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二月初九，清朝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赴塞北行猎散心的途中，突然暴薨于古北口外的喀喇河屯行宫（即后世的承德避暑山庄）内。而多尔衮病死后，其同在喀喇河屯行宫内的同母兄阿济格欲趁机夺取中枢大权、继任为‘皇叔父摄政王’，继续掌握朝廷的最高权力。
但此时也在喀喇河屯行宫中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抢先派内阁大学士刚林从行宫“策马疾行南返”，日夜兼程返回京师，向皇帝顺治帝及其他在京王公告急变。顺治帝闻报后立即下令关闭了京师九门，并在德胜门外派驻重兵，以防随时发生不测。
十二月十七，阿济格、济尔哈朗奉多尔衮灵柩回京；当多尔衮灵柩抵达京师城外后，已经有心清算多尔衮势力的顺治帝为了不打草惊蛇，于是亲自穿戴了白衣缟服，率在京的诸王和满汉蒙大臣出德胜门外迎接，又派重兵紧密监视同行的阿济格父子。
在顺治帝所布置的重兵威慑之下，阿济格父子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收起了兵变夺权的心思，将多尔衮的灵柩送回了城内；年轻的顺治帝在诸王大臣的配合下，轻松粉碎了阿济格的兵变阴谋，避免了朝廷内部的又一次内讧动乱。
此后，顺治帝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其神主也奉安至太庙，并在东直门外修建‘成宗义皇帝陵’（北京东城区东直街道门新中街），安葬了多尔衮。
因为多尔衮生前仅有一个独生女东莪，所以在他去世后，已经有清算多尔衮势力计划的顺治帝为了安定人心，在和议政王大臣们商议后，将多尔衮同母弟、豫亲王多铎第五子、时年八岁的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为嗣子，承袭睿亲王王爵。
在加恩多尔博、让其出继伯父多尔衮为嗣子、并承袭睿亲王王爵的前后，顺治帝以皇帝的身份宣布‘亲政’，真正地将朝廷大权全部收拢于自己掌控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夺回皇统大权之后，顺治帝授意前任‘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让其暗中联络早就倒向皇权的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发起对已经被剥夺了权力的英亲王阿济格的清算打击；而在随后召开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顺治帝指使郑亲王济尔哈朗带头围攻已经被半软禁的阿济格，揭发其之前的种种擅权、欺君、谋逆等横行不法之事。
最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阳历为1651年1月17日）拟定了阿济格的罪状，然后上奏顺治帝，请将阿济格父子以‘谋逆大罪’夺爵幽禁，阿济格其余诸子也一并革除黄带子、废为庶人；顺治帝当即批准所奏，废阿济格父子为庶人、终身圈禁。
而在顺治帝以雷霆手段处理了多尔衮唯一在世的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之后，一些嗅觉灵敏的王公大臣们（同时也是多尔衮生前的政敌）如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礼亲王代善之子），还有原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人（目前还是两白旗大臣）便纷纷站出来为自己、或者为之前的主子（肃亲王豪格）翻案，同时揭发多尔衮在世时所犯的那些‘大逆之罪’。
当时，因为顺治帝是刚刚从暴薨的多尔衮手中接收了朝廷大权，立足尚未稳，因此并没有直接发起对多尔衮的清算，而是首先装模作样的‘追念、尊崇’多尔衮之功，为其加尊‘成宗义皇帝’的称号，又给他选择嗣子（多尔博）承袭王位，还尊其元妃为‘义皇后’，以稳定内部人心，为自己完全掌握权力争取时间。
直到议政王大臣会议秉承顺治帝的密旨，议定英亲王阿济格之罪并将其父子夺爵软禁、彻底消除来自多尔衮势力的军事威胁后，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顺治帝这才开始磨刀霍霍地动手——他先恢复了原两黄旗大臣们（比如索尼、鳌拜）之前在皇太极在位时高于两白旗贵族的政治地位，并提升两红旗宗王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人（都是礼亲王代善的子孙）的参政权力，意图借助两黄旗、两红旗的实力来对付势头已经落了下风、且旗主均已去世或被罢黜的两白旗。
