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法国巴黎，这座被誉为 “艺术之都” 的城市，正处于艺术的黄金时代。画廊、博物馆、美术馆和沙龙里，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现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流派更是如潮水般涌来，让年轻的画家常书鸿沉醉其中。此时的常书鸿，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跟随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学习，他的作品屡获嘉奖，在巴黎画坛崭露头角 ，成为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会员，前途一片光明。

一个秋日的午后，常书鸿像往常一样在塞纳河畔漫步。塞纳河波光粼粼，河畔的旧书摊散发着独特的气息。常书鸿随意地翻看着一本本旧书，突然，一本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书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黑白印刷的书，是伯希和根据 1907 年从中国敦煌石窟中拍摄的材料印制而成。常书鸿翻开它，瞬间被书中精美的壁画和塑像照片震撼了。

书中展现的敦煌艺术，跨越了千余年的历史，从北魏的古朴刚健，到隋唐的绚丽多彩，再到宋元的精致细腻，每一幅画面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那些飞天仙女，衣带飘飘，仿佛要从画中飞出；那些佛像，庄严肃穆，眼神中透露出慈悲与智慧。常书鸿从未想到，在自己的祖国，竟然隐藏着如此璀璨的艺术瑰宝，而他，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却对此一无所知。

这一刻，常书鸿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他想起了自己在法国的学习经历，虽然在西方艺术的海洋中畅游，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祖国文化的眷恋。他意识到，敦煌艺术才是他真正的根，是他应该追寻的艺术源泉。“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常书鸿在心中暗暗发誓 。

从那一天起，常书鸿的心便被敦煌紧紧抓住。他开始四处搜集关于敦煌的资料，了解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他发现，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座艺术宝库，更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无人管理，敦煌莫高窟正面临着严重的破坏和掠夺。那些珍贵的壁画和文物，在风雨侵蚀和盗贼的觊觎下，岌岌可危。

常书鸿坐不住了，他决定放弃在法国的优渥生活和光明前途，回到祖国，守护敦煌。这个决定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包括他的妻子陈芝秀。陈芝秀习惯了巴黎的繁华和舒适，无法理解常书鸿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去守护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但常书鸿心意已决，他耐心地向妻子解释敦煌的重要性，最终，陈芝秀无奈地同意了他的决定。

1936 年，常书鸿带着妻子和女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前夕，局势动荡不安。常书鸿一家辗转多地，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然而，回国后的常书鸿并没有立刻前往敦煌，而是先后在北平、昆明等地任教，等待着前往敦煌的机会。

回到祖国的常书鸿，在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尽管生活相对安定，但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敦煌。在昆明的日子里，常书鸿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搜集关于敦煌的资料，同时也在等待着前往敦煌的机会。他向身边的人讲述敦煌的艺术价值，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更多地关注着战争和生存，对于敦煌这座遥远的艺术宝库，知之甚少，也鲜有人关心。

1942 年，机会终于来了。著名学者梁思成和画家徐悲鸿等人向国民政府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保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这个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得知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筹备工作，并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43 年早春二月，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工作人员，踏上了前往敦煌的征程。他们从重庆出发，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进发。一路上，他们历经艰辛。道路崎岖不平，卡车时常抛锚，他们不得不下车修理；遇到河流，他们只能徒步涉水而过；夜晚，他们就睡在路边的破庙里，忍受着寒冷和饥饿。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安西。从安西到敦煌，已经没有公路，他们只能换乘骆驼。在茫茫的沙漠中，骆驼一步一步地前行，驼铃声在寂静的沙漠中回荡。常书鸿坐在骆驼上，望着眼前的沙漠，心中充满了对敦煌的期待。他想象着敦煌莫高窟的样子，那些精美的壁画和塑像，仿佛就在眼前。

1943 年 3 月 27 日，常书鸿一行终于到达了敦煌莫高窟。当他第一眼看到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三危山上的太阳，透过白杨的柔枝嫩叶，照耀在洞窟中的彩色绚丽的众多壁画和彩塑上，产生出不可思议的动人心魄的宏观异彩。一阵按捺不住的发自内心深处对于伟大祖国民族艺术传统的爱慕之情，像电流震撼了他的全身，使他长途跋涉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

然而，眼前的莫高窟，却让常书鸿感到心痛。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莫高窟一片破败景象。洞窟的栈道损毁，崖体坍塌，壁画裸露在外，受到了风沙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许多壁画已经褪色、剥落，塑像也残缺不全。一些洞窟甚至被当地居民当作羊圈和仓库，里面堆满了杂物。

面对如此破败的莫高窟，常书鸿没有退缩。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保护和传承敦煌艺术的重任。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莫高窟重焕生机。从这一刻起，常书鸿开始了他在敦煌的守护生涯，这一守，就是大半辈子。

当常书鸿踏入莫高窟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如刀绞。原本宏伟壮丽的洞窟，如今栈道大多损毁，崖体部分坍塌，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风沙中摇摇欲坠。走进洞窟，更是一片狼藉，壁画因长期暴露在风沙中，色彩黯淡，许多地方已经剥落，露出了斑驳的墙壁；塑像残缺不全，有的头部缺失，有的肢体断裂，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苦难。

