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在广东爆发的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第三次大规模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没想到在这场众多人员参加的起义人员中，在日后却诞生了4位共和国元帅，分别是起义副总指挥叶剑英、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徐向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委员聂荣臻、黄埔军校特务营2连连长崔庸健。

叶剑英和徐向前、聂荣臻我们都很熟悉，三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同时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大授衔时被授予了开国元帅军衔。

那么崔庸健又是谁呢？

其实，崔庸健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而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我们别看崔庸健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却和中国有着很深的关系，犹如半个中国人一般。

1900年6月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的崔庸健，又名崔石泉，年幼时在日本殖民的阴影下过着艰苦的日子，但心里早已萌生出抗日救国、革命报国的想法，所以在1919年朝鲜爆发全国性的三一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时，崔庸健热情参与，结果被驻扎在大韩帝国首都汉城的日本军警抓获入狱。

崔庸健在日本监狱里度过了3个年头，终于获释出狱。彼时的崔庸健深知，在没有革命力量的支撑下，是无法与全副武装的日本殖民者对抗的，遂在1922年9月和24名朝鲜青年一起离开祖国，来到邻近的中国。

从此，正式开启了崔庸健为期23年在华求学、工作、生活、革命的生涯。

至于说崔庸健为何不到沙俄，而选择到中国，那是因为三一运动之后，大量朝鲜人来到中国避难，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流亡性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号称是“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崔庸健也被吸引了过来；另一方面，在崔庸健来华之际，正值我党成立之时，我国众多类似崔庸健这样的革命志士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崔庸健认识到，要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自己的祖国，首先需要学习军事技术，积攒革命经验，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这也是他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

彼时的崔庸健，几乎和中国的革命先辈没什么区别。

就读中国军校：崔庸健先后在中国两所军校锻炼，一是在1923年，崔庸健来到了大西南的云南讲武堂，成为17期学员，既学军事，又学马列，属于云南讲武堂为数不多的获得很高成就的外国校友之一，大名鼎鼎的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都是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校友。

二是在1925年4月，崔庸健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奔赴广州的黄埔军校执教，属于黄埔第五期第六区队长。

加入中国组织：在黄埔期间，崔庸健于1926年加入中共，与东北抗联创建人杨靖宇、特工之王李克农、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同年入党的，甚至比彭德怀、贺龙元帅的入党时间还早，也算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了。

参与中国起义：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黄埔军校特务营2连连长崔庸健也参加了，这是继北伐战争后，崔庸健在中国所参加的第二场大规模战斗，崔庸健所在连队是守卫起义总指挥部的卫队，跟叶挺、聂荣臻、叶剑英非常熟悉。

尽管后来广州起义失败，但并没有摧毁崔庸健的革命斗志；相反，他继续投入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保卫战中。

创建中国机构：1928年，崔庸健接受党的委派，北上前往东北开展地下工作，在这里朝鲜族群众比较多，又离祖国较近，基于崔庸健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选他最为合适。就这样，崔庸健就正式离开了中国南方，在东北扎下根来。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身为三江地区首位中共党员的崔庸健，不仅建立了黑龙江哈尔滨通河县首个党支部，更是在黑龙江佳木斯市汤原县鹤立镇设立了我党在三江地区的首个县委——中共汤原县委，属于东北最早的中共县委之一。

某种程度上说，崔庸健带动了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热情、扩大了组织影响力。

投身中国抗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就号召东北各地组织武装抗日，崔庸健就利用自己在东北朝鲜族群众中的威望，以及在东北所建立的党组织，积极新建武装队伍，经崔庸健组建的抗日队伍就包括饶河农工义勇军、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等等。

相比身在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的红军来说，崔庸健的抗日斗争要更早一些。当红军还在跟国军展开反围剿斗争时，崔庸健的队伍就已经跟日本关东军打起来了。

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我党决定争取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类义勇军，遂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这就是东北抗联的前身。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就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第1师，而崔庸健的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则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崔庸健所在的4团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第2师。半年后，崔庸健的2师再次扩建，改组为抗联第7军，崔庸健担任军参谋长。随着7军军长李学福牺牲，崔庸健就代理军长兼参谋长。

由于日军对抗联大规模围剿和封锁，7军的兵力减员严重，遂把崔庸健的7军纳入周保中和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2路军直属序列，并缩编为第2路军第2支队，崔庸健担任抗联第2路军总参谋长。

当时有很多抗联队伍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再加上苏联在1941年4月跟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后又阻止抗联返回东北，导致崔庸健和周保中等大量抗联队伍留在了苏联，番号被改编成了“东北抗联教导旅”，苏军也授予该部“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特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即“国际教导旅”。

就这样，崔庸健在苏联一直待到二战末期，苏联对日宣战的时候，由这些抗联人员为苏军进入我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充当向导。

迎娶中国妻子：值得注意的是，崔庸健在苏联远东驻留期间，他的中国籍妻子王玉环也在这里，王玉环比崔庸健小16岁，是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东海镇兴隆村人，在1934年夏参加东北抗联后与崔庸健结婚，属于中国第一代女伞兵，她们在苏联远东学习空降技术，就是希望回到东北抗日战场后能派上用场。

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末期，崔庸健和王玉环双双留在苏联，未能大展身手。

随着苏军进军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日本旋即投降。苏联趁势进驻朝鲜，并扶持东北抗联的青年军官金日成回国组建政权。

在这个背景下，众多在中国参加革命的朝鲜同志纷纷回到祖国，迎接民族解放，崔庸健也是其中的一员。

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改编成立，在半年后成为朝鲜建国后的正规军，崔庸健凭借在东北抗联的独特地位，被金日成任命为朝鲜人民军首任总司令，以及朝鲜第一任民族保卫相（相当于国防部长）。

在1953年朝鲜实行军衔制时，金日成被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而崔庸健则被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成为朝鲜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共和国次帅，直到4年后，崔庸健升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国家元首，军衔才晋升为共和国元帅。

总之，在金日成时代，崔庸健是整个朝鲜的二号人物，他的中国籍妻子王玉环随夫来到朝鲜生活后，还曾担任朝鲜国家女性同盟会副委员长。