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是网络流行词，形容某些人无欲无求和不思进取的消极行为，遇到挫折后一蹶不振并且自暴自弃。对此，《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的评论员文章，公开批评了这种投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实权统治者，作为满清帝国的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自愿还是无奈，他都算得上是一名躺平者。

从1636年5月皇太极改立国号为大清，到1912年2月溥仪颁布退位诏书，这个封建王朝共历12帝和享国276年。期间，有且只有10个亲王和2个郡王享受了“世袭罔替”的无上尊容，分别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怡亲王胤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和庆亲王奕劻。

中国的世袭制度最早出现于夏朝，但从秦朝以后才真正确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完善。基本上，“世袭”分为了普通世袭和世袭罔替，前者每承袭一次便降爵一级，后者则是世代相承并且爵位不降，直到两宋时期被取消。

满清在立国之初，为了嘉奖开国功勋而册封了8位王爷并且“世袭罔替”，史称“八大铁帽子王”。之后，相继又增加了怡亲王胤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和庆亲王奕劻，终于集齐了十二颗龙珠召唤神龙。

结果，非但神龙没有召唤出来，满清的国运还变得日暮西山。作为后来者，醇亲王这一脉竟然春风得意，混成了当时最显赫的王族，甚至出现了“两代潜龙”和“一朝摄政”的盛况。

本着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历史，竭力还原醇亲王这一脉的兴衰荣辱。尤其是，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和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沣为何会在28岁时便退休成为了“躺平者”？

爱新觉罗·奕譞出生于1840年10月16日，是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生母是皇贵妃乌雅氏。原本籍籍无名的他，只是挂着醇郡王的头衔而已，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可以辉煌腾达成为铁帽子亲王。

　　1850年，也就是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在圆明园内驾崩，临终前指定皇四子奕詝继承大统。即位之初，咸丰也曾希望中兴大清，可在内忧外患和鸦片女色的联合作用下却沦为了最令人不齿的一位清帝。

尽管咸丰帝碌碌无非，尽管咸丰帝昏庸无能，但在“打压和排挤兄弟”方面却非常执着。而且，除了针对当年的皇位争夺者奕訢外，就连奕譞等人也没能幸免，终其一朝都没有获得重用。

奕譞的资质和能力均属一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点，因而过得比较悠闲洒脱。既然四哥咸丰皇帝不用自己，那就选择躺平成为一名富贵王爷，远不像六哥奕訢那样憋屈。

奕譞迎娶了叶赫那拉·婉贞作为自己的嫡福晋，从此开始与叶赫那拉一族结亲。随着慈禧叶赫那拉·杏贞诞下了唯一的皇子载淳，他作为“妹夫”和“小叔子”也积极投靠，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分得一杯羹！

咸丰剧照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无力扭转局面，终于没羞没臊地死于承德避暑山庄。临终前，他传位给独生子载淳，同时任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这八人为顾命大臣，又安排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联合辅佐幼帝。

表面看起来，咸丰的政治布局非常合理，可以通过前朝和后朝的相互制约来拱卫皇权。不过，由于双方权力的极不平衡，导致这种制衡的局面根本无法形成。

咸丰皇帝尸骨未寒，“顾命八大臣”和“两宫太后”便上演了权力的游戏，双方斗得死去活来。最终，奕訢和奕譞这两个小叔子与两个嫂子结盟，成功推翻了四哥的政治部署，史称“辛酉政变”。

恭亲王

辛酉政变后，载淳登基史称为同治皇帝，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则联合垂帘掌控大局。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奕訢和奕譞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重用。

奕譞一生中共有七个儿子，但长子和三子却意外早殇，次子载湉便成为了事实上的长子。之后，还有第四子载洸、第五子载沣、第六子载洵和第七子载涛。

1875年初，也就是同治十三年冬，年仅19岁的载淳因患花柳病而驾崩，留下了偌大的大清江山无人继承。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秘密召集王公大臣们前来养心殿西暖阁磋商，大家一致推选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溥伦”入嗣继位。