此后，顺治帝又下旨将两黄旗、两白旗的旗帜颜色再次对调，恢复了太宗皇太极在世时的旧有八旗仪制，然后将多尔衮在世时亲领的正白旗也划归自己亲领，与两黄旗一起成为了直属皇帝的‘上三旗’。
对顺治帝这种不断加强皇权、清除异己，已经很明显了的‘清算多尔衮势力’的架势，部分两白旗大臣（已经改旗帜颜色了）、如苏克萨哈等见势不妙立即反水，纷纷倒戈投靠了顺治帝，再反过来对之前的同党们（其他两白旗大臣）痛下杀手、不断地揭发举报他们的‘不法事’。
在这种墙倒众人推的逼人形势之下，顺治帝在接受了苏克萨哈等人的投诚后，先兴大狱将多尔衮的死党、侍卫罗什等五人下狱论罪，然后以‘欺君、擅权、乱政、结党、僭越、谋逆’等等理由，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大罪’，追夺他才刚刚得到两个月的一切身后尊崇封典，取消其帝号、庙号，毁去陵墓，掘开地宫，挫骨扬灰；其生母‘孝烈武皇后’乌拉那拉氏、其元妃‘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一并革除‘皇后’尊号。
另外再补充一句：至于后世民间地摊文学中所说的，多尔衮死后被顺治帝下诏毁墓鞭尸，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毁墓之事确实是有的，但鞭尸肯定是没有的；清初制度，从太祖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的宗室王公贵族们死后都是火化，然后将骨灰装入‘宝宫’、也就是骨灰坛，再安放于地宫之中（包括顺治帝自己，以后驾崩了也是这种情况）。
或许顺治帝的内心，也是有将十四叔鞭尸的想法，但现实中他已经做不到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遗体，早就火化成了灰，顺治帝再想泄愤，也只能一撒了事。
在处理了多尔衮本人（身后待遇和墓葬）之后，顺治帝再行雷霆手段，将之前依附多尔衮的大臣们——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一一下法司鞫问，其中除了巴哈纳因是‘觉罗’身份而被免死（巴哈纳是努尔哈赤三伯祖索长阿的曾孙，属于红带子）革职罢任，籍没家产三分之二以外，其余诸人都先后以‘阿附睿亲王，参与密谋’的罪名伏诛。
这其中的刚林，甚至还是首先发现阿济格夺权阴谋、从喀喇城疾驰七百里返回京师向顺治帝告急变的‘有功之臣’，但因为有依附多尔衮的举动、又在之前在负责修《太祖实录》时，擅改其中内容，为多尔衮（睿亲王）削匿罪责、增加功绩，所以也被顺治帝下诏斩首，籍没家产；由此可见顺治帝穷究、治罪多尔衮党羽之心有多么的咬牙切齿和‘不分青红皂白’。
而经过了顺治帝（及其亲信王公大臣们）的这一场‘雷霆手段’之后，多尔衮自出任‘摄政王’八年以来，苦心经营、培植的党羽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两白旗大臣们（以及其他各旗中依附多尔衮者）死的死、黜的黜、反水的反水，再也无法对顺治帝的皇权产生威胁了。
另外，被革去了王爵、废为庶人后的阿济格，因为在幽禁期间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和悔悟，反而更加地狂妄无礼，不但屡次对顺治帝以及其他宗室王公口出狂言，而且还在关押自己的监房内通过暗中的渠道私藏刀剑兵器，还偷偷地挖掘地道，意图越狱；在以上诸事被发觉后，阿济格仍不思悔改，居然不知死活地声称要放火烧毁监房、逃出监地联络旧部，再图起兵作乱。
因为阿济格被废黜监禁后的状态愈发地丧心病狂、暴躁狂悖，因此诸王公大臣们经过再三商议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十六上奏顺治帝，以阿济格悖乱已极、不服管教，再留其存身恐贻后患祸乱，应立即处死以绝来日之巨乱。
顺治帝接到奏报后，立即下诏命阿济格自尽谢罪，子孙全部黜宗籍，其第三子劳亲因罪过尤甚、与父同罪，所以一同被赐死。
当一切来自于多尔衮集团势力的威胁都被彻底清除之后，顺治帝终于想起了在南池子大街内的‘和硕睿亲王府’中，还住着一位正儿八经的‘嗣睿亲王’呐（即八岁的多尔衮嗣子多尔博）！
既然已经清算了多尔衮集团的‘谋逆、乱政’大罪，就连多尔衮本人也被‘削爵、撤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宫’，那么多尔博的这个继任‘睿亲王’王爵，也是万万不能再继续留着的了。
