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起胡适，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堪称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启蒙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旗帜人物，他完全担得起“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哲学家”、“史学家”、“红学家”、“考古家”和“活动家”等称号。
不过，由于胡适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过分崇洋媚外，以至于丧失了一名学者应有的判断力，使得后世对其评价并不鲜明。可以说，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都对他充满了许多的争议和诟病之处。
路遥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关键就那么几步，走错了将会导致满盘皆输和无法回头，胡适就是典型事例。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史不假带您回顾历史，走进他毁誉参半的复杂人生。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胡洪骍，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祖籍位于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在留美期间，他更名为“胡适”，改字为“适之”，从此提笔成为了思想解放和文化运动的先驱。
明朝以来，在徽州文化的影响下，胡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家族传统，经商致富后开始读书入仕。胡适的父亲名叫胡传，长年饱读诗书并且在清廷入仕为官，先后在广东、河南、江苏和台湾等多地任职。
甲午战争惨败后，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的同时还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于是，原本在那里任职的胡传只得携家返回了绩溪老家，不久后就在气病交加下过世了。临终前，他特意留下了遗言:
糜儿天资聪慧，应读书上进。
父亲胡传过世以后，母亲冯顺弟的处境非常艰难。作为续娶的继母，她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家中的财政大权都被丈夫前妻所生的长子和次子把持着，以至于两个儿媳都非常的蛮横和霸道。据《胡适四十自述:半生回忆录》记载:
大嫂只是不说话，也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只有四岁的胡适完全不懂事，除了添乱以外，根本就帮不上母亲的任何忙。直到几十年后，他依然还对那段往事久久不能释怀，在自传中这样自责:
母亲23岁就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实在不出万分之一二！
根据父亲胡传的遗言，母亲克服万难坚持供儿子胡适读书。就这样，他在懵懂之年进入私塾，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很快成为了所有人口中的“别人家孩子”。据《胡适四十自述:半生回忆录》记载:
古代儒学和哲学的著作，以及宋明诸儒的论著，我在幼年时就差不多都读过了。
到了1905年，清廷为了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更为了继续维护自身的统治，慈禧太后准许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了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受此影响，胡适开始接受新式文化的教育，转入了澄衷学堂继续读书。
从旧学转入新学，胡适在学业上依然高歌猛进，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在学习之余，他格外喜欢阅读《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等经典小说，而且还能用白话文讲给族中没有文化的长辈们听，极大地提升了自己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能力。若干年后，他不无得意地表示:
《尚书》和《周易》等经典著作，全都不能帮我理顺文字。但是，白话小说却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1907年，为了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为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率先同意退还“庚子赔款”。之后，这些退款的大部分被用于兴建清华大学，其余部分则当作奖学金吸引中国青年赴美留学。
1910年，胡适成功考取了公派留学的名额，依靠“庚子赔款”奖学金远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他除了学习相关的专业外，还尤其注重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融汇贯通。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演论》，而西方的“人类进化论”和“思想存疑论”也成为了他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基础。不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华夏文明对他的影响。难怪，《胡适文选》中会有这样的记载:
我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最大。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而杜威则教我怎样思考。
1911年10月10日晚，趁着保路运动四面开花之际，革命党人蒋翊武、孙武等人率领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由于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封建势力残余依然根深蒂固，新生的“民主”和“科学”遭到了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化革新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而胡适，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不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而且还在思想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由于功绩斐然，他被人称为“十项全能文坛巨匠”，成为所有青年人都崇拜的偶像。
不过，由于胡适过度崇尚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使得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比如，同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都能及时调整和改进并且最终支持了共产主义理论，但他却没有迎头赶上，依然固执地坚持西式资产阶级理论。
就在胡适崭露头角之时，母亲冯顺弟却开始不断向儿子“催婚”，女方是早已经定下的江冬秀。不过，这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而且还裹着小脚。
胡适和江冬秀
对于这桩包办的亲事，胡适自然是十万个不愿意，怎奈母亲固执坚持。1917年12月30日，他只得趁着寒假的工夫回到老家，在鞭炮声中迎娶了江冬秀。
在婚礼当天，胡适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丝毫没有新婚的感觉。或许，唯一亮点就是作为伴娘的曹诚英，她在外形和气质方面都完全碾压了新娘，颇有喧宾夺主的意味。
通过短暂的接触，胡适对曹诚英的印象非常好，而曹诚英也对胡适这位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崇拜有加。寒假结束前，他离家前往北大继续任教，从此开始与她鸿雁传书。
1918年底，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胡适只得将妻子江冬秀接到北京共同生活。一个是留学回国的新派男子，一个是封建传统的旧派女子，两人的关系自然是磕磕绊绊和吵吵闹闹。
胡适和曹诚英
1923年夏，胡适因病前往杭州疗养，期间与在当地读书的曹诚英频频往来，终于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不过，此事最终被妻子江冬秀知悉，甚至还拿出菜刀威胁要砍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吓得他连连求饶并保证永不见面。
1931年9月，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地区，之后还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引得举国上下都同仇敌忾。值此民族荣辱和存亡之际，胡适却盲目呼吁广大学生要以学业为重，并且还提出了“理智爱国”。
