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毛主席为了表彰那些在创建新中国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将领们，亲自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授衔仪式。其中，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5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77人被授予中将军衔，1360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从此以后，人民军队开启了军衔制，有助于更加正规和严格统辖军事力量。

由于毛主席本人坚决放弃“大元帅”军衔，“元帅”便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军衔，获此殊荣的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其中，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帅被称为“布衣元帅”和“五虎上将”，本文着重讲述他的革命生涯和临终遗言。

徐向前出生于1901年11月，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其父徐懋淮一边务农一边读书，但取得秀才身份后便屡试不中，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彻底沉沦，只能依靠变卖薄产来勉强度日。

虽然说家境困难，但徐懋淮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读书人，因而竭尽全力供儿子接受新学教育。沱阳高等小学是当地最好的新式学校，除了设置常规的国文和算数等课程外，还增设了体育课程和军事课程，成为徐向前真正的启蒙之地。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懂事的徐向前主动提出辍学，远赴河北省阜平成为一家杂货店的学徒工。劳作中，他有幸接触到了大量的书籍，除了各种乱世草莽的豪杰故事和英雄传说外，还有新式的思想文化读本。

几年后，徐向前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毅然报考山西师范速成班并且被录取。在校学习期间，他逐渐认清了新旧军阀的真实面目和丑恶嘴脸，树立了投笔从戎以求改天换地的远大理想。

1924年1月，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影响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为了共同培养忠于革命的军事人才，黄埔军校也终于应运而生，徐向前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黄埔一期生，而为他亲自办理入学手续之人正是青年毛泽东。

黄埔军校的办学理念和教材都以苏联经验为蓝本，以“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为办学方针。因此，内部经常会因为政见不同和意见相左而发生论战，甚至还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这两个分属左派和右派的学生团体。

徐向前虽然各项成绩都很优异，但却因为性格内向和少言寡语而被埋没，远没有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等人出名。甚至于，以伯乐自居的蒋校长也轻视了这个看起来木讷的山西人，若干年后都悔恨不已。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在内部势力和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黄埔学生军奉命进行平叛。紧接着，他们又完成了针对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再次大获全胜。期间，徐向前因为作战英勇而屡获嘉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奉系的拉拢下变节，趁乱发动了“北京政变”并且暂时掌控了政权。为了早日结束国家混战的局面，孙中山不顾自身病情坚持北上共商国是，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由于孙中山在生前并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国民党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开始蠢蠢欲动。通过多番波诡云谲的明争暗斗，汪精卫勉强胜出并改组了国民政府，成为形式上的“一把手”。

汪精卫虽然出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但却从来没有掌控过军队，使得军权逐渐被蒋介石攫取。随着汪、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各派势力也加大了博弈的力度，原本大好的革命形势开始动荡起来。

1925年9月，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当时的一期毕业生共有449人，大都成为了基层指挥官。看到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我们组织，从此找到了指路明灯。

1927年4月12日，蒋某人以“反共”为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新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对我们组织进行残酷镇压。就这样，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遭到不断屠戮，国家被严重的白色恐怖所笼罩。期间，徐向前临危不惧，接受组织委派后秘密潜回广州配合叶挺、张太雷和叶剑英等人组织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终于爆发，起义军在控制珠江以北的大部分市区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不过，面对张发奎的反扑，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退至海陆丰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徐向前担任参谋长一直随军作战。

1929年6月，徐向前被组织派往鄂东北地区担任红三十一师的副师长，这里是黄麻起义的发源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谁能想到，这支部队会在未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核心班底和根基。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鄂豫皖的红军队伍日益壮大，先后创立了皖西、豫南和鄂东这三块根据地。为了整合革命力量，组织决定将分散的各部进行统一指挥，派遣张国焘担任了主要负责人。

为了树立自己在鄂豫皖苏区的个人权威，张国焘的个人恶习和左倾路线逐渐蔓延开来。很快，他对苏区之前的所有成绩都通通否定，还盲目进行肃反运动，遭到了徐向前等人的反对。据《历史的回顾》记载:

