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朱元璋为消灭盘踞在东北的纳哈出集团而大举建设辽东军司开始，到明朝输掉松锦大战，中间隔了260余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明朝始终在不断强化辽东防线的建设，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辽东的投入都可以说是“九边”之冠。东起鸭绿江畔的凤凰城，西至山海关，中间关城林立、烽火相望。
这么一套完整的陆海防御体系按理来说，应该用四个字来总结，即“固若金汤”，可事实却是仅有数十万人口的后金像拆积木一样将这条防线轻松瓦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背后的逻辑，看看这条号称铜墙铁壁的防线到底是怎么崩塌的。
明朝在东北设立的奴儿干都司
一、漏风工程：两百年防线的致命缺陷1、边墙年久失修，漏洞百出
辽东防线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蒙古和女真，确保华北平原的安全，整条防线的长度近2000里，线上有堡城近百座、墩台近千个，彼此之间有边墙相连，整个边墙大致可分为辽河、辽西和辽东三段，中间的辽河段是永乐时期修的，辽西段和辽东段则分别是明朝中期和后期修的。沿着边墙筑造了大量的屯兵卫城、镇城，按需驻守不同规模的军队，军事属性直接拉满。
受制于取材和财力，并非整条边墙都是大家心里想的那种石质长城，辽河段和辽东段多为土墙，而土质的耐久性远不如石质，时间一长，很多地方都有塌陷，难以发挥阻遏作用，比土质还不如的是分布在辽东段上的大量木柞墙，其防护力十分有限。更绝的是，有些关口的守军居然把墙砖砖拆下来盖房子，边防变成了“便民工程”。
明朝辽东边墙
2. 卫所制崩溃，士兵变农民
明朝的“九边”防线之所以在前面能发挥出有效作用，除了体系完善的军事设施外，还有功不可没的卫所制。此制的核心在于“兵农合一”，卫所兵平时耕种朝廷授予的公田，战时则听令而动，衣食住行都有朝廷安排，打起仗来没有什么太多顾虑。然而从明宣宗开始，卫所兵的田地逐渐被军官和地方士绅兼并，以至于其待遇比佃农都不如，别说养家糊口了，让自己吃饱肚子都是难事。
再加上承平时期的“重文轻武”，卫所兵的社会地位也急剧下降，压根就没有为国戍边的荣誉感。里子面子都没了，卫所兵岂有不跑之理？据相关资料所载，正统三年逃亡的卫所兵超过百万，待到嘉靖年间，逃兵占比70%以上的卫所比比皆是。单靠募兵，朝廷是不可能有那个财政基础来填补如此庞大的缺口的。
星罗棋布的堡城都需要足量的士兵镇守
二、朝堂乱成一锅粥：明朝的内部癌症1、财政崩溃，士兵饿肚子打仗
由于纬度相对较高和卫所制崩溃等因素影响，辽东本地的经济基础比中原腹地无疑要弱得多，粮食和棉花等战略物资主要依靠朝廷输血，可朝廷的财政却也是捉襟见肘。外有大量低纯度白银流入，导致货币体系濒临失控，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内有权贵士绅肆意兼并土地，偷税逃税，使得朝廷的正常收入无法得到保障，只得将压力转嫁于底层百姓，弄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崇祯四年，辽饷加到每亩地1分4厘，相当于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农民活不下去就该让朝廷头痛了，各地蜂起的叛乱此起彼伏，朝廷又不得不盘剥出更多的钱粮来平乱，陷入死循环。纵使朝廷sha鸡取卵以供辽东，但实际效用却因各种内部问题而变得极低，军官们虚报兵额、克扣军饷是常有的事，士兵们长期无法正常领饷，哪里还有心思为朝廷卖命？
宗藩、权贵占地之多可见一斑
2、党争比打仗还热闹
明朝中后期，东林党和阉党斗得你死我活，辽东的事儿反而没人管。比如熊廷弼，本来在辽东干得好好的，结果先后被言官和阉党弹劾，两度沉沦，他第二次到辽东履职时，力保沈阳未失，第三次去的时候，包括沈阳在内的辽河以东70余座城池全部失陷，好不容易稳住阵脚，结果东林党的王化贞处处掣肘，最后把辽西也给丢了。
后来孙承宗好不容易结合新形势打造出了关宁锦防线，收复了关外大量失地，结果他又被魏忠贤给排挤回家。最冤的是袁崇焕，宁远大捷后被崇祯凌迟处死，罪名居然是“通敌”。这种自毁长城的操作，后金看了都想鼓掌。具体到各支守军，这种乱糟糟的内部矛盾也是复杂得很，比如浙籍军队在浑河之战期间坐视川籍军队覆灭，原因是两支军队早前因械斗而结了怨。
熊廷弼督辽东时，沈阳未失
三、战略决策的失误：指挥体系混乱1、私军盛行
