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发生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万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寂寞的伪满宫廷生活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帝位继承法
（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国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国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国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国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国和日本亲密一体，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性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令溥仪伤心的是"建国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国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国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国"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的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照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战时的新京、北京和东京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沉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国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沉然写的，托他亲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沉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沉然被处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
"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我沉默不语。我明白了为什么关东军轻易不让我们到北京来，因为他们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谁都想利用我们哥儿俩作傀儡的。我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长春，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立刻战局逆转。战线过长这个致命的弱点给日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国内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自然也把这个困难转嫁到伪满洲国身上，满洲生产的小麦、谷物都运到日本去，满洲人自己只能吃高粱，并且实行了配给制。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粱，难道我们只配吃高粱吗？"东北人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克制。"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还要我们献出金银财宝。
就在这一时期，溥仪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心爱的贵人谭玉龄突然死了。死因溥仪一直认为是吉冈陷害的，因为谭玉龄公开表示了对关东军的不满，于是吉冈请来西医，为她打了一种来历不明的针药，不久她就死去了。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新京的一座庙里。解放以后，由我的侄儿毓岳把骨灰带回北京葬在他家的庭院里。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
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激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归时，东京发生了可怕的夜间空袭。炸弹爆炸的火光把东京照耀得如同白昼，狸穴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为一个军人去参加防空演习，家里只剩下浩和两个孩子，她们吓得心惊胆战。我从街头看到的空袭情况想到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么？而且已持续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德王来访
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途中因为空袭，临时在大阪着陆，等到到达新京机场时，飞机误点，已经是夜晚8点钟了。久别了的新京，在夜里看来，更显得静谧和安宁，与不久前被空袭的东京来比，使人觉得和平是多么宝贵呀！但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伪满洲国已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车上，这种虚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个早晨被破坏的。
我和溥仪经常议论未来的局势，愁眉不展。我们梦想复辟清朝，一直没死心，但当前如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不当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临的议题，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我们这种狼狈的处境和内心的苦闷，大约也被别人察觉了。这表现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来访中。德王是伪蒙疆自治区的头子，他来访问伪满洲国，等于是两"国"首脑的会晤。德王穿着传统的蒙古服装，梳着长长的辫子，脸膛通红，是个身体强壮的蒙古汉子。他见了溥仪，寒暄几句话后就说：
"我们蒙族虽然表面上自治，但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您们是大清皇室之后，怎么也是这样的软弱？我们蒙族一直将溥仪皇帝作为我们的王来尊敬，因为您是清朝的直系。可您们将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请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这使我们该如何理解呢？现在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只是袖手旁观，这不是当了日本的傀儡吗？你们今后该怎么办呢？"
溥仪听了德王的话，一言不发。
我听了德王的话，脸上直发热，胸膛中燃烧起满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颜厉色地对德王说："请您放心。我相信我们不辜负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将到来。"
我这句话的意思倒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是不甘心当奴才的。我和溥仪都读过圣贤书。陈宝琛老师教我们读过四书五经，传统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所以我们对于处在关东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实难容忍，于是就迸发出了刚才我对德王说的两句话。其实我们如何图反抗？实在也是毫无良策。
德王听了我那耐人寻味的两句话，不知道他悟出了什么，竟恭恭敬敬地说：
"我懂了。我们会永远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冈找溥仪问："昨天德王和你们都讲些什么？"
溥仪说："我们只说些家常话。"
吉冈说："不见得吧！恐怕讲了些对日本不利的话吧！"
可恨的吉冈，他一定布置了密探，侦察我们的活动。溥仪身边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在伪皇宫内部有日本宪兵队，住在内外宫之间。表面上这是保卫溥仪皇帝的安全的，实际上是监视我们的。他们身穿便衣，别人不易察觉他们。他们每天注视着哪些人来见溥仪。另外，一定还有吉冈直接安排的人，不然，为什么德王和溥仪说什么话他们都知道呢？
愈来愈难堪的生活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中佐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
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国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国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溥仪和我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困苦了。拿孩子来说，日本孩子可以吃白米饭，伪满的孩子只能吃高粱米和粗粮。日本军人纯毛袜子穿不完，满洲人连织袜子的线都没有。满洲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当时，在满洲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话：
"关东军是天皇，满洲铁路是中将，警官是少佐，剩下的日本人是下士官，而满洲人是猪。"
满洲是一座愤怒的火山，关东军正坐在这座火山的顶端上，摇摇欲坠。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亲、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铣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药，对付从铣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国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恶梦般的8月到来了。
我生命中悲惨的日子到来了。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满族，乳名誉格，字俊之，号秉藩。清朝宗室、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07年4月16日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早年遵溥仪命赴日本留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伪军政部步兵中尉的身份出任伪宫廷禁卫队步兵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担任伪满洲国京都外围的警卫任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后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著有《溥杰诗词选》传世。1994年2月28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