税法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一次，并非因为税收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执法者本身的原因。

当时朝廷对各州郡都有赋税的规定，渐渐的，地方上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赋税额度，也就会私收一些杂税。普通民众，在缴纳普通赋税的同时，还要缴纳更多的赋税。

而且，两税法将纳税方式转变为金钱。到了那个时候，钱币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朝廷。平民们只能将自己的食物卖掉，以换取更多的铜板。

但时间一长，粮食就会变得很廉价。百姓只能多卖一些，到了后来，卖光了，银子就上缴了。

因为两税制度是根据土地和货币来计算的，因此，贵族们和土地的主人们，必须要缴纳赋税。但他们会把征收的税款转嫁给租用他们土地的农民。他们得到的租金越高，就会使土地合并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因此，实行了30年的两税法案被迫终止。一直到宋朝建国，从唐代开始，大量的流民涌入了城市之中，而这些人为了在这里立足，不得不做一些生意和手工。

于是，在这个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商贸、服务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宋仁宗年间，坊市完全被废止，此时，街面上的店铺、小摊，日夜不停，汴梁城内，也是一片灯火通明。

宋代城墙的拆除，促进了整个商业的发展，也为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服务业一开始是为贵族和官僚服务的，后来也在平民中流传开来。

参考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