随着募兵制对卫所制的不断补充，军官的指挥权能够长期存续，不像早前那样“兵将分离”，时间一长，士兵和朝廷之间的依附关系就变成了士兵和军官，比如著名的戚家军。另外，军官为了提高战力，惯会招募勇武者为家丁，将克扣来的军饷用于维系家丁的忠诚，比如李成梁对他手下的家丁们常常是“恣其所好”、“有求必予”。
小规模战斗，私军确实有一定优势，一旦遇到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私军就会因军官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指挥方式而难以团结，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这个就像唐朝末年的藩镇，大小节度使尽皆豢养牙军，朝廷一旦动用数个藩镇的军力组队平乱，就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最后劳师无功。
褒贬不一的李成梁
2、链条断裂
明朝在辽东的战略转折主要是萨尔浒之战，此战，明军集结了20万大军，兵分四路进击，却被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各个击破。明军表面上遵循了“分进合击”的兵法逻辑，但是却暴露了高层对地理环境和后勤能力的误判，四路大军之间的最大间距达300余里，行军时间相差6天，以至于当西路军和北路军因行军速度较快而接连被灭后，东路军竟毫不知情，还一头扎了进去。
此战过后，明朝转攻为守，陷入被动，朝廷愈发急切，比如松锦之战期间，崇祯皇帝拼命催着洪承畴速战速决，结果导致明军被皇太极包了饺子。洪承畴不听令都不行，辽东的军队不止是听他一个人的，还有巡抚和兵部等多方指令均可指挥军队，正如吴襄（三桂之父）所言，听了兵部的令，督抚就得参他轻进，遵奉督抚吧，兵部又判他延误军机。这种事权不一的指挥体系岂能不打败仗？
地图上看着行军距离差不多，但地形区别就大了
四、以夷制夷失当：后金收服了漠南蒙古1、蒙古南迁
明朝中期，仁宣二宗鉴于国力疲敝，遂一改早前之进取，主动收缩防线，致使以朵颜三卫为代表的蒙古势力南迁至辽河流域，屡屡侵扰辽东。不得已之下，明朝从“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的思想出发，继续加大对女真人的扶持，以使之威胁蒙古侧翼，比如朵颜三卫曾劫掠女真部落，朝廷便鼓动女真各部向蒙古人复仇，待女真人打了胜仗后，朝廷再出面调停，让蒙古人吃了个哑巴亏。
土木堡之后，女真人见明朝势衰，起了不臣之心，明朝倒也没惯着他们，来了场“成化犁庭”。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左翼蒙古的南迁，辽东边患再度严峻起来，内喀尔喀、察哈尔和嫩科尔沁瓜分了朵颜三卫，实力大增，不断扰边。也就是说一直到明朝后期，明朝的主要防范对象都是蒙古人（从辽东边墙的分阶段修建亦可看出），这便给了女真人见缝插针的机会。
嘉靖后期的辽东形势，依然主要防范的是蒙古
2、后金收蒙
明朝利用女真，女真同样在利用明朝，无非是各取所需。万历年间，明朝两度抗倭援朝，虽说打了胜仗，但是辽东镇的大半实力被消耗了，据统计，辽东镇战前的明军有近10万，战后逐渐只剩下4万。这不正好给了女真人进一步壮大的机会？关键是此时的女真人同样学会了搞统战，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蒙古的部族很多，有的心向明朝，有的和明朝不对付，后金怎么做呢？拉一派，打一派，不断扩大自身对蒙古各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如果此时的明朝足够警醒，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情况或许会有不同，偏偏明朝此时在大搞什么高淮乱辽、红丸案、移宫案，注意力全然不在辽东事务上，以至于错失良机，导致自个儿成了孤家寡人。后金不光得到了蒙古的人力，还有能够绕过防线的土地。
失去了漠南蒙古的屏障，明朝边防危如累卵
结语：防线崩溃的启示明朝的辽东防线，从洪武到崇祯，修了200多年，却在短短几十年里土崩瓦解。这不是防线不够坚固，而是整个国家病入膏肓。后金的崛起，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挡不住内部的腐烂；再强大的军队，也抵不过民心的背离。这或许就是明朝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实录》
《明史研究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