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军的现役军官军衔的晋级都有年限的。少尉升中尉两至三年，中尉升上尉、上尉升少校、少校升中校、中校升上校、上校升大校各四年，军衔一晋升，往往也代表着职级的晋升，这就意味着军官从参军到晋升军级的少将前，至少得服役二十多年。

然而，我军有一位军官却很特殊，在部队仅仅服役了14年就从战士晋升为副大军区级的武汉军区副政委，真可谓是火箭式提拔，纵观全军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这位特殊的军官便是陈代富。

1942年3月出生于四川资阳市安岳县的陈代富，18岁的时候才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的陆军54军130师390团5连服役，成为陆军高机排一名普通的战士。

值得注意的是，陈代富只有小学文化，而且参军伊始仅仅是战士身份，他究竟是如何晋升到副大军区级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陈代富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经历，成为他快速晋升的重要支撑。

就在陈代富参军之际，正值中印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之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就频频越线，甚至还深入我军实控线以内，企图无休止地蚕食我领土；不仅如此，印度还不断调兵遣将、拒绝和平解决方针。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既然印度选择军事对抗，那么我们就奉陪到底。于是在1962年10月我军决定军事反击印军的侵略性进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藏字419部队，首先在印军入侵的克节朗河谷地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发起反击作战，全歼印军王牌第7旅，生俘旅长达尔维准将；同时新疆军区第4师在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也暴揍了印军。

在第一阶段，我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后，主动提议跟印度和谈，可印度方面不仅不理睬，反而动员更多兵力发起反攻，总兵力增加了3万多人。

在此背景下，我军决定调遣驻扎在重庆的成都军区54军一部进藏作战，丁盛军长亲率54军130师、昌都军分区等部队，向瓦弄地区的印度军队发起反击。

丁盛军长指挥的兵力主要有4个建制团，包括步兵388团、389团、390团、153团，此时已在390团服役2年的陈代富，也随部队向西藏的中印边境进发。

陈代富所在的5连是抢占瓦弄地区印度侵略军的飞机场，而在瓦弄北面有一个“32”高地的制高点，被印军利用构筑了40多个地堡，密集的火力压制住了我军的必经之路。要想完成任务，就必须得炸掉地堡。

彼时，已经有多名战士因进攻而牺牲，陈代富不忍战友继续伤亡，就拿着爆破筒往地堡爬去。如果是拿爆破筒直接从射孔插进地堡，很容易被地堡内的印军扔出来。为此，陈代富选择在地堡挖个小坑，把爆破筒塞进去。

谁知，陈代富的想法被地堡内的印军识破了，一个劲儿地往外推。已经受伤的陈代富决心用前胸顶住爆破筒往下压，就在爆炸的前一秒，陈代富快速滚下地堡，最终炸毁了地堡，这是印军在“32”高地最核心的地堡，为战友拿下高地扫清了障碍。

而陈代富也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

经此一战，陈代富不仅获得了部队授予的一等功，就连国防部在1963年4月23还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成为全军为数不多的获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人之一。

一时间，陈代富成为全军学习的榜样，其军旅仕途也迎来了前所未有辉煌。

在获得荣誉称号后不久，陈代富就获得提干，担任排长，一步步升任连副指导员、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在他参军的第10个年头，即1970年3月正式就任正营级的团政治处副主任。

按理说，当兵10年就从战士，升任正营级军官，还是相当快的。

但更快的还在后面，可以说是火箭式跳级晋升，全军少有。

一方面，陈代富实现了从正营级直升副军级的跨越式晋升。陈代富在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岗位上任职了3年时间，就于1973年8月直接升任54军副政委，试问我军还有谁能从正营级一步到位升至副军级呢？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彼时54军的政委是连续担任过54军和38军政委的开国大校邢泽，军长则是后来任副总参谋长的开国大校韩怀智中将，他们皆属于革命老兵。

另一方面，陈代富实现了从副师级到副大军区级的跨越式晋升。陈代富担任54军副政委时间不长，仅2个月又调任54军160师副政委。彼时的56军已经移防到河南，转隶到武汉军区建制。

陈代富在1974年2月直接晋升武汉军区副政委，成为副大军区级军官，时年32岁，距离刚参军仅过去了14年时间，堪称是那个年代最年轻的副大军区级军官。

不仅如此，陈代富顶着“战斗英雄”的光环，在1973年还开创了一个先例。当年，中共十大召开，年纪轻轻的陈代富被选为中候补，成为124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鉴于他属于军人身份，又成功被选为军委委员，开创了军副政委担任军委委员的先例，其他担任军委委员的基本都是经历革命战争的开国将帅或开国元勋。

遗憾的是，陈代富这种“飞黄腾达”的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1977年12月被免去了职务，接受审查多年，于4年后转业到地方，成为建行河南省南阳地区支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