肃反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转变过来的，不论起义、投诚还是被俘都要严审；二是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论平时表现如何都要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上过私塾的都要严审。而且，对于这些被审查对象也是简单粗暴，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这是不对的！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正式宣告成立，部队下辖有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计四万多人。同时，张国焘兼任鄂豫皖军委主席，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和刘士奇分别担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眼见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壮大，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南京国民政府接连派兵进行“围剿”。红四方面军通过黄安战役、潢川战役和苏家埠等战役，不仅稳固了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是拥有了三百五十万以上的人口。

1932年夏，蒋某亲自出马兼任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30多万兵力气势汹汹杀来。为了避敌锋芒，徐向前总指挥主张且战且退寻机歼敌，而张国焘却下令坚决御敌，甚至还在左倾错误路线下盲目主张“进逼武汉”。

受此影响，红四方面军虽然血战两个月歼敌上万人，但自身的损耗也非常巨大，被迫撤离了来之不易的鄂豫皖根据地。在西征途中，又因为缺乏后勤补给和群众基础而非常被动。

1932年12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陕西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召开了临时会议，专门总结经验教训和讨论发展方向，史称“小河口会议”。根据许世友在《我在红军十年》中回忆:

曾中生、旷继勋和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公开斗争，要求他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行为，还要求重新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分歧和矛盾，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主张稳定局势为先，既承担了自己军事指挥的责任，又维护了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可以说，这是决定红四方面军去向的一次转折性会议。

1932年12月15日，徐向前在西乡骆家坝的钟家沟村主持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作出了“进军川北并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之后，部队在大规模扩编的基础上主动发起外线作战，终于扩展到五个军共计八万多人的规模，而且武器装备和粮草补给也比较充足。

就在红四方面军欣欣向荣之际，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却受到了“左”的错误影响，逐渐步入了困境之中。尤其是，当博古、李德等人迁入瑞金后，毛主席被彻底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处处被动挨打，在突破封锁线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特别是，湘江战役致使红一方面军损伤过半，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后休整，专门召开临时会议以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在洛甫、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明确支持下，毛主席终于复出并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顺利北上，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发起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作为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率部连战连捷，先后攻占了阆中、昭化和剑阁等地，极大地分担了前方的军事压力。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浴血厮杀，终于在四川懋功地区实现了会师。几天后，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临时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

张国焘此人权力欲极重，竟然开始有意制造两个方面军之间的摩擦。作为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但实在不忍心亲手创建的红四方面军自此分裂，只得目送红一方面军独自北上。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成功抵达陕北地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终于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打开了局面。而红四方面军却频频受阻，在百丈一带与川军连续僵持数月，造成了极大的牺牲和损耗。

1936年9月16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参会的有张国焘、徐向前、贺龙和陈昌浩等人。会上，贺龙和徐向前等人再次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终于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响应和支持。

1936年10月，随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终于胜利结束了。之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奉命筹备宁夏战役，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准备向西寻求发展。

西路军虽然作战英勇，也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是，面对缺乏群众基础和后勤补给的现实，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武装，部队由于孤军深入而遭到惨败，陈昌浩和徐向前只得化装突围，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

1937年7月，驻守华北的日本驻屯军通过军事演习有意制造摩擦，作为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下令炮击宛平城，从而引发“卢沟桥事变”。8月25日，组织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任命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全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分别由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为基础改编。

作为129师的副师长，徐向前亲率部分兵力挺进冀南，在此开辟了抗日敌后根据地，犹如橛子一般牢牢钉在了河北。期间，他还创造性地提出:

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改造成游击队的“人山”。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因为它是无敌的、坚不可摧的。

创建晋南革命根据地后，徐向前又转战山东，终于将晋冀鲁豫地区的根据地连接成片。之后，他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始终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全国人民都渴望能够结束战争，能够迎来和平。可是，蒋某人却执意继续进行独裁统治，最终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

徐向前临危受命，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的第一副司令，承担起了消灭阎锡山并且解放全山西的重任。不过，由于连年的军旅生涯，他的身体状况早已经大不如前，特别是肺结核和肋膜炎已经非常严重。