恭亲王奕訢颇具才干，是当时的领军机大臣和辅政大臣，在朝野的势力很大。而且，他已经对慈禧太后长期垂帘听政感到不满，常以“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予以制约。

慈禧太后担心自己的大权旁落，故而坚决反对由溥伦以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反而推荐奕譞之子载湉以咸丰嗣子和同治弟弟的身份继位。不过，王公大臣们却认为“主少国疑”，双方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和对峙。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光绪皇帝

两宫太后坚持己见，迫使王公大臣们做出妥协，当场拍板由醇亲王奕譞的次子载湉入宫继承大统。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

只有4岁的载湉没有继承父亲奕譞的醇亲王位，反而继承了四大爷咸丰的皇帝位，史称光绪皇帝。从此以后，他改叫自己的四伯母和大姨妈慈禧为“额娘”，还在李莲英的暗示下改称她为“亲爸爸”。

　　醇亲王奕譞面对慈禧这位四嫂兼大姨子，始终都心存敬畏之心，一直是战战兢兢办差和兢兢业业做事。现如今，自己的儿子载湉登基称帝，自己成为了事实上的“太上皇”，那种敬畏之心反而更甚了，深怕一不留神就小命不保。　

奕譞

慈禧太后特意下旨赏赐醇亲王奕譞一顶杏黄轿子，让他前往北洋水师“代天阅兵”。根据满清祖制，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金黄色，而亲王和郡王则不可，否则便是逾制。很明显，她除了有奖赏之意，更多的是一种试探。

奕譞明白慈禧的用意，不仅一次都没有乘坐过那顶轿子，而且还以健康原因请辞了全部的差事。由于知道进退，他终于被加恩为“世袭罔替”，成为满清帝国的第十一个铁帽子王。

1891年1月，也就是光绪十六年冬，醇亲王奕譞在留下“家也大业也大，子孙祸事也最大”的遗言后病逝于自己的府邸内，享年只有51岁。慈禧太后闻讯后非常悲痛，带着光绪皇帝亲自前去吊唁，葬礼极尽哀荣，赐谥号“醇贤亲王”。

回顾醇亲王奕譞的一生，并没有太大的历史功绩，基本可以归纳为“前半生提防四哥咸丰，后半生提防四嫂慈禧”。或许，他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知道自己无能，但却敢于起用像李鸿章这样有能力的人。

醇亲王奕譞过世后，第五子载沣成为兄弟几人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且又都是庶出，故而承袭了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不过，年仅8岁的新一代醇亲王，自然不会得到任何的差事，只能继续在家中读书学习，只能继续等待被“叫号”。

1898年，面对过于激进的维新变法运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予以镇压，还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之内。由于彻底决裂，她甚至还萌生了“废帝重立”的想法，准备由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成为新帝，还选定“保庆”作为新年号。

对于这种重大变故，西方各国均表示继续支持光绪皇帝在位，这令慈禧太后大为光火。在此期间，面对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清廷逐渐转变了观望态度而转向支持，鼓励他们“扶清灭洋”。

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控，越来越多的洋人遭到杀害，其中就包括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在此背景下，由德、英、日、俄、美、法、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登陆天津，遭遇轻微抵抗后杀奔北京而来。

由于义和团成员大多为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慈禧太后赶紧脚底抹油逃往了西安。在逃亡的途中，她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协助奕劻与洋人展开谈判。

最终，李鸿章又一次沦为了背锅侠，代表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外，德国还要求在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更要求中国派遣大员前去专程道歉。

关于前去“道歉”的大员人选，德国要求不低于亲王的头衔，故而清廷迟迟都没有确定下来。为了报答老醇亲王奕譞的知遇之恩，作为谈判大臣的李鸿章推荐载沣出马，相当于为他谋得第一个差事。