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国共两党在此旗帜下再次携手合作。之后，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希望利用他的国际影响力为抗战积极宣传和筹措资金。
出任驻美大使以后，胡适只是出席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公开活动而已，主要精力却放在了个人荣誉方面。在美国期间，他先后获得过36个荣誉博士的头衔，于国家抗战方面却几无益处。难怪，蒋某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痛骂:
胡适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相继对日本宣战。按理说，胡适在这种背景下更容易进行宣传和募捐，更容易发挥自身作用，可结果却令人失望至极。1942年7月2日，《大公报》转载了《华盛顿邮报》的新闻:
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遍游美国各地，行程多达三万五千里，创造了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而且，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已经超过了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胡适被国民政府解职后却不思回国报效，而是留在纽约做起了寓公，美其名曰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不过，由于他的积蓄不多，加上儿子胡祖望也在美国读书，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1945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傅斯年和黄炎培等人前往延安商谈两党团结合作和国内和平等问题，毛主席在会谈中还提到了胡适并要求转达问候。看得出来，伟人对于这位“十项全能文坛巨匠”还是非常尊敬的。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胡适竟然充满幻想，认为依靠国民政府才能赢得国家和民族独立。同年8月24日，他从纽约特意致电毛主席，鼓吹“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党”，简直是天真至极！
1946年7月，胡适返回国内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他不仅大谈西方的民主自由，而且还误导了学生们的爱国方式，希望他们“把学堂当作学堂，不能掺杂太多因素”。
1948年9月，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完成对锦州的包围后切断了蒋军退往关内的陆上通道，也形成了毛主席口中的“关门打狗”之势。到了11月29日，平津战役也终于打响，北平于12月15日被我军重重包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华北局城工部积极争取北平城内的专家和学者们留下来。面对如此诚恳的挽留，徐悲鸿、贺麟、郑天挺、齐白石和马衡等人均表示绝不会离开。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为最著名的两所院校，自然被组织高度重视。华北局城工部派人秘密与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接触，争取他们能够留下来。据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
有人告诉胡适，将来继续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敦请他留下。
虽然我们拳拳盛意，甚至毛主席都亲口挽留胡适留下来。可是，他还是在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离开了北大。据《胡适日记全编》记载: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继续，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败退台湾已经不可避免。胡适既担心大陆不能容忍他，也担心台湾不会接纳他，只得辗转奔赴美国流亡。
为了生存，胡适担任了《自由中国》的主编，一再鼓吹着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期间，他既反对中国大陆，又反对中国台湾，导致自己两边都不讨好。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在谈到胡适时这样表示:
这个人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
妻子江冬秀到纽约后，胡适原先居住的公寓已经显得狭小，但却没有钱重新购买一套稍大的房子。而且，每月的水电、报纸、衣食和电话等费用，加之治疗心脏病的医疗费用，时常搞得他焦头烂额。
1952年初，牛津大学有意邀请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的客座教授，可以极大地缓解经济窘境。不过，鉴于英国政府已经在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他担心此举会引起蒋某人不悦而无奈作罢。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邀请讲学，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临回美国前，蒋某还约他一起吃饭，席间极力推崇美式民主而引起了对方的不满。
1955年，祖国大陆开始针对胡适在海外的一系列观点进行驳斥，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不过，毛主席还是托人给他带话:
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而不针对个人。如果胡先生能回来，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并且来去自由。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胡适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还是选择了后者，于1958年4月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台当局派出了500多人的欢迎队伍，其中不乏像陈诚、孙科和于右任等重量级人物。
表面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实际上，蒋某人根本不喜欢胡适，并没有对他委以重任，只是像一尊泥菩萨似的供了起来。
或许久居国外，或许太过幼稚，胡适被冷遇后依然不知进退，依然不知收敛。他竟然天真地认为，蒋某应该带头维护民主和宪法，应该依照宪法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后下台。
胡适一连串的违逆行为，自然破坏了蒋某“三连任”的计划，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为了缓和自己与蒋家的关系，他无比尴尬地出席了蒋某的第三次就职典礼，还面带笑容当场送上了掌声。
之后，胡适彻底放飞自我，不顾蒋氏父子的仇视在公开场合中老调重弹，继续宣扬美式民主政治。这些行为，使得他成为了岛内的众矢之的，各种攻击和批判之声都甚嚣尘上。
胡适
1962年2月24日，已经72岁的胡适在蔡元培纪念馆主持召开台湾“第五次院士会议”。当天，袁家骝、吴建雄、吴大猷和刘大中等知名学者都到会出席，他准备了非常充分的发言。
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李济发言驳斥了胡适，表示自己对科学发展的现状感到悲观。或许，正是这个用词尖锐的发言刺激了他，在之后的招待酒会时突发心脏病猝死。
胡适死后，遗体被立即送回了家中，妻子江冬秀因承受不住打击而昏厥，被医护人员注射了两针镇静剂才稳住。之后，台当局火速通知了远在美国的儿子速归。
江冬秀
胡适入殓时，妻子江冬秀终于大度一回，将他青年时美国女友韦莲司的照片也放进了棺材陪葬。3月1日，胡家开始接受外界的瞻仰和吊唁，蒋某人虽然在日记中表示“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言，乃除了障碍”，但还是送来了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像胡适这样的标志型人物，生前不被台湾当局重视，死后却被充分利用。蒋某不仅为他修建了极其豪华的墓园，而且还要求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都要悉数送殡，可谓哀荣无限。
在移灵的当天，胡适的灵车被装点得非常肃穆，伴随着哀乐声缓缓前行。很多人都认为，自从鲁迅的葬礼后，他是唯一一个享受国葬同等待遇的文化人。只不过，对二人的历史评价却相去甚远。
回顾胡适的一生，在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他在政治领域却显得有些幼稚，甚至低能，每次重大抉择时都会犯浑，人生中“关键的几步”没有走对，历史评价自然有限。
季羡林
个人认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也算是盖棺定论: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