更让常书鸿痛心的是，莫高窟还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和文物盗抢。自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列强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接踵而至，他们打着 “考察”“研究” 的旗号，从莫高窟掠夺了大量珍贵文物。藏经洞中的数万卷经卷、文书、绘画等文物，被他们用低价骗取或强行掠夺，运往国外，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而当地的一些无知百姓，也对莫高窟进行了破坏，他们在洞窟中随意刻画、涂抹，甚至将壁画和塑像作为商品出售。

莫高窟的环境也极其恶劣。这里地处沙漠边缘，气候干燥，风沙肆虐，每年都有大量的流沙掩埋洞窟。水源稀缺，水质苦涩，难以饮用。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常书鸿和他的团队，就住在洞窟旁边的土坯房里，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寒冷刺骨。他们每天的食物，只有简单的馒头和咸菜，喝的是苦涩的咸水。

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常书鸿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莫高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保护莫高窟，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就是保护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他下定决心，要在这片荒芜的沙漠中，建立起一个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基地，让莫高窟重焕生机。

常书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然而，他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

资金短缺是首要难题。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经费投入极少，研究所常常陷入经济困境。为了维持研究所的运转，常书鸿四处奔走，向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人士寻求支持。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画作和衣物，只为换取一些急需的物资。有一次，为了购买修复壁画所需的颜料和纸张，常书鸿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油画作品低价出售，看着陪伴自己多年的画作被他人买走，他心中满是不舍，但为了敦煌莫高窟，他别无选择。

人员流失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敦煌的生活条件艰苦，许多工作人员难以忍受，纷纷离开。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画家，满怀热情地来到敦煌，希望能在这里一展身手，为保护敦煌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艰苦生活而选择离开。常书鸿虽然心中难过，但他也理解大家的选择，他只能不断地招募新的人员，努力维持研究所的工作。

生活的艰苦更是常人难以想象。没有电，他们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没有自来水，他们只能从远处的河里挑水，水苦涩难咽，但他们也只能将就着用。夏天，酷热难耐，洞窟里像蒸笼一样，他们在里面临摹壁画，汗水湿透了衣衫；冬天，寒风刺骨，土坯房里没有暖气，他们只能裹着厚厚的棉衣，在冰冷的房间里工作。常书鸿和他的团队，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

在保护莫高窟的过程中，常书鸿和他的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清除了洞窟内多年积累的流沙，这些流沙有的厚达数米，清理工作十分艰巨。他们用自制的 “拉沙排”，一锹一锹地将流沙运出洞窟，常常累得腰酸背痛。为了防止流沙再次掩埋洞窟，他们还修建了长达 1000 多米的土围墙，将莫高窟围起来。

他们还对洞窟进行了编号、测绘和调查，详细记录了每个洞窟的壁画、彩塑等情况。在编号过程中，他们需要爬上陡峭的山崖，进入一个个洞窟，有些洞窟的栈道已经损毁，他们只能借助绳索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攀爬进去。测绘工作也十分复杂，他们需要用简单的测量工具，准确地测量洞窟的大小、形状等数据，为后续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常书鸿还组织大家对敦煌壁画进行临摹。临摹壁画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没有先进的临摹设备，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拿着画笔，在昏暗的光线下，一笔一笔地临摹。为了保证临摹的准确性，他们常常需要反复观察、修改，一幅壁画的临摹，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常书鸿和他的团队在敦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完成了对莫高窟 400 多个洞窟的编号和测绘，为敦煌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编号和测绘数据，详细记录了洞窟的位置、规模、壁画内容等信息，成为了后人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依据。

在壁画临摹方面，常书鸿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大量的临摹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忠实再现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貌，还为敦煌艺术的传播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临摹作品在国内外展览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其中，常书鸿亲自临摹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展现了壁画的神韵，成为了临摹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常书鸿还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积极招收和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和艺术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在敦煌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敦煌事业的中坚力量。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专业人才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为敦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在常书鸿的努力下，敦煌莫高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政府加大了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投入，改善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敦煌艺术，前来参观和学习的游客络绎不绝。敦煌莫高窟，这座沉睡千年的艺术宝库，在常书鸿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终于重焕生机，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

常书鸿的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他的学生段文杰，沿着他的足迹，在敦煌坚守了半个多世纪。段文杰潜心研究敦煌壁画，临摹了大量的作品，为敦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带领全院职工，在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樊锦诗，这位被誉为 “敦煌女儿” 的第三代敦煌守护者，同样深受常书鸿精神的影响。1963 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这一待，就是 50 多年。在这 50 多年里，樊锦诗克服了重重困难，致力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她提出了 “数字敦煌” 的构想，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敦煌壁画和彩塑永久保存下来，为敦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拥有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他们继承和发扬常书鸿的精神，在敦煌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工作中默默奉献。他们中，有放弃大城市优越生活，来到敦煌的年轻学者；有在敦煌土生土长，立志守护家乡文化遗产的当地青年；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热爱敦煌文化的国际友人。他们汇聚在敦煌，共同守护着这座人类文明的瑰宝。

在常书鸿等几代敦煌守护者的努力下，敦煌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敦煌文化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讲座，吸引了无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亲身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敦煌莫高窟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常书鸿的一生，是为敦煌艺术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的故事，是一部从未上映的史诗，激励着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他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后人，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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