1901年7月，尚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正式任命载沣为“头等专使”，率领张翼和荫昌等人出访德国。到达上海时，他主动取消了当地官员的亲王接待礼仪，提出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不得奢华”的要求。

载沣乘坐德国舰船“巴伐利亚号”从上海港出发，途径香港等地后才抵达了德国。不过，弱国无外交！对方有意冷落这位年轻的亲王，安排在行邸后便没有了下文。

年仅18岁的载沣并没有外交经验，但却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稳重。他不急不躁，不气不恼，静静地等候德皇威廉二世召见自己。

载沣

德国方面确定召见日期后，又要求载沣向德皇行跪拜礼进行道歉，明显是在羞辱满清帝国。对此，他坚决予以拒绝并且提出了抗议:

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

在载沣的抗争下，德国方面最终取消了跪拜道歉的要求，同意只行鞠躬礼即可。面见德皇威廉二世后，满清代表团还参观了当地的军工厂、博物馆和日报社等，亲眼见证了对方的强大和己方的落后。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以期无负我皇太后和皇上委任之至意。

圆满完成出访德国的任务后，载沣赢得了国内的一片叫好声，也赢得了慈禧太后的认同。之后，他被任命为随扈大臣，接着便是正红旗都统，到24岁时更成为了军机大臣，前途无可限量！

1908年11月，37岁的光绪皇帝和73岁的慈禧太后一前一后过世，相隔仅仅20个小时而已。对此，后世一直都存在着质疑声，认为其中存在着重大隐情甚至是阴谋，这里就不再详细赘述了。

慈禧太后临终前指定载沣的长子溥仪成为储君，指定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掌权以后，他迫不及待地清算袁世凯，希望为自己的二哥光绪皇帝报仇。

不过，袁世凯当时已经牢牢掌控了北洋新军，而且还有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等重臣鼎力支持。因此，他贸然举起的刀并没有砍死对方，只得高高举起后轻轻放下，以“足疾”为由将其罢官夺职。据《清史稿》记载: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这次“罢袁事件”有些得不偿失，载沣不仅没有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而且还暴露出了自己的实力不足，甚至沦为了官场的笑柄。难怪，他的七弟载涛会这样评价:

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即是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长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袁世凯表面退隐后，始终掌握着北洋的军权，静待时机变化后卷土重来。其中，作为军队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各镇的统帅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和张勋等人依然唯其马首是瞻，完全不理会载沣表面的耀武扬威和不可一世。

辛亥革命爆发后，面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作为摄政王的载沣竟然完全调动不了北洋军，只能低声下气地央求袁世凯复出。而且，他还无奈解散了由自己一手创立的“皇族内阁”，将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悉数交出，彻底丧失了最后的资本。

载沣

无奈辞去摄政王以后，载沣自觉愧对于列祖列宗，躲在醇王府内很少外出。据儿子溥杰这样回忆:

父亲曾经这样自嘲，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离开政坛以后，载沣选择彻底躺平，再也没有过问军国大事，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退休生活。只不过，他“退休”的年龄实在是有些太早，既不是60岁，更不是65岁，而是28岁。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终于掌控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不过，他并没有“积极平叛”，而是一面同革命派秘密接触，一面又向满清皇室持续施压。凭借着多年养成的刁钻老辣和圆滑世故，他将两边都玩得团团转，可谓是左右逢源。

1912年1月22日，孙先生在内外交困下发表了公开声明，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促成清帝退位，自己就将让出大总统之位。果然，隆裕太后在2月12日就偕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存续276年的满清王朝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位于北京的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彻底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他原形毕露，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之举，除了向革命派痛下杀手外，对于满清的王公贵族也毫不客气。

袁世凯以国库空虚为由，要求满清的遗老遗少们“踊跃捐助”和“为国分忧”，否则便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当看到北洋政府摊派文书时，赋闲在家的载沣气得鼻子都歪了，只得筹集几万两银子捐了出去。