到了1947年6月，随着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公率主力南下大别山，徐向前扛起了留守的主要工作。为了配合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的攻势，他在同年底发起了运城战役并且解放了这个军事重地。

1948年3月，徐向前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勇敢发动了临汾战役，通过大规模的坑道爆破战术终于敲碎了阎锡山的这个“硬核桃”。于是，整个晋南地区都被解放，吕梁解放区和太岳两解放区从此连成了一片。

临汾战役后，徐向前的身体状况更加堪忧，以至于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都多次来电询问。不过，他却拖着病体继续指挥作战，继续与阎锡山在平原地区展开对决，又取得了晋中战役的胜利，为太原战役的发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山西的省会，太原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其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地形也非常利于防守，更集结了阎锡山最后的10万精锐部队。从1948年10月5日开始，徐向前开始攻击外围工事和据点要塞，成功将敌人压缩到了城内。

就在徐向前即将打响太原战役的最后攻势时，西柏坡却突然发来了“围困瓦解为主，固守已得阵地，以军事围困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命令。原来，毛主席担心位于北平的傅作义率领数十万部队南逃，故而制造出我军暂时无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假象。

当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成为华北地区唯一一座还被国民党掌控的大城市。紧接着，组织抽调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兵团以及四野的炮兵一师前来助战，组成了以徐向前为首的前线委员会。

非常遗憾，徐向前的病情已经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焦急的他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觉。期间，恰逢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径山西时赶往榆次峪壁村看望病中的战友，随即提出由对方代为指挥最后的攻城战。

1949年4月24日5时30分，在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对太原发起了最后的总攻，1300门大炮轰击城垣。一个小时后，部队先后从不同方向攻入城内，让这座两千多年的古城重新焕发生机。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开始，至1949年4月24日才结束，历时6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取得了歼敌13万人的胜利，但也付出了4万多人的牺牲，被认为是解放战争中“最惨重的一场城市攻坚战”。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担任总参谋长一职，因为身体状况无法正常履职而由聂荣臻长期代理。他从来都不贪恋权位，为了不耽误工作而主动提出辞职，遭到了毛主席的挽留，直到1954年才由粟裕接任。

1955年授衔在即，元帅的人选几经斟酌，淡漠名利的徐向前多次进行推辞，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待在军中，更不应该忝居高位。对此，毛主席这样感慨:

向前是个好人啊！可你要是不接受，恐怕也没几个人敢接受授衔了！

在那场大运动开始后，许多人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徐向前也没有例外。虽然长期卧病，他仍然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期间始终相信乌云遮日只是暂时的，历史一定会客观评价自己。

拨乱反正以后，徐向前担任了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继续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而鞠躬尽瘁。对于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他也不回避、不躲闪，客观予以评价:

​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

1988年，徐向前为了响应邓公“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号召，主动辞去了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真正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于是，北京什刹海周边经常会出现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头儿，他操一口山西话满面笑容地由子女们搀扶着遛弯儿。

1990年初，徐向前再次因为病情严重而住进解放军总医院，连日的高烧已经将这位老元帅折磨得精神憔悴。经院方会诊，他已经出现了感染症状，大概率是由于心绞痛诱发了其它病症。

得知徐向前病危的消息，已经80多岁的老战友李先念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探望，不住地重复“没事的，你不要激动！”见到老战友，徐帅喘着粗气但却异常坚定地交代了遗嘱:

待我走后，无需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用开追悼会，只愿将我的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让我能长眠在与革命同胞们浴血奋斗过的地方，我这一生也就圆满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徐向前多次和医护人员强调，不要对自己进行抢救，不要浪费过多的医疗资源。1990年9月21日凌晨4点21分，戎马一生的老元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0岁。

对于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组织权衡再三后决定违背他的前两个遗愿，以让社会各界能够寄托哀思。在不违背他生前艰苦朴素作风的前提下，举行了简朴肃穆的告别仪式，在京的主要领导和军队将领纷纷前来鞠躬送别。

在11月1日到11月10日期间，徐向前的亲属乘坐专机飞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实现了老帅最后一个遗愿。之后，骨灰盒和遗像被安放在了故乡的五台县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