于是，顺治帝赶紧补充了一道诏书——
‘睿王阴谋篡逆，罪行不可赦，今已加治其罪；其养子多尔博不可再承其嗣、袭王爵，著夺爵归宗，与其女东莪俱交信王看管。’
顺治帝谕旨中所说的‘信王’，就是豫亲王多铎的次子（嫡长子）、多尔博的同母兄多尼；顺治八年（1650年）正月，顺治帝将已经袭爵的多尼之‘豫亲王’王号改为了‘信亲王’，所以之后顺治帝的旨意中，才会称呼多尼为‘信王’。
而将多尔博革除王爵，与名义上的姐姐东莪一起交由多尔衮同母弟多铎的儿子多尼来照顾、看管，这也是顺治帝考虑到多尔衮与多铎是同母亲兄弟，多尔博又是多尼的同母亲兄弟，所以把他们姐弟交给多尼来照看，也算是顾托得人了（顺治帝倒是没有穷究多尔博的意思，一个八岁的堂弟，又没有得罪自己，还是轻拿轻放了吧）。
再者，当初是顺治帝自己主动将多尔博过继给‘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为嗣子的，这次清算多尔衮集团后，顺治帝对多尔博这个小堂弟心里还是有一些愧疚（别人也是被动承担了被削爵归宗的后果了）。
因此，顺治帝才没有对多尔博有什么过重的处罚，也没难为他，只是让他归宗、重新成为多铎的儿子，依附兄长信亲王多尼生活，就算了事了。
就这样，八岁的多尔博在懵懵懂懂之间，先被过继给了去世了的伯父多尔衮，在南池子大街的‘和硕睿亲王府’里当了两个多月的‘睿亲王’；然后又在莫名其妙中被堂兄顺治帝给革爵、归宗，重新回到了东单三条胡同的‘和硕信亲王府’（以前的豫亲王府）中，依附于袭爵的兄长信亲王多尼生活。
恍恍惚惚之间，八岁的多尔博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经历荒诞而失真。
而多尔博被顺治帝革爵归宗后，南池子大街内的‘和硕睿亲王府’就被废弃不用，逐渐荒芜下去，闲置了四十多年；后来，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时候，康熙帝为了迎蒙古族圣物玛哈噶喇（护法大黑天金佛）入京师，于是在已经废弃多年的睿亲王府旧址（只有旧址的北半部，其南半部已经改为了内务府缎匹库）上兴建玛哈噶喇庙，用以供奉玛哈噶喇佛。
玛哈噶喇的来历，是早在清朝入关前（甚至还称为后金的时候），时任后金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时得到的——当时，归降后金的末代察哈尔大汗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和其嫡妻嫡母囊囊，将手中保管的蒙古汉廷传承数百年之久的三大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传国玉玺进献给了皇太极。
对于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圣物，皇太极十分重视，于是在国都盛京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六十年后，康熙帝将玛哈噶喇金佛迎入京师供奉时，选取了内城中废弃已久的睿亲王府作为供奉圣物的寺庙，这才有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玛哈噶喇庙的修建。
再后来，乾隆四十年（1755年）时，乾隆帝下诏扩建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钦赐玛哈噶喇庙名为‘普度寺’（普渡寺）。此后多尔衮曾经居住过的‘摄政王府’，就以‘普度寺’的名字留存于世了。
经过二百年的风霜洗礼，如今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普庆前巷35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度寺’，也仅仅只剩正殿‘慈济殿’和山门尚存，旧建筑已经十不存一。
言归正传——多尔博被削爵归宗后，依附于兄长多尼生活了六年，期间没有被授予任何的爵位和发放俸禄，也就是普通闲散宗室一个（而他的名义上的姐姐、多尔衮唯一的女儿东莪，则彻底在史料中失去了踪迹）。
在此期间，因为受伯父多尔衮‘谋逆案’的牵扯和连坐，多尔博嫡兄多尼的爵位也从‘信亲王’降为了‘信郡王’；就连已经去世了的多尼和多尔博之父豫亲王多铎，也因为这个原因而在身后被降爵为‘豫郡王’。
至于多尔博在此之后的人生历程，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