看来，想躺平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推翻共和制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自称为洪宪皇帝。不过，他的阴谋并没有真正得逞，在举国的声讨下黯然退位并且一命呜呼，留下了四分五裂的北洋派系。

段祺瑞

袁世凯过世后，北洋军缺乏一位“共主”以统领局面，因而逐渐分裂成为直系、皖系、晋系和奉系等。政治上，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长期不睦，导致国家更加隐患重重。

1917年6月14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由率领“辫子军”进入北京，再次推翻共和制后宣布复辟帝制。于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粉墨登场，憧憬着“重回盛世”，只有载沣认为这种违背历史潮流之举必定死路一条，压根没有跟着瞎参乎。

果然，张勋自导自演的“复辟闹剧”很快便宣告结束。看着儿子溥仪被人像木偶一样抬了出来，又像木偶一样抬了回去，载沣显得非常无奈。

1924年10月22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突然倒戈，率部回京后软禁了总统曹锟，从而控制了北京的政权。之后，他下令取消了满清皇室的优待条件，停付每年四百万元的抚恤金并且将溥仪的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

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和皇妃文绣等人离开紫禁城后，只得回到了自己出生之地醇亲王府。不过，父子团聚后并没有和睦多久，由于巨大的政治分歧而经常争吵，儿子一气之下移居到天津租界的静园居住。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人越过参谋本部“下克上”，借机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不过，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和安东等地，最终占领东北的全境。

由于没想到“如此顺利”，由于尚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本担心英美列强干预，因而准备扶持代理人间接统治中国东北。就这样，闲居在天津并且对国民政府积怨甚深的废帝溥仪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数次秘密接触，经过土肥原贤二的亲自游说，溥仪终于同意前往东北去建立“伪满洲国”。1931年11月10日，他秘密离开了天津静园潜出关外，并在第二年春宣誓成为伪满“执政”，从而开启了自己的傀儡生涯。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从此背弃了自己的国家和祖宗，建立了所谓的“大满洲帝国”。不过，除了日本和萨瓦多尔外，世界上再没有第三个国家承认它的存在。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天皇裕仁邀请溥仪前来“国事访问”，而且还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接待委员会。很显然，日本急需通过这次作秀来美化侵略！

1935年4月6日，溥仪乘坐天皇的御用舰艇抵达日本的横滨码头，裕仁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还亲自登船迎驾。之后，二人共同乘坐火车前往东京，天皇本人还亲自在车站迎候，提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受宠若惊的溥仪，自然也得有所表示。于是，他不仅身着军服参拜了靖国神社，而且还参拜了天皇的家庙明治神宫，向那些侵略朝鲜和中国时死伤的日本军人表示慰问。得知此事后，载沣显得非常失望，也非常痛心。

为了进一步体现“中日亲善”，日本人秘密抵达北平的醇亲王府去游说载沣前往伪满洲国居住，遭到了严词拒绝。卢沟桥事变后，他还得到了一些“特殊照顾”，但宁愿装病也绝不与之进行接触，保留了应有的气节。

北平解放以后，载沣没有像其他的封建卫道士一般敌视新政权，还积极响应了解散仆人和抵制跪拜的要求，更将醇亲王府主动捐献出来。后来，这里的主体部分被卫生部用作办公地点，2001年后改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另有部分用地建成了聋哑学校。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利溥营11号的一处四合院内因尿毒症过世。临终前，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儿子溥仪和溥杰，当时正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虽然新政府已经废除了许多的封建旧礼，但还是准许载沣以满清旧制下葬，由四子溥任和弟弟载涛具体操办。为了符合其摄政王的显赫身份，特意使用了大红楠木棺材，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载沣的一生，虽然没有过太多的丰功伟绩，在28岁时便选择了躺平。但是，他依然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化，平静地接受了满清的覆灭，也平静地接受了新中国的成立。

1960年1月，周总理在接见特赦后回京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这样客观地评价了载沣:

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